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譚嗣同是中國近代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出身在封建官宦大家庭中，是以他對中國古代的“三綱五常”對人思想上和行為上的禁锢有切身的體會。同時他又生活在時局動蕩的晚清社會，親眼目睹了社會上各種因為清政府的黑暗統治而造成的民不聊生的社會現象。
一、譚嗣同民主思想的哲學基礎
譚嗣同的民主思想受其思想早期唯物主義哲學觀點的指導，是以其民主思想在宇宙觀、變化觀和人性論三個方面都具有充分的哲學基礎作為理論支撐。首先在宇宙觀方面，譚嗣同在學習了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後，将“以太”的概念引入自己的思想體系中，構築了“仁——通——平等”的宇宙觀的基本哲學架構；其次又從“日新”的變化觀的角度出發分析了其民主思想中國家、社會和個人的發展情況；最後從人性論的角度提出要解放人被禁锢的思想。下面筆者将按照這樣的思路詳細論述譚嗣同民主思想的哲學基礎。
二、“仁——通——平等”的宇宙觀
在宇宙觀方面，譚嗣同着重闡述了其“仁——通——平等”的基本哲學架構。他認為，處理好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是實作民主的重要途徑，而在這三者之中，“通”的作用又尤為特殊，是以，譚嗣同從“通”之四義出發闡述了其宇宙觀的基本内容。
三、“仁”、“通”、“平等”三者之間的關系
譚嗣同民主思想中的追求社會平等、批判封建暴政、堅持民本君末等觀點都是建立在其“仁——通——平等”的基本哲學架構上的。
首先，仁以通為第一義。譚嗣同在《仁學界說》開篇就對“仁”與“通”的關系作了定義：仁以通為第一義。在佛教用語中，“第一義”的意思是指最上至深的道理，泛指最重要的道理，可見，譚嗣同将“通”作為“仁”最重要的屬性。同時譚嗣同認為“通”也是辨識“仁”最明顯的特征，他說：“是故仁不仁之辨，于其通與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不仁。”這句話中含有辯證法的色彩，也就是說，判斷一個事物是否具有仁的特點就看其是通還是塞。同時，通與塞的根本就在于這個事物是否具有仁的特征。換句話說，如果“仁”那麼一定“通”，如果“不通”也必然導緻“不仁”的結果，總的來說，兩者之間互為表裡，相輔相成。
另外，譚嗣同還認為“通”是達到“仁”的境界的途徑，要想實作“仁”的理想，必須緻力于“通”，具體包括“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和“人我通”四個方面。但這四個“通”也沒這麼容易實作，表現在現實社會中的卻是各種“塞”，即“不通”，具體來說就是社會中的重重羅網，包括千百年來的君主專制、清政府的閉關鎖國、三綱五常等等對人欲的禁锢和壓迫等等。譚嗣同認為如果要實作“仁”的理想社會，這些羅網都是有待沖破，也是必須要沖破的。
其次，通之象為平等。《仁學界說》第七條說明了“通”與“平等”之間的關系，譚嗣同認為“通”的表象就是平等。“平等者，緻一之謂也；一則通矣，通則仁矣。”由此可見，由“通”既可以向“平等”轉化，同時也可以向“仁”轉化，“通”既是實作“仁”的路徑，同時也是實作“平等”的方法。從現實角度來分析，如果上文中說的四個“通”都實作了，即社會上的種種網羅都一一消除了，那麼得到的結果就是一個平等的社會，“仁”的終極社會理想也就自然實作了。相反，如果社會上的種種網絡依舊存在，那麼也就意味着四個“通”無法實作，這樣就會導緻整個社會仍處于“閉塞不通”的狀态中，而久塞必然成疾，社會沖突将會愈演愈烈，那麼“仁”的社會理想自然也就破滅消亡。
綜上，三者的關系可以了解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轉化路徑。“仁”的境界是一種理想狀态，“平等”的局面是現實結果，而“通”在這三者之間起的就是橋梁紐帶的作用，隻有努力實作好這四個“通”，“平等”與“仁”的現實層面與理想層面才能夠同時達成。
四、“通”之四義
譚嗣同在《仁學界說》第四條中闡明了四個“通”的含義：中外通，多取其義于《春秋》，以太平世遠近大小若一故也；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多取其義于《易》，以陽下陰吉，陰下陽吝，泰否之類故也；人我通，多取其義于佛經，以“無人相，無我相”故也。
首先，“中外通”是指中國與西方其它國家之間的交流互通，尤其是在國際競争中處于相對劣勢的中國應當積極地向強大的西方學習建設民主社會的經驗。在譚嗣同看來，中國至少要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三個方面：第一，政治上改革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效仿西方民主制度。
但是由于當時的中國資産階級力量尚為薄弱，而且資産階級自身所具有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也成為了變法改革中的主要阻礙，是以最終沒有實作這一目标；第二，文化教育方面學習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技術以及社會政治學說，廢除中國空洞無用的八股取士之法，倡導經世緻用的實用之學，不斷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輸送棟梁之才；第三，經濟上要積極與西方國家開展商戰，互通貿易。在譚嗣同看來，經濟上的互通是一件雙赢的事情，是以他支援國内的民族資産階級發奮圖強，振興民族生産業，進而使中國逐漸走上資本主義的強國之路。
其次，“上下通”主要是指“君民”之間實作有效的交流與互通。在中國傳統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下，“上”與“下”之間很難做到真正的“通”，原因就在于民主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中缺少生存的土壤。是以，要想實作“上下通”，必須要改革目前的政治制度，為民主培育合适的生長土壤，譚嗣同在其“盡變西法”的主張中提出的“開議院”、“改官制”等内容就是緻力于實作“上下通”的有效舉措。
再次，“男女内外通”是指男女之間應該消除性别上的不平等，重點在于解放女性的肢體與精神。譚嗣同認為女性和男性一樣都是“天地之菁英”，在地位上應是平等相均的，然而在封建男權社會中，婦女因為其地位低下飽受男權的欺辱，不僅有“纏足”、“穿耳”等封建陋習殘害女性的肢體，還有“三從四德”、“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封建觀念禁锢女性的思想。女性一天得不到真正的解放，就永遠在“男女内外通”這個環節上存在障礙，也就無法實作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是以，唯有解放女性，通過有效的實際行動來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才能夠實作“男女内外通”的社會平等的目标。
最後，“人我通”取之于佛家學說“無人相，無我相”，基本含義是打破人與人之間的差别和地域與地域之間的差别，這也是譚嗣同追求的“大同社會”所具有的特征，即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彼此沒有猜忌，戰争平息，社會穩定，貧富相均，進而實作普遍意義上的互通平等。
五、批判君主暴政
首先，譚嗣同大膽揭露了封建君主專制下社會上各種黑暗腐敗的現象。他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工媚大盜，二者交相資，而罔不托之于孔。”在這樣的封建暴政下，君主隻想着将“公天下”變成自己的“私天下”，政治上宣揚“君權神授”論鞏固自己的統治，經濟上想盡辦法搜刮民脂民膏，文化上對百姓實行愚民政策，普通百姓的生命在階級社會中就如同蝼蟻草芥一樣可以随意踐踏生殺，究其原因還是沒有地位，是以在上者對待在下者“養之如彼其薄，責之如此其厚”，加上清政府在與西方國家的談判中态度軟弱，甚至與之私相勾結一起欺壓中國的百姓，長此以往，導緻社會黑暗，民不聊生。是以，譚嗣同認為君主早已失去了最初設立的意義，而淪為了隻會迫害人民的“獨夫民賊”。
其次，譚嗣同揭穿了“君權神授”的謊言。在譚嗣同看來，“君權神授”隻是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統治而對群眾宣揚的一個欺騙性理論，在這樣一種富有神學色彩的光環下，君主可以肆意地對其子民實行殘酷的壓榨，而其自身可以在這層神秘君權論的保護下高枕無憂，驕奢淫逸。最關鍵的是，群眾在這樣的思想教化下，也沒有人敢于質疑和反抗統治者的殘暴統治。是以，譚嗣同大膽否定了這種“君權至上”的論調，并針鋒相對地提出“民本君末”的觀點。他認為人民與君主之間是選舉與被選舉的平等關系，君主的地位并非神聖不可侵犯，而且如果君主沒有盡心盡力為人民做事，人民同樣也可以罷免他。這樣一來，從西漢董仲舒開始被供奉了幾百年的“君權神授”論就這樣被譚嗣同拉下了神壇。
六、堅持民本君末
譚嗣同從理論上分析了君民關系。他将明清之際一些民主學者提出的“民貴君輕”和“民本君末”等思想加以發揮，再結合着當時從西方傳入的“天賦人權”等民主學說，有理有據地對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了批判。他認為：“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
夫曰共舉之，則其分際又非甚遠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舉之，則因有民而後有君。君，末也；民，本也。”這是典型的“民本君末”論的觀點。從這段話可以看出譚嗣同認為君主最初被确立的目的和作用在于上古社會的人們無法也沒時間互相治理，是以共同推選出一個“君主”來幫助人們辦事，友善國家的管理和運作。是以人民是“本”，而被推選出的那位君主是“末”，譚嗣同認為這兩者的關系首先不能颠倒。譚嗣同提出的這種颠覆中國幾千年來宣揚的“君權神授”論的觀點在當時的封建社會有着巨大的戰鬥意義。
譚嗣同在“民本君末”的理論前提下對荒謬的“死節”觀念進行了批判。譚嗣同指出，在封建君主專制的社會中，百姓耗盡自己的生命膏血，供奉着隻顧自己驕奢淫逸的君主，但是君主尚不滿足于此，還要放縱自己的百官一起壓榨百姓，并且想法設法将自己的殘酷統治世世代代延續下去。就是在這樣毒辣狠酷到不可思議的統治之下，百姓仍然個個對君主俯首帖耳，到了國家快要滅亡的時候還要為其死節以盡忠義。在譚嗣同看來這是極其荒謬的，他說：“止有死事的道理，決無死君的道理！”從君主的本質上來說，君主理應和人民是一樣的，甚至比起普通的百姓還要差一些，是以人民與人民之間，沒有互相為誰而死的道理，君主與百姓之間也沒有互相為誰而死的道理。更何況這個君主并不賢明盡心，反而對百姓任意欺壓淩辱，“死節”這一行為就顯得更加沒有道理了。
七、倡導民權思想
“興民權”是譚嗣同民主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實作“上下通”的重要環節。譚嗣同在給徐硯甫的信中提到：蓋方今急務，在興民權，欲興民權，在開民智。譚嗣同的民權思想主要受到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譚嗣同吸收了中國傳統民本思想中黃宗羲和王船山的進步思想；另一方面，譚嗣同在接觸西學之後，被西方資産階級的民主理論所吸引。是以，譚嗣同将兩者同時運用到自己的民主學說中，形成了自己的民主理論。
譚嗣同主張用資産階級的民主制度來代替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譚嗣同明确指出中國之是以發展滞緩，原因在于“上權太重，民權盡失”。在傳統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統治下，君主的意志被擡得很高，百姓的意志幾乎無從申訴，長此以往，上下之間逐漸形成了一層深厚的隔膜，進而阻礙兩者之間的正常交流。君主無法及時有效地擷取民情民意，百姓有苦難和要求也無法得到統治者的回應，此種“上下不通”的狀态最容易滋生社會沖突，給國家的社會秩序帶來動蕩不安的因素。
究其原因，還是在于君與民之間的溝通聯絡環節出現了問題，即“官”的雙向互通作用沒有展現，甚至是在起反作用。是以，譚嗣同提出要改革官制，接通民氣，效仿西方民主國家設立學會。其實質就是将原本在統治者手中的“權”削減一部分，而讓更多的權利掌握在百姓自己手中，這就将中國傳統民本意義上的“主權在君”變為近代民主意義上的“主權在民”。
綜上所述，在本末觀上譚嗣同堅持“君為末，民為本”的基本思想，并從“民本論”的角度出發，将批判的矛頭對準了封建統治者，大膽揭露“君權神授”的虛僞性，喊出了“民本君末”的時代強音。
總結
譚嗣同的一生雖然短暫，但是他的作品中包含的豐富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倫理思想、宗教思想等都具有很大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