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閱栀

編輯|閱栀

前言：

在中國曆史上，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持續了三個多世紀的南北分裂，長江流域成為了戰争不斷的主戰場。許多中國古代著名的舟師大戰也發生在這個時期。這些頻繁的水戰刺激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造船業發展，軍用艦船大量建造。快速、大規模、集中、突擊性的造船活動較多，造船技術水準較之秦漢時期有顯著提高，出現了許多新型和大型船艦。

此外，在晉代還出現了中國造船史上的兩項重大發明創造。是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水戰對于造船業及造船技術的發展影響深遠，值得進一步探讨。

魏晉時期造船發展情況

在從大動亂到局部統一，再到短暫的統一和南北分裂的曆程中，中國社會經濟遭受了嚴重的戰亂幹擾。然而，頻繁的戰争，尤其是激烈的水上争奪的需求，推動了長江流域的造船業和造船技術的長足發展，并呈現出明顯的時代特色。

像晉人孫楚道所言：“自從國家整修器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樓船萬艘，千裡相望，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赤壁之戰後，曹魏不忘滅吳，在淮河兩岸多次集匠造船。孫吳深知北方有虎狼，是以以船立國，以舟固疆，專門設立典船都尉管理船舶的建造。西晉有國，王浚的樓船功不可忽視。東晉桓溫力主北伐并建議遷都北歸，但以孫綽為首的反對派則以“田宅不可複售，舟車不可複得”為理由，堅持維護江南。他們将船舶和良田大廈視為同等重要，作為生存的根基。

這一時期，長江流域的造船業主要具有以下兩個特點。

（一）水上戰争和造船密不可分

水上戰争和造船業密不可分，大量戰艦在官方造船管理機構的監督下不斷下水投入使用。

據史籍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大江上航行的軍艦和民用船舶數量常常以千計算，其中各割據政權的水師占用船隻最多。在三國時期，吳國擁有近一萬艘戰艦和軍用運輸船舶。即使在吳亡之後，仍存“舟船五千餘艘”。從東晉開始，出動千艘以上戰艦的軍事行動也很常見。

例如，南朝謝晦反抗宋朝時，檀道濟率領三萬舟軍和一千多艘戰船上溯江陵讨伐。在450年的冬天，為了防止北魏南渡，劉宋在建康上下遊江面派遣戰船，“沿江六七百裡戰船相接”。梁武帝時期，王僧辯和陳霸先率領水軍讨伐侯景，在長江湓口戰争中調集了兩千多艘戰艦。而侯景則在江上列航“舳舻數百裡”。在陳朝和隋朝的長江舟戰中，楊素率領數千艘戰船順流東下。

魏晉南北朝時期，長江流域出動千艘以上戰艦的大規模行動不止一次，這樣的史料在此之前是罕見的。不難看出，這一時期長江造船業有着巨大的潛力。

大規模集中性造船多

由于軍事行動的緊迫，造船活動在這段曆史時期通常都是快速、大規模、集中、突擊性的。這種快速建造新船的需要通常會在臨戰之前進行或是為了征戰事先有計劃地大規模建造。

例如，272年，王浚僅用一年時間在成都建造出了40艘裝載2,000名水軍的巨型樓船以及大量的中小型戰艦。孫恩在起義後僅用兩年時間就造出了千餘艘高大的樓船。徐道覆率領起義軍僅用約一個月時間就造成了一批戰艦。

因為水上戰争經常會造成大量船隻的損毀，如沉船阻塞河道以防禦敵艦、戰敗船艦被燒、以及在戰争環境中常因不能正常維修戰船而報廢等情況，是以要及時為舟師補給戰艦，就必須快速地建造新船。

船艦損毀迅速，常常使戰船供不應求。例如西晉永興二年（305年），陳敏反晉，朱伺在夏口戰敗，江夏太守陶侃隻好湊集一批運輸船隻作為戰艦出陣迎敵。這表明戰争對于艦船的需求非常急迫。

魏晉時期造船技術的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長江流域的造船業在速度和規模上獲得了突出的發展，同時，其造船技術水準也較秦漢時期顯著提高，該時期建造了許多新型和大型的船艦。

晉代時期，中國造船史出現了兩項重大發明創造。許多各種各樣新型的舟船在長江水系的河流湖泊中出現。其中包括孫權曾乘坐的“長安”巨艦和“飛雲”大船、諸葛恪制造過的“鴨頭船”，以及“紫宮船”、“升進舟”、“曜陽舟”、“飛龍舟”、“射獵舟”、“鳴鶴舟”、“指南舟”、“雲母舟”、“無極舟”、“華泉舟”、“常安舟”以及錢塘江上的“樟林桁大船”等。各式各樣新型船舶，不勝枚舉。

鬥艦因參加了三國赤壁水戰而長期享有盛譽，對它的記載最早見于《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孫權的部下曾對劉表治下的荊州所擁有的水軍鬥艦進行過評價，認為數量應有數千艘。而孫權在江東三世的雄偉統治下，其水軍鬥艦的規模大概不遜于劉表，甚至更為龐大。

根據《三國志》卷六十的記載，孫權的将領賀齊喜歡鋪張浪費，尤其善于軍事。其兵器裝備相當精良，所乘之船則雕刻丹镂，青蓋绛襜，幹橹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等種種配備均選用上等材料。對鬥艦進行的複原研究表明，這種戰艦的主要尺度為：總長37.4米，水線長32.7米，船寬9.0米，船深3.0米，吃水深度為1.8~2.0米，戰棚高2.3米，舵樓高2.5米，指揮台高2.5米。

東晉和江南的宋、齊、梁、陳四朝曾擁有多艘名船，其中包括朱雀大航、太白船、平乘舫、蒼鷹船、蒼兕船、飛燕船、飛舮巨艦、沒突艦、水門大艦、平虜艦、金翅艦等戰艦和大型座船。南朝徐世譜主持制造的“拍艦”則裝備了新型殺傷器械，攻擊力極強。

對于這種戰艦上安裝的特制“拍竿”，有如下描述：“制作如同大桅杆，上置巨石，下作辘輪，繩子從船頭貫過……每當迎戰時，敵船來襲，就發動拍竿攻擊，一擊即碎。”。徐世譜在551年王僧辯率舟師讨伐侯景的水戰中，創造了這種戰艦。當叛軍水師逼近江陵時，“他别制了樓船、拍艦、火舫和水車，以強化軍勢”，很快就擊敗了叛軍水師。這種“拍艦”對于後世的影響最為深遠，成為了陳代以後的主要戰艦。

“火舫”，或叫“火船”，是用于火攻的船隻。在《武經總要》中，“火船”的定義為：“凡水戰所用的船隻或木筏，以蒭薪從上風順流發火，焚毀敵人樓船和戰艦。”據記載，在南朝梁讨伐侯景的戰争中，陸法和曾使用過“火舫”。後來，侯景逃到了石頭城，為了頑抗，他指令侯子鑒役工匠造了一千艘“鸼”戰艦。鸼是一種船體狹長、兩舷各用80支槳橹的進攻型戰船。由于體狹、阻力小、槳棹衆多，鸼具有推進力很大、進退較快、鼓棹前進、迅速襲擊、捷足先登的特點。

沿長江地區的造船工匠制造了許多超過秦漢時期大小的船隻。東吳造出的巨舟樓高“上下五層”，可以搭載水軍将士3,000多人。西晉的戰艦船長達到“方百二十步”。

東晉時，湘州七郡出産的大艑船舶都有萬斛以上的載重能力，得名于扁平而淺的船形。南朝時期出現了能夠裝載20,000斛糧食的超大型運輸船舶，它們在長江及支流中得以廣泛應用。

當時，舫船在軍隊和民用交通運輸中應用廣泛，幾乎成了運輸船舶的主角。“大船連舫”是西晉時期制造的一種船隻，桓玄常常在舫旁駕駛輕舸。在南朝宋元嘉二十八年(451 年),太湖中的水軍在北魏攻打盱眙時借助“方舫為桁”進行作戰。

據文獻記載，梁朝時期，“江湘委輸，方船連舳”，說明雙體船在長江和湘水中的運用十分普遍。《通典》還記載，當時漕運船舶常常采用“二船為一舫，一船可承載二千斛”的方式進行貨物運輸。

魏晉時期造船領域的創新

劉裕的護衛王鎮惡在晉義熙十三年(417 年)駕駛黃河的車輪舟，“溯渭(水)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資治通鑒》記載：“鎮惡溯渭而上，乘蒙沖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内。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為神。”王鎮惡所駕車輪舟實際上是借助了腳踏車輪逆流而上，而船上行船者藏在艦内，既不張帆也不劃槳。

這是世界上首次出現車輪舟的生動記載。

此外，在南北朝時期，還有記錄制造和使用車輪船的事例。據《南史》記載，祖沖之曾制造出指南車的銅機、欹器等多種器械，而南齊建武中(495—498年)“又造千裡船，于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裡”。

所謂“千裡船”是一種嶄新的船舶車輪舟，在長江流域出現。南朝梁的水軍将領徐世譜還制造了“水車”，即車輪戰艦。

三國之後，長江船舶在風帆的結構、裝置和操縱運用方面有了一定的發展，相比秦漢時期更為進步。吳國的丹陽太守萬震在《南州異物志》中記載了長江下遊的帆船：“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後沓載之，有盧頭木葉，如牖形，長逾丈，織以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

風後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風力，若急，則随宜增減之，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是以能疾。”從這則記述中可以看出，當時的風帆在用材、帆裝、張帆數量和操作駛風技巧等方面已經趨于成熟。當時長江船工的張帆和駛風操作技巧相當娴熟，已接近一帆能駛八面風的水準。

結論：

在魏晉南北朝這一特殊時期，長江流域頻繁發生水戰，對造船業和造船技術的發展産生了巨大的影響。類似于對三國鬥艦和八槽艦的複原，我們需要對當時出現的一些大型船隻、新型船隻和著名船隻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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