一代名相耶律楚材的曆史擔當

“不為良相，即為良醫”出自北宋名相範仲淹之口。類似的話東漢名醫張仲景在《傷寒論》中也早就說過“進則救世,退則救民”。元代耶律楚材既是千古名相，又是才具非凡的良醫，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是他大黃愈疾的傳奇。丙戌年（1226）冬十一月，元太祖成吉思汗率部攻打西夏重鎮靈武，城陷，諸将瘋狂搶掠财富。唯耶律楚材“獨取書籍數部，大黃兩駝”，大黃，是一味草藥，并不名貴。放着金貴的東西不取，卻弄些不值錢的草根根，衆人都感到困惑不解。不久軍中疫病起，這個謎團才被解開。所謂疫病，就是惡性傳染病，如曾發生在歐洲奪去過無數人生命的鼠疫、黑死病皆屬此類。疫病一則傳染性強，二則死亡率高，三則無藥可施，在醫學不發達的古代，能夠造成毀滅性災難。中國古代疫病并不罕見。東漢建安年間傷寒流行，史稱醫聖的張仲景自述其二百多人的大家族在一場瘟疫中竟然有三分之二的人染疾而亡。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除之前被殺的孔融和病死的阮瑀之外，其餘5人均在這場著名的瘟疫中染病殒命。曹植《說疫氣》描述其時慘狀：“建安二十二年（217），疫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戶戶有号泣之哀，或沿門而殪，或覆族而喪”。《元史·耶律楚材傳》記載說，當時軍中疫病初起，耶律楚材馬上拿出之前搜集到的大黃施治，使染疾者數萬人痊愈，迅速控制了疫情蔓延，創造了流行病史上的奇迹。軍中由此盛傳他未蔔先知，成吉思汗更贊其為“神仙”。懂醫藥的人都知道，大黃雖有瀉熱毒，破積滞，行瘀血之功效，但因其藥力猛，傷人元氣，使用不慎，可緻人斃命，是以被歸為“虎狼之藥”，一般人并不敢輕易施用。其實，耶律楚材敢用、巧用大黃，既非魯莽撞大運，更沒有什麼神明指引。而是與他自幼博覽群書、精進好學密不可分。《南村辍耕錄》說他：“于星曆筮蔔、雜算、内算、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由此，他才對流行病發生、傳播有準确清晰的預判，對預防、施治、用藥采取了恰當果斷的措施，才能夠未雨綢缪，成功地避免了一場像歐洲曾一次次發生過的那樣颠覆人類曆史的大災難。

耶律楚材像

其實，耶律楚材的品德、膽識、才幹、能力更多地表現在社會治理方面。他先後輔弼成吉思汗父子三十餘年，擔任中書令十四年之久，政令嚴明，肅然有序。1227年夏，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病逝于六盤山，窩闊台繼位，耶律楚材奉诏回到燕京。時值金元交替之際，漢地的社會秩序相當混亂，燕京地區尤甚，地方長官貪婪殘暴，殺人無數。幫派甚至到了 “盜賊白晝剽掠富民财物，吏不能禁”的地步。耶律楚材認為維護好治安是社會正常運轉的基本保障，必須敢碰硬，抓大案要案，才能安定人心。他首先嚴明法紀，下令地方官員沒有朝廷指令不得私自征收百姓财物，凡是判處囚犯死刑，也必須報請朝廷同意，有敢違反者将被治以死罪。經他治理，貪腐之風有所收斂。經過深入調查，他很快搞清楚當時社會最關注的盜搶案竟然是地方長官之子勾結一幫權勢子弟所為，于是不畏強權，沖破重重阻礙，将幫派的首犯十六個人正法，殺一儆百，産生巨大震懾，治安随之好轉，當地生産生活轉入正規。

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年），字晉卿，号玉泉老人，法号湛然居士。生于燕京（今北京），出身于契丹貴族家庭，本人又是尊貴、顯赫的金朝貴族，社會地位很高。十七歲時，耶律楚材以“宰相子例試補省掾”的成例出仕金朝。公元1214年夏，蒙古軍隊攻占中都(今北京)時，二十五歲的耶律楚材作為金留守尚書省左右員外郎駐守中都，始終恪盡職守。中都失陷後，元太祖十三年（1218）春,由于得到成吉思汗賞識，他開始了三十年出仕新朝的歲月，成為成吉思汗和窩闊台時期最有作為的政治家，在蒙元立國過程中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經濟秩序建立和稅制改革諸方面都卓有建樹。政治上，在他的進谏下，推動蒙古統治者結束裂土分民的分封制度，轉為适于農耕經濟發展的封建管理；實行了财、政、軍三足鼎立分治，遏制了地方分權勢力的惡性膨脹；法律上，對蒙古習慣法中對有關難民、罪犯、俘虜、屠城等諸多法規成例進行了全面改革，這些舉措，使無數因不熟悉、不了解這些律條的無辜百姓避免了嚴厲責罰甚至殺身之禍。僅是元兵攻占汴梁城那次，就有一百四十七萬名因躲避戰火而逃到城裡普通百姓，因他對蒙元統治者的苦苦勸谏，而免遭屠殺。制度上，括戶口籍為編民，便于管理；經濟上，統一課稅，制定了永額賦稅，改變了統治者随性任意的無度掠奪，使嚴重的貪暴之風得到一定遏制。同時他對于漢文化的保護更是不遺餘力，首先表現在對知識分子人才的保護和對人才的引薦方面。在蒙古剪滅金、宋的統一過程中，許多文化才俊如元好問、趙複、窦默、王磐等，都因受到了他的保護而得以避免殒命戰火。其次，他力圖通過制度建設開辟儒學人才邁入國家治理的通道。1237年，随着蒙元統治疆域的擴大，急需大量治國理政人才加入到統治管理機構。耶律楚材不失時機地向最高統治者納言:“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窩闊台聽從了他的意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随郡考試，以經義、辭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通過考試，使得數千儒生避免淪落為奴，繼續承擔起文化傳承與傳播的責任。他們中的不少人，最終在忽必烈時代終于有所作為，成為一代名臣，為蒙元政權順利完成由遊牧社會體制轉變為漢化統治做出了巨大貢獻。第三，因為他的影響，蒙元政權逐漸了解了儒家思想對于政治統治不可或缺的作用，接受了他尊孔的文化主張。金亡後，他“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孔元措，奏襲封衍聖公，服役林廟地。”在中國曆代上，元代給予孔子所上尊号是最為尊崇的；第四，他首創向統治集團進行系統講經的制度，“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這對于蒙古貴族建立的國家政權改變統治方式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和價值；第五，迅速恢複官辦教育，在京城設定了國子學等。在文獻方面他也做出了曆史性的貢獻，在戰争中，過去蒙元軍隊所到之處，除了劫掠人口和财富，對于圖書典籍等往往會付之一炬。耶律楚材對最高統治者反複勸谏，之後蒙元軍隊所到之處，古籍典章圖書等得以搜集儲存，避免了毀于戰火。在滅宋戰争中，文化輝煌達于曆史鼎盛的南宋域内，大量的圖書、古籍、印版多被搜集、儲存，運回元上都和燕京，使寶貴的文化遺産得以留存。另外，在他建議和主導之下，在平陽（今臨汾）、燕京等地設定編修所、經籍所，整理、編輯、印刷各類經籍，促進了文化的昌盛。元代，燕京成為全國雜劇中心，而山東東平、山西平陽、河北真定（今正定）也成功躍居為次中心，究其原因，與耶律楚材昌明文化的一系列舉措是分不開的。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元代之立國，凡軍國大事，皆見耶律楚材規劃之功。其最大的曆史功績在于通過推行漢法，将蒙古政權逐漸納入封建軌道，建構了我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發展模式的基礎。所有這一切，實質上都是儒家思想治國理念的具體展現。耶律楚材政治文化理念的形成，與他的家學淵源有直接關聯。耶律楚材八世祖耶律倍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長子,聰敏好學，多才多藝，富于漢文化修養。《遼史》記載他“市書至萬卷, 藏于醫巫闾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 知音律, 精醫藥、砭之術。工遼、漢文章, 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耶律倍不僅本人是遵循儒家傳統道德的典範，而且是漢文化的積極推動者。在他倡導下，遼曆代君主無不尊儒重文,世代傳承。耶律楚材的父親耶律履“通六經百家之書”為金朝尚書左丞相。他為愛子取名“楚材”，期望他成人後能夠楚材晉用，造福社會。耶律楚材三歲喪父，由出身顯貴且文化底蘊極為深厚的母親楊氏教養。耶律楚材秉承家族傳統，博覽群書，在很小的時候開始學習儒家經典，确立了以儒學為宗、兼備諸家之長的文化思想根基。耶律楚材非常年輕的時候就踏入官場，危難之時，始終表現出一個臣子對朝廷應有的忠誠和對職責的恪守。第二年中都失陷，他正式皈依佛門，大德高僧萬松行秀門下，廢寝忘餐，苦修三年。這段潛心學佛的經曆，對他一生影響重大。之後他應成吉思汗之召，開始此後數十年出仕新朝的生涯，始終以濟世澤民為己任。耶律楚材一生功勳卓著，但對物質生活極為淡然，從政幾十年，身邊唯有素琴一張相伴左右。據《元史》記載，耶律楚材病逝以後，有人誣告說他高居相位多年，天下的财富，恐怕有一半都被他中飽私囊了。當權者于是指令近臣前往，結果看到他家中空空如也：“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 元開國元勳一代名相耶律楚材之墓現存于北京，在頤和園昆明湖東岸。

（作者：傅秋爽，系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