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清初的亂世中，張獻忠率領農民起義軍，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勢力。
攻入四川的他大開殺戒，犯下了無數的罪行，一次竟然逼迫一位和尚吃肉，然而，和尚在吃完肉之後，竟然說出了一句至理名言，這句話在後來的歲月裡傳頌不衰。
立足不穩，殺人樹威
張獻忠必須靠殺人以樹立威信，這跟川蜀形勢複雜，南明地方勢力盤根錯節有關。
川蜀地區位于中國西南，是一個山地、盆地和高原的複雜地形地貌，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文化中心之一，這個地區有着悠久的曆史和豐富的文化遺産，自古以來一直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節點。
然而，川蜀地區的形勢複雜，地理上，該地區的山地、盆地和高原互相交錯，導緻了地形險峻、交通不便的局面，阻礙了政治和經濟的發展，川蜀地區屬于中國古代中原文化圈的邊緣地帶，長期處于中央政權和地方勢力的鬥争中，這使得該地區的政治形勢十分複雜。
地方勢力的角逐和沖突是川蜀地區形勢複雜的主要原因之一，該地區一直存在着各種地方勢力，這些地方勢力之間互相競争、争奪資源和勢力範圍，張獻忠很難快速站穩腳跟。
面對川蜀地區的複雜形勢，張獻忠背道而馳，不是通過研究其地理特征和收買人心，促進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反倒是通過殺人樹立威信。
當張獻忠進入四川，準備進攻成都之時，他曾在城外的一座寺廟暫時駐紮。
在那裡，張獻忠和他的部下們盡情地享受美食和美酒，看到廟裡的僧人們都在吃素，張獻忠突發奇想，想要戲弄這些僧人。
張獻忠強迫這些僧人像他們一樣，大快朵頤地吃肉，暢飲美酒。
當時，有一名僧人提出他們可以吃肉，但要求張獻忠攻破城池後不得屠殺無辜。
張獻忠同意了和尚的要求，承諾不會屠殺城中百姓，于是，僧人們一邊品嘗着肉食，一邊念着這樣一句話：“酒肉穿腸過，佛祖留心中！”
如今這句話廣為傳頌，沒想到竟然是在張獻忠的屠刀之下逼迫出來的。
張獻忠通過屠殺手段來樹立威信說到底，是其對權力的追求，作為農民起義軍，權力的大小對他們具有極大的誘惑力。
而張獻忠本人并沒有出身顯赫，沒有其他權力資源，隻有通過殘暴手段來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獲得更多的支援和追随者。
同時，他也深知川蜀地區的曆史和文化傳統，四川人桀骜不馴，暴力和屠殺是針對該地區特有的手段。
但是真的如張獻忠所願，通過屠殺手段獲得了他想要的權威了嗎？
在他統治川蜀地區期間，曾多次發生反抗，明朝的官員、士兵、乃至普通群眾等，幾乎前仆後繼。
張獻忠的殘暴統治對川蜀地區的曆史和群眾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暴力統治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和社會動蕩。
據史書記載，他在川蜀地區殺害了數萬人，給當地的經濟和社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他的統治方式也讓川蜀地區的文化和精神生活受到了影響，這直接影響了後來的湖廣填四川的人口遷移政策。
靠“打糧”維持的軍隊
張獻忠在四川建立了一個名為“大西”的政權，但是這個軍隊和行政的維持确實非常原始和野蠻的。
大西政權，作為明末清初時期的農民起義軍力量，雖然在一定時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戰果，但其局限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那就是沒有穩固的稅收制度，政權開銷全靠四處劫掠的“打糧”維持，而軍隊的殺戒一旦打開，就很難再加以限制。
首先，由于起義軍缺乏系統的政治和經濟理念，大西政權并沒有建立起穩定的稅收制度，相反，為了維持日常開支，他們常常通過四處劫掠的方式擷取資源，這種行為不僅嚴重破壞了當地的社會秩序，還讓無辜的百姓陷入了更加艱苦的生活境地。
而當地的生産活動更是遭到了嚴重搞得破壞，老百姓不能安居樂業，就是對社會的竭澤而漁，這絕對不是一支能夠長期存活的政權。
此外，大西政權對軍隊的管理也存在着嚴重的問題，由于起義軍的組織結構相對松散，對士兵的思想教育和紀律限制往往不夠嚴格，過關了劫匪生活的士兵們，進了城也很難再加以自我限制。
即便變成了正規軍，還仗勢欺人，巧取豪奪，動不動就殺人不償命，這種情況不僅損害了大西政權的聲譽，也讓他們在與後來的清朝政府軍的鬥争中處于劣勢。
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起因于明朝的政治腐敗、天災頻發和民生困苦，他最初是在陝西省山區活動的土匪頭目，後來他聚集了一大批群衆起義，如今攻占了四川南部多個城市，其中包括重慶、涪陵、墊江等地，還短暫地自稱“大西國國王”。
然而，張獻忠的農民起義也帶來了大規模的殺戮和破壞，他的部隊在攻占城市後常常屠城，許多人被殺害，城市也被毀壞殆盡。
1646年，清軍南下川蜀地區，與此同時，張獻忠也率領自己的軍隊從成都出兵，與清軍展開了對抗。
為避免自己戰敗後親屬被清軍俘獲，他采取了非常殘忍的手段，殺光了自己的妻妾和幼子。與此同時，留守漢中的劉進忠則選擇投降清軍。
最終在1647年1月2日，張獻忠在鳳凰山多寶寺前偵察時，被清肅親王豪格的前鋒射殺身亡。
他的皇帝夢和李自成一樣，都是霧裡看花，空中樓閣。
少年貧苦，性格扭曲
很多人都好奇，為什麼張獻忠這麼喜歡殺人，連自己親人朋友都不放過，難道他有反社會人格？
這個問題可能要從張獻忠的童年說起。
張獻忠的成長背景和童年經曆，的确給他的性格和人生觀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出生在明末清初亂世時期的延安，他身邊充斥着戰亂、饑荒以及“人相食”的恐怖場景。
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張獻忠的童年經曆雖然極大地磨練了他的意志，但同時也使他的人格扭曲，更容易産生極端的行為和觀念。
明末清初戰火紛飛、社會動蕩的年代，那時的陝西延安，是明朝設立守邊要塞的地方。
然而，明末時期，延安卻成為了一片烽煙四起的戰場，戰火之下，百姓的生活陷入了極度的貧困與困苦。
饑荒肆虐，人們為了生存甚至不惜互相殘殺，甚至發生了易子而食的悲劇，加上處處充斥着戰亂的硝煙，百姓們疲于奔命，不堪重負。
更為嚴重的是，饑荒逼得人們甚至為了生存不得不互相殘殺，甚至吞食他人的血肉，這樣的童年經曆，正常人都要發瘋，張獻忠卻埋下了日後成為一名殘暴軍閥的種子。
張獻忠的家庭也在這場浩劫中身處水深火熱之中，他的父母為了維持家中的生計，每日辛勤勞作，然而收獲的糧食卻遠遠不足以養活一家人。
張獻忠目睹了自己的親人被餓得骨瘦如柴，為了一點微薄的口糧而争執不休，在他幼小的心靈中，那些痛苦的經曆如同利刃一般深深刻入，成為他性格中難以抹去的瘡疤。
幼年時期的張獻忠，同其他孩子一樣，渴望着快樂和關愛。然而，在那樣一個環境中，快樂仿佛是一種奢侈，隻有饑餓和死亡才是常态。
每當夜幕降臨，張獻忠蜷縮在角落裡，腦海中回蕩着哭泣和呻吟的聲音。而更讓他無法釋懷的是，他的同齡人，那些曾與他嬉戲玩耍的夥伴們，隻有他還活着，其他的小火伴很多都餓死了。
在那個惡劣的環境裡，張獻忠的心靈早已被磨得堅硬如鐵，對于他來說，生存已經成為了一種掙紮，這種掙紮讓他不得不學會強悍和殘忍。
在充滿血腥與死亡的世界裡，張獻忠痛定思痛，漸漸明白了自己要想生存下去，必須變得更強大。
随着年歲的增長，張獻忠的性格也越發扭曲，他開始對周圍的世界充滿了敵意和懷疑，對任何威脅自己生存的人和事都報以嚴密的警戒。
在這樣一個環境中，人性早被不斷消磨，那些應該充滿愛與溫暖的人際關系，在他的世界裡變得冰冷而疏離，可能正是這種人格的扭曲，讓張獻忠在成年後選擇了一條更加激進的道路。
那就是殺人，不斷地殺人。
四川經商，受盡欺淩——埋下仇恨
陝西延安的糧食歉收，張獻忠的父親就想着帶孩子做點小生意讨生活，四川天府之國，又與陝西接壤，自然而然他們父子就去了四川。
那時，他随父親去四川賣棗，卻遭遇了當地惡霸的欺辱。這段經曆不僅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陰影，還在他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種子。
那年，張獻忠年僅十歲，正是一個懵懂無知的年紀，他的父親帶着他到四川去賣棗，想借此改善家庭的經濟狀況。
然而，在那個陌生的地方，他們遇到了一個當地的惡霸。
這個惡霸在當地名聲顯赫，無惡不作，人人聞風喪膽，張獻忠和父親在四川的某個市集上擺攤賣棗時，不幸遭遇了這位惡霸。
惡霸嘲諷張獻忠的父親，辱罵他們外地人窮山惡水，自己卻要四處要飯，這番言辭讓張獻忠和父親倍感恥辱。
在那之後，惡霸又時常找上張獻忠和他的父親，以各種莫須有的理由敲詐勒索他們，每當這個時候，張獻忠隻能眼睜睜地看着父親屈服在這個惡霸面前，狠狠地咽下苦澀與屈辱。
小張獻忠心中的怒火一天天在積累，可是，他還隻是一個力量微薄的小孩，無法對抗那大塊頭的惡霸。
漸漸地，張獻忠對四川的人充滿了惡意，憤怒與不滿。
他憎恨那些為非作歹、淩駕在弱者頭上的惡霸，同時也感受到了生活中的無奈，在這個過程中，仇恨的種子在他心中逐漸生根發芽，他暗下決心，長大後一定要為自己和父親讨回公道。
多年以後，張獻忠成為了一名農民起義軍的領袖，率領着一支強大的軍隊，并展現出了驚人的爆發力。
然而，仇恨讓他的人格逐漸扭曲，為了報仇雪恨，他對敵人痛下殺手，用鐵血手段懲治那些他認為的“惡霸”，并以為這就是為弱者伸張正義，企圖受到百姓擁戴。
焦土政策——自己得不到的就毀掉
當張獻忠為了達到目的殺人的時候，确實不會考慮自己身後的名聲，他能做出讓和尚吃肉取樂的事情，就知道張獻忠并沒有打算在四川建立根據地，他本人也沒把這裡當家。
是以為了防止四川被他人占領，張獻忠決定實行“焦土政策”。
這樣的行為與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已經無異，日本人當然不會把中國的土地當家，是以就大肆燒殺搶掠，而張獻忠身為農民起義軍，做出這樣的事情，實在是短見。
他所謂的“焦土政策”是指，在戰争中采取的一種破壞性極強的戰術，即将戰區内的一切生産設施、軍事設施、人口和資源都燒毀，以阻止敵軍占領。
張獻忠幻想采用這一政策來保衛川蜀地區，其影響也不僅僅局限于當地，還對周邊政權産生了一定的威懾作用。
在張獻忠的統治期間，他在四川地區燒毀了許多城市和村莊，摧毀了許多資源，以此來阻止其他政權對該地區的侵略。
這種戰略短時間内，可以有效地阻止其他政權的進攻，還可以削弱敵人的戰鬥力和士氣，但是對于當地老百姓而言，就是敲人骨髓一般的行為。
這種不積極的政策破壞了當地的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對四川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其最大的危害可能就是人心向背的問題，人們紛紛逃難，不會加入張獻忠的隊伍，如此一來，大西政權兵源不足，從陝西帶出的隊伍很快就打沒了。
張獻忠曾經攻克襄陽，燒死襄王朱翊銘，還打下過武昌，并将楚王朱華奎丢進長江，屠戮殆盡了楚王家室，将15~20歲以外的武昌群眾盡皆殺死，據說長江連屍體都放不下，魚鼈都被熏死。
而這最後攻克的四川，除了殺掉明朝王室的朱常浩和朱至澍，還将數萬的百姓殘忍殺害，如此“起義”，也必将自取滅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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