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兩國為何沒有發生戰争?

圖檔來自環球網

作者： 克裡斯托弗·科克爾，來源：鈍角網，本文選編自《大國沖突的邏輯》一書，标題為編者所拟。

英國能夠相對成功地處理好自己從“國際警察”這一位置上的衰落并避免與美國發生一場“不可避免的”戰争，社交智慧可謂功不可沒。

在《愛麗絲漫遊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1865)中，公爵夫人說，每件事都會得出教訓，隻要你能把它找出來。1890年之後美國與英國沒有爆發戰争，這其中的教訓頗有啟發性。英國能夠設計出一套經得住時間考驗，也可以說目前仍然有效的大戰略。中國國防大學的一位教授曾說，美國可能效仿英國，直接将世界領袖的位置騰給中國。但這不會發生，因為英國在1890年之後給自己講述的故事是美國編不出來的。

英國能夠相對成功地處理好自己從“國際警察”這一位置上的衰落并避免與美國發生一場“不可避免的”戰争，社交智慧可謂功不可沒。

力量對比的變化

1913年5月，一個英國代表團通路紐約，與美國商談慶祝兩國締結和平100周年的計劃。兩國之間的最後一場戰争在1815年結束。在廣場飯店舉行的最後一輪會談中，雙方代表同意在1915年2月27日整個英語世界默哀5分鐘。唯有一人提出異議：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向代表們抛出驚人之語，他說這兩個國家是在謀劃聯合向德國開戰。這位教授恰巧是德裔美國人。有人上前安慰他說，兩國都沒有考慮發動戰争。的确，所有國家都将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員。随後，大家都報以掌聲。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這是人們普遍持有的觀點。

然而，僅僅在18年前，英美兩國還險些因為一場鮮為人知的領土争端而爆發沖突。這起争端發生在委内瑞拉和一個英國的殖民地，也就是今天的蓋亞那之間。美國國務卿選擇單方面且溯及既往地重新定義門羅主義。“遙遠的距離和3000英裡的海洋意味着一個歐洲國家和一個美洲國家之間的任何永久性政治聯盟都是不正常的。”在一篇違反現實的文章中，曆史學家安德魯·羅伯茨(Andrew Roberts)對這樣一場戰争結果如何進行了想象。在這場戰争中，英國似乎掌控整個局勢。他指出，美國東海岸幾乎沒有任何沿海火力點來保衛像紐約、巴爾的摩和波士頓這樣的城市。美國海軍隻有一艘一級戰艦，另有三艘正在建造。英國皇家海軍擁有29艘一級戰艦，22艘二級戰艦和15艘裝甲巡洋艦。當然，現實是英國幾乎無法保衛加拿大。英國殖民大臣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認為，英國對加拿大的占領使英國成為一個陸地面積實際上比美國還大的“天然的”美洲國家。在羅伯茨的設想中，美國人将拿下蒙特利爾和多倫多，迫使皇家海軍從封鎖海岸轉為轟炸沿海城市。四顆進階炮彈就可以清除自由女神像，但索爾茲伯裡侯爵(Lord Salisbury)并沒有下令轟炸曼哈頓。

羅伯茨的研究表明，英國決策者已經意識到他們的國家不可能在一場持久戰中獲勝。在1895年與美國開戰的最好結果可能是英國割讓魁北克省。英國人是現實主義者。正如首相索爾茲伯裡侯爵1902年所承認的，遏制美國實力的最佳時機是美國内戰。隻有40年前南部邦聯獲勝才能将美國的實力削減到“可控的範圍”。用他的話說，“一個國家不會遇到兩次這樣的機會”。

與委内瑞拉的戰争本該發生，卻沒有。在那之後英國人也從未真正考慮過與美國開戰。但崛起中的國家往往比守成大國更好戰，美國仍将英國視為其最大的敵人，直至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根據美國的“紅色戰争計劃”(1930)——該計劃對美國與英國之間一場假想的戰争進行了預演——美國将消滅英國在加拿大的全部陸軍部隊，并将把皇家海軍趕出北大西洋。對加拿大的入侵将從大規模轟炸關鍵工業目标開始，此戰甚至可能動用化學武器。簽署該計劃的最進階别官員不是别人，正是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軍。通過目前可以獲得的有關這場沖突的規劃，今天的專家認為，最有可能出現的結果是在北大西洋發生大型海戰，盡管皇家海軍可能獲勝，但英國為了保持至關重要的商路不被切斷就必須割讓加拿大。直到1939年6月，也就是德國人侵略波蘭的幾個月前，美國一份内部備忘錄才得出結論，認為“在新形勢下”這些戰争計劃根本不具有可執行性，但它們仍被存檔以備未來之需。

公爵夫人從這個故事中得出的“教訓”可能是衰落中的大國應該現實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很久，英國人就已經心甘情願地将上司者的位置交給美國了，而且在1900年以後英國上司人也不願再與美國發生沖突。布爾戰争(1899—1902)将英國的孤立暴露得一覽無餘。與今天的中國有些相似，英國沒幾個鐵杆盟友(在這場沖突中，支援英國的唯有美國人，正如兩年以前的美西戰争中支援美國的唯有英國人一樣)。俄國的威脅和對法國的擔憂(1904年以前)以及未能與德國達成協定，都迫使英國比正常情況下更快地投入美國的懷抱，盡管英國已經朝這個方向移動了很長時間。在加拿大，有人抱怨英國早在1871年就開始以犧牲加拿大人的利益為代價與美國妥協。這些抱怨在解決阿拉斯加邊界争端問題時再次出現，加拿大人認為，妥協方案過分有利于他們的鄰國。當第一次世界大戰臨近時，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向澳洲和紐西蘭建議，一旦出現最壞情況，“太平洋地區500萬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尋求美國的保護”。在加勒比地區，1901年簽署的《海-龐斯富特條約》标志着英國不再反對美國控制巴拿馬運河。美國實際上在中美洲不再受任何限制，這使它有能力控制多米尼加共和國和尼加拉瓜的财政并對海地和墨西哥進行軍事幹預。

英國人就這樣接受了現實——1900年之後不可能再與美國開戰了。選擇退讓的一個主要的解釋就是英國人開展了最早的趨勢分析。英國人最先發現的一個趨勢就是英國記者W·T·斯特德(W. T. Stead)所著的《世界的美國化》(The Americanisation of the World：The Tr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1902)。他這本小冊子的副标題為“20世紀的趨勢”。趨勢分析不具有預測性，趨勢是正在展開的事件或者傾向，但我們對它的方向和速度一無所知。趨勢分析也不一定準确，因為這個世界是互相聯系的，各種影響以複雜和驚奇的方式互相作用。盡管存在這些限制，但趨勢分析仍是制定戰略的最佳方法。

人們常常将趨勢提煉為某種反映時代語言的說法。幾年以前，斯特德曾給莫利勳爵(Lord Morley)寫信說，“英語世界的中心”正在西移，正如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曾經承認的，“人類的重心已經移至此地，我們必須盡可能地調整好自己”。像“英語世界”和“人類的重心”這樣的詞語就是戰略叙事的一部分。當然，這兩個社會都講英語确實提供了幫助。

美國曆史學家約翰·盧卡奇(John Lukacs)準确描繪了這種發生在20世紀某個特殊時刻的态度轉變。他寫道，“在1907年聖誕節期間，一名英國男子在紐約經曆了嚴冬的極端考驗之後前往費城，去拜訪自己的妹妹。當時第一批摩天大樓已經拔地而起，美國留給他的印象是一個非常遼闊的國家，國土之大超出英國人的想象。”但盧卡奇也準确描述了與他同時代的英國人的另一種感受：“他們不但接受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占支配地位的大國’，而且不覺得這是一種威脅，甚至沒有因這種預期而感到地位下降。”大約在那個時候，美國人和英國人的互相态度開始發生明确的轉變：1907年是詹姆斯敦殖民地建立300周年，很多美國人都将這塊殖民地的建立視為美國的“基石”。1907年也是親英派古德溫·阿徹(Goodwin Archer)提出英美共生說法的一年(他的兒子1943年在美國空軍服役期間死于英國)。同樣在1907年，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發表了一本小說，描繪了一些美國人在面對大量湧入的東歐移民時開始堅持自己的英國傳統。

盧卡奇承認，“盡管在某個地方梭子開始重新編織，但另一個地方卻在開線，因為在美國人這塊布料中盎格魯—撒克遜的纖維含量正變得越來越低”。亨利·詹姆斯在《美國景象》(The American Scene，1907)中曾對這個事實發出警告，而這本書也成為他對這個日後不會再踏足的國家發出的告别宣言。根據1910年的全國人口調查，不能講英語的人口占全美人口的近25%。擔心這種“民族大雜燴”可能影響美國人特征的不止詹姆斯一人。這也是為什麼如此多的東海岸美國人很容易與英國人産生認同感的原因之一。盡管在戰略和政治層面英美關系從未像英國人希望看到的那樣緊密，但很多美國人确實對兩國關系投入頗多——包括英國文化、語言、文學以及從一開始就有的英國“時尚”。所有這些都彙聚成一位作家所說的“盎格魯—撒克遜崇拜”。

盧卡奇并非多愁善感之人。他承認，像伍德羅·威爾遜這樣的政治家盡管在文化上徹底地“英國化”，但對英國的動機仍保持懷疑。當伍德羅·威爾遜帶領他的國家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拒絕稱英國為盟國，而用“夥伴國”代替。如果說兩國之間還有某種合作關系，那一定是因為英國不得不投入更多。外部事件的壓力迫使“英國人和美國人……重新締結關系，重新編織它們的共同命運，越走越近”。這種努力持續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甚至更久，這一時期喬治·卡特林(Sir George Edward Gordon Catlin)發表了《英美聯合》(Anglo-American Union，1943)，克拉倫斯·斯特賴特(Clarence Streit)發表了《此刻聯合》(Union Now，1939)，後者建議這兩個大西洋沿岸的民主國家組建聯邦。

自由主義傳統的影響

英國人和美國人并非隻是語言相近。一個同樣甚至更加重要的事實是他們都繼承了一種自由主義傳統，這種傳統強調理性和可被經驗證明的人生觀。兩國的知識分子都緻力于去除政治的神秘色彩，尋求挑戰“神靈”的存在或者為他們在20世紀的對手提供靈感的“曆史絕對真理”。英美兩國的現代視野具有将相對事物并置以尋求解決方法的特征，這種視野為它們所獨有。兩國都堅持使主觀的事物客觀化、使非理性的事實體性化、使特殊的事物正常化以及使非世俗的事物世俗化。兩國都不大重視德國理想主義者的晦澀觀念和馬克思的哲學思考。

簡而言之，英國對美國的退讓是合乎某種規範的。它與力量對比毫無關系，而與内在的信仰密切相關。這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表現得尤其明顯，當時英國面對的是更加危險的德國。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在他的經典著作《世界政治中的戰争與變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1981)中讨論了英國以和平方式向希特勒妥協的理由，愛德華·卡爾(E. H. Carr)的《20年危機》(The Twenty Years’Crisis，1939)一書曾對這個理由作過最有名的闡釋。卡爾認為，綏靖政策對于使國際體系順應國際權力格局的現實必不可少。納粹德國日益增強的實力意味着，要想避免另一場歐洲戰争，領土交換和權力重新配置設定在所難免。當然，綏靖政策最終失敗了，因為德國人将這一政策解讀為對手的軟弱，因而加大了賭注。但吉爾平評論說，仔細閱讀卡爾的文字會發現，他本人并不主張英國放棄在這個體系中的“支配地位”。卡爾更傾向于歐美結盟，甚至是美利堅治下的和平，後者至少可以鞏固基于價值觀的國際體系“規則”。從這一分析中，吉爾平得出結論認為，大國向來把價值觀置于和平之上，随時準備為維護國際體系規則而戰。

本章開頭提到，中國國防大學一位教授表示，美國有望效仿英國，直接放棄在國際體系中的領袖地位。不幸的是，英國對美國的退讓并沒有幫助較弱的一方守住自己的支配地位。盡管這種退讓或許并沒有讓英國加速失去這一地位，但也沒有起到任何延緩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時，丘吉爾仍在談論英語民族的聯盟，當時，英國的政治資本已經消耗殆盡，這使他顯得極為可憐。在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英國人眼中的大反派是美國财政部進階官員哈裡·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而最大的受害者是那個時代最著名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這兩個人都在争奪打造戰後經濟體系的權利，希望以此確定各自的國家在戰後經濟中處于支配地位。英國人下了很大工夫確定倫敦仍是世界的主要金融中心，英鎊仍是世界的主要儲備貨币，大英帝國仍為英國出口提供貿易保護。傑弗裡·歐文(Geoffrey Owen)寫道，“美國人最終獲勝，因為他們掌握着整個局勢：當此之時，英國實際上已經破産。懷特得到了他想要的兩個由美國支配的機構，即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他還成功地迫使其他44個與會國接受美元為世界儲備貨币。”

美國要完成兩項任務。第一項是經濟任務——阻止英國人(通過向大英帝國市場提供優惠)幹擾美國以出口主導的戰後複蘇——而第二項是政治任務(通過組建負責管理戰後歐洲的美蘇“委員會”使英國陷入貧困)。幸運的是，冷戰意味着英國人重新獲得美國的重視。蘇聯人不會接受美國主導的秩序，也不會同意按照這套“規則”辦事。杜魯門後來重新将英國确定為美國的主要盟國，但他堅持要求英國償還戰争欠款(直到2006年才還清)，進而使英國繼續成為美國的經濟附屬。

英國的故事可能有不同的結局嗎?美好的結局通常都是幻想，而弗洛伊德警告說，幻想隻是“對令人不滿的現實的糾正”。這就是為什麼小說家在設計故事結尾時總是糾結萬分。在《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1861)充滿浪漫色彩的最後一幕中，皮普和埃絲特拉兩人走到了一起，但在最初的設定中，他們在街上相遇，閑談幾句之後便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由此得出的一點是文學可以為讀者隐去那些含糊不清的東西。讀者和作者都能假裝他們最心愛的角色永遠幸福地生活下去。在現實生活中，人們通常做不到這一點。有時人們能夠抱有的最高期望僅僅是生存。

在美國人看來，用英國失去國際體系中的領袖地位作類比并不能讓人感到寬慰，因為中美之間無法像美英之間那樣産生文化上的共鳴。美國不大可能心甘情願地讓出自己的位置，但美國和英國成功避免戰争這個事實至少反駁了偉大的地緣政治思想家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說法——民主國家不會作戰略思考，除非是在戰争期間(那通常為時已晚)。相反，民主國家更善于戰略思考，部分原因在于它們有更高的社交智商。因為它們是開放的社會，它們往往更願意作自我批評，因而社交智商更高。德意志帝國和蘇聯的行為——過分糾纏于權力關系，一而再、再而三地判斷失誤——或許并不是偶然産生的缺陷，而是它們政治文化的關鍵元素。

作者簡介：克裡斯托弗·科克爾(Christopher Coker)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國際關系教授，外交政策智囊團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