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魏晉以降的“唯美”思潮的影響，雖然唐初在“思想和文化領域中齊、梁遺風的習染猶在，但當時也就有代表時代精神的美的追求的萌動。
唐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的颠峰時期，南北文化互相吸取與交融，文學藝術發展到達頂峰；同時也是門閥士族逐漸走向沒落的時代。在其高漲昂揚的進取精神中，更有着延續儒家的道德倫理以保持他們貴族門風的要求。
唐朝緻仕官休閑生活的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具有濃厚的文學審美氛圍。魏晉南北朝至唐初，政事上出現的大動蕩與大分裂，“為文化的前進與發展帶來了兩個方面的效應：一是原來固有的文化發展條件的喪失，即固有文化無法再直線前進；二是新的曆史條件所提供的新的曆史機遇，必然會給新的文化形态提供相應的條件。
這就必然地促成了原有文化的變異性前進。”而創造這種新的文化形态的任務自然而然就落在以文化傳承為己任的士大夫的肩上。是以，唐代士大夫上承魏晉“風流”，下啟宋元道學，處于一個承上啟下的時期，不可避免的，作為士大夫階層的一部分——緻仕官們的活動既具有魏晉以降的士大夫的放誕風流特點，又具有其後宋朝的士大夫追求風雅的明顯特點。他們的高雅的生活方式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
其一，在緻仕官的活動中，具有濃厚的文學藝術氛圍。在整個唐代，由于統治者的提倡和激勵，社會生活中文學藝術氛圍濃厚。而緻仕官們年輕時的從仕途徑或是通過家學、或是通過科舉考試，無不有着深厚的文學功底，在仕宦途中，君臣之間、同僚之間的應對酬和更是家常便飯，司空見慣，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樣，就使得他們的生活方式高雅化了，并且成為他們身份地位的象征。
通觀緻仕官形形色色的群體生活，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所有的娛樂活動中，詩文唱和都是貫穿其中的主要活動。在這些唱和活動中，緻仕官們盡展才華，創造了許多瑰麗的篇章，既為自己與他人的交流學習創造了條件，加深了感情的溝通，又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财富，可謂是一舉數得。
其二，在緻仕官的個體休閑活動中，無論是暢遊林泉，還是花下獨酌，他們都會随時以詩文的方式記下活動内容及其合乎時代的審美感受。我們知道，“唐代所執行的儒、釋、道并重的思想文化政策，造就了一種思想相對自由的精神境界，知識分子在各種文化的争鳴、撞擊中，不僅活躍了思想，而且開闊了精神探求的領域和視野，使審美的主體性得到了更加廣闊馳騁的天地。”他們在休閑活動的空間環境及工具上，無不透露出他們作為保持和接續文化傳統的主體，進而顯示出卓爾不群的高雅的審美品味和高尚的個人修養。
總之，唐代“政事上的強盛和鞏固，經濟的高度繁榮，開明的開放性的文化政策，各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廣大的一直被壓抑的庶族地主知識分子的參與精神文化的大創造，這一切彙成了一個适宜于精神文化大發展的十分有利的精神氛圍。”
緻仕官們的休閑活動創造了豐富的精神财富，展現了他們自身的地位和高雅的文化品位。故而，作為這種心物交融、情景互滲、意象相合的審美體驗活動的物态化成果——文藝作品，就勢必刻上主體自己獨特個性的心靈印記。”進而突出了他們作為士大夫階層的本質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他們高于社會其他階層的審美情趣。
唐代官吏緻仕後的宗教生活氣氛異常濃厚，他們通過舍身入教、結社等活動，運用宗教的那種出世思想，來達到修身養性的休閑效果，具有非常鮮明的時代特征。
唐代是儒、釋、道三教并行合流的朝代，各種宗教的儀式、方法群組織，“附着于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态和主流倫理道德，同時也更多地迎合着上層士大夫的趣味和愛好，成為上流社會和主流思想所接納的思想資源。”特别是唐代中後期，儒、釋、道三教之間互相吸取，一面是宗教日益世俗化，另一方面是儒學的日益宗教化。宗教和社會的聯系愈來愈緊密，“大到國家的禮儀祭祀，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和各種宗教儀式和信仰聯系在一起。”
作為上流社會的士大夫，越來越傾向于把宗教人士的那種超越世俗的、高雅或淡泊的人生哲理和生活情趣當作自身追求的目标。而處身于上流社會的緻仕官們，在遠離了政事生涯的得意或無奈之後，抛棄塵俗雜物，把自己置于宗教的深奧而精微的玄理探索之中，通過“對自然的靜默觀照中，發現宇宙生生不息的内在生命，領悟人生的真谛與生命的底蘊，以達到幽深清遠的人生境界，進而形成個體之心與宇宙心的交流與合一，”，頓悟人生真谛的審美境界，進而從中體驗自我，實作自我，”并進而獲得身心的安詳與惬意。
一些緻仕官在與宗教高士一起休閑時，力持清儉，清茶素齋度日。但也有一些緻仕官在與朋友聚會時，毫不吝惜金錢，花費大量的人力财力，以追求奢侈的物質休閑生活享受。唐人特别看重牡丹花，即使再貴的牡丹，也會毫不猶豫地把它買回家賞玩。對此，白香山有詩譏諷道：“共道牡丹時，相随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當然，奢侈并不是這些緻仕官的獨有的偏好，首先是因為整個社會追求奢靡享受的社會風尚。敏澤在其《中國美學思想史》一書中說道：“陶醉、沉溺于歌兒舞女、聲色酒肉，從官能的刺激、享受中，尋求精神上的寄托，這成了相當普遍的社會風尚，說明了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精神的沉淪，及審美情趣的低下。”這部分緻仕官對于奢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其次是因為唐代城市與交通的發展，及其由此帶來的商品經濟的發達。唐朝的“商品經濟開始沖破地區樊籬，向全國性的大市場體系邁進，”，“而更新了面貌的城市又進一步促進和豐富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的迅速發展為商品流通和交換提供了有利條件，為奢侈生活的商品流通和服務提供了便利。
無庸諱言，緻仕官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裡，加上他們的經濟基礎較好，追求生活的優閑和奢侈就理所當然了。而他們的生活空間相對接近于民間生活，他們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影響也就更大。他們奢侈性的休閑活動無疑反過來會加深這個社會的痼疾，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人多遊心，地有遺力；守本業者，浮而不固；逐末業者，蕩而忘歸”現象的産生。
還有一部分緻仕官緻仕後，并沒有熱衷于上述種種或奢侈或高雅的活動，而是把自己完全融入社會下層的生活圈子之中，他們安貧樂道，務農為生。當然，也有一小部分緻仕官緻仕後，雖然也是把自己融入下層社會，但是，他們并不是自食其力，而是利用家勢欺壓老百姓，甚至再入宦途。
另外，部分緻仕官的消極頹廢的遁世思想，在社會上也起到不小的影響。這部分緻仕官因為宦途多受打擊，感于世事滄桑，是以奉勸人們人生苦短，要及時行樂。如詩人白居易就勸誡少年人道：“勸君少幹名，名是锢身鎖；勸君少名利，利是焚身火。”宣宗時的詩人雍陶辭官後，“閑居廬嶽，養疴傲視，與塵事日冥，”他曾寫詩勸人們及時行樂：“老去風光不屬身，黃金莫惜買青春。白頭縱作花園主，醉折花枝是别人。
一些緻仕官的宗教活動大大推動了佛教文化的發展。佛教以“釋典沖虛，有無兼謝；正覺凝寂，彼我俱忘”為本，進而成為一些緻仕官逃避現實的心靈歸宿。更重要的是，唐代士大夫信仰推崇佛教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佛教徒以詩歌、琴棋書畫、建築、雕塑、茶道、變文等技藝”所吸引。一些佛教徒高超的文化技藝、佛家主張的“茶禅一味”的隽永“茶道”等，對于受注重制實人世的儒家文化長期熏陶的緻仕官來說，展現了一片超凡脫俗的新奇天地，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一些緻仕官平時通過誦讀佛經，在與那些有學問的高僧交往過程中，通過“聆聽高僧說法、講經，咨詢‘苦空’真谛，以釋讀精中的疑義，解塵世苦難之惑，消除人生諸種煩惱。”而在與高僧談精論玄過程中，他們又用自己淵博的儒家知識，對佛教禅理提出合理的看法和建議，進一步推動了佛教文化的發展，加快了儒、佛合一的程序。
在社會上，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利用了自己特殊的身份，用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影響了家人和周圍的人，把這些人也吸引到信仰和傳播佛教文化的活動中來，為佛教的傳播進一步擴大了社會基礎。
緻仕官們在論道之餘，他們與那些高僧大德互相應酬唱和，為後人留下了豐富的與佛教相關的文學作品。詩人晚上與衆人一起在月光下接受佛教轉經授道的洗禮并深悟禅理，且作為他們以後進行禅修的基本方法，進而達到那種“以一念代萬念”的徹底的忘我而獲得佛家所說的涅槃境界。這樣，緻仕官的宗教活動一方面加快了儒學的禅化程序，另一方面，使禅宗得到更加普遍的流行和傳播。
同樣，一些緻仕官的服食藥石、養生練氣的休閑養生活動，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道教理論。道教以“至道沖虛”為本，修煉長生不老之術而被“生人宗仰”，更因為道教鼻祖姓李而被李唐王朝奉為國教。更重要的原因是，道教宣揚的所謂長生久視的神仙學說，恰恰迎合了統治者們榮華富貴可求，而長生不老難求的心理。熱衷于道教長生之術的緻仕官們，追求道家的延生之術就成為他們重要的休閑活動之一了。
“崇尚大自然、清靜無為的道家思想，給唐代文化注入了返璞歸真、擺脫一切羁絆‘天人合一’的創作意念。”在此情況下，那些仕途坎坷、歸隐山林的緻仕官們在遊心物外、沉迷于大自然美景的同時，寫下了許多有關道教審美情趣或受其影響的篇章。這些，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多姿多彩的世俗生活和精神狀态，而且進一步推動了中國道教理論的完善和成熟。
另外，唐代是個詩歌繁榮的時代。因為“唐代有着比較寬松的政事環境；這種寬松的政事環境給詩人帶來了一定的創作自由空間；而一定的創作自由空間對優秀詩篇的孕育，以及詩歌多方位、多元化的發展又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和條件。”
從休閑的角度來看，“休閑的相對開放性及其後果的非嚴肅性為超越那些既定的行為方式與意義提供了場所。這種方式的行為可能促成藝術中的創造、運動中的高超技能以及交談中的幽默。”正因為有這樣寬松的政事環境，在輕松的休閑場所裡，那些緻仕官雅興大發，用詩歌來盡情地表達在政事上、生活上的得意或失意。
在與一些政事境遇相似、人生價值取向相近的朋友在一起時，詩就成為他們發牢騷、舒胸臆的工具了，同時也是他們互相安慰并釋放自我的主要途徑之一。這類詩歌往往又是詩歌中的絕唱，不但是我們現代人研究唐代社會政事、生活的第一手可靠的資料，而且是社會上一些後學者學習、模仿的典範，進而大大推動了詩歌等文學藝術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