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魏晋以降的“唯美”思潮的影响，虽然唐初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中齐、梁遗风的习染犹在，但当时也就有代表时代精神的美的追求的萌动。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颠峰时期，南北文化互相吸取与交融，文学艺术发展到达顶峰；同时也是门阀士族逐渐走向没落的时代。在其高涨昂扬的进取精神中，更有着延续儒家的道德伦理以保持他们贵族门风的要求。
唐朝致仕官休闲生活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具有浓厚的文学审美氛围。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政事上出现的大动荡与大分裂，“为文化的前进与发展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是原来固有的文化发展条件的丧失，即固有文化无法再直线前进；二是新的历史条件所提供的新的历史机遇，必然会给新的文化形态提供相应的条件。
这就必然地促成了原有文化的变异性前进。”而创造这种新的文化形态的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在以文化传承为己任的士大夫的肩上。因此，唐代士大夫上承魏晋“风流”，下启宋元道学，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不可避免的，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一部分——致仕官们的活动既具有魏晋以降的士大夫的放诞风流特点，又具有其后宋朝的士大夫追求风雅的明显特点。他们的高雅的生活方式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致仕官的活动中，具有浓厚的文学艺术氛围。在整个唐代，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激励，社会生活中文学艺术氛围浓厚。而致仕官们年轻时的从仕途径或是通过家学、或是通过科举考试，无不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在仕宦途中，君臣之间、同僚之间的应对酬和更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样，就使得他们的生活方式高雅化了，并且成为他们身份地位的象征。
通观致仕官形形色色的群体生活，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所有的娱乐活动中，诗文唱和都是贯穿其中的主要活动。在这些唱和活动中，致仕官们尽展才华，创造了许多瑰丽的篇章，既为自己与他人的交流学习创造了条件，加深了感情的沟通，又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可谓是一举数得。
其二，在致仕官的个体休闲活动中，无论是畅游林泉，还是花下独酌，他们都会随时以诗文的方式记下活动内容及其合乎时代的审美感受。我们知道，“唐代所执行的儒、释、道并重的思想文化政策，造就了一种思想相对自由的精神境界，知识分子在各种文化的争鸣、撞击中，不仅活跃了思想，而且开阔了精神探求的领域和视野，使审美的主体性得到了更加广阔驰骋的天地。”他们在休闲活动的空间环境及工具上，无不透露出他们作为保持和接续文化传统的主体，从而显示出卓尔不群的高雅的审美品味和高尚的个人修养。
总之，唐代“政事上的强盛和巩固，经济的高度繁荣，开明的开放性的文化政策，各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广大的一直被压抑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的参与精神文化的大创造，这一切汇成了一个适宜于精神文化大发展的十分有利的精神氛围。”
致仕官们的休闲活动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体现了他们自身的地位和高雅的文化品位。故而，作为这种心物交融、情景互渗、意象相合的审美体验活动的物态化成果——文艺作品，就势必刻上主体自己独特个性的心灵印记。”从而突出了他们作为士大夫阶层的本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他们高于社会其他阶层的审美情趣。
唐代官吏致仕后的宗教生活气氛异常浓厚，他们通过舍身入教、结社等活动，运用宗教的那种出世思想，来达到修身养性的休闲效果，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
唐代是儒、释、道三教并行合流的朝代，各种宗教的仪式、方法和组织，“附着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伦理道德，同时也更多地迎合着上层士大夫的趣味和爱好，成为上流社会和主流思想所接纳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唐代中后期，儒、释、道三教之间相互吸取，一面是宗教日益世俗化，另一方面是儒学的日益宗教化。宗教和社会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大到国家的礼仪祭祀，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和各种宗教仪式和信仰联系在一起。”
作为上流社会的士大夫，越来越倾向于把宗教人士的那种超越世俗的、高雅或淡泊的人生哲理和生活情趣当作自身追求的目标。而处身于上流社会的致仕官们，在远离了政事生涯的得意或无奈之后，抛弃尘俗杂物，把自己置于宗教的深奥而精微的玄理探索之中，通过“对自然的静默观照中，发现宇宙生生不息的内在生命，领悟人生的真谛与生命的底蕴，以达到幽深清远的人生境界，从而形成个体之心与宇宙心的交流与合一，”，顿悟人生真谛的审美境界，从而从中体验自我，实现自我，”并进而获得身心的安详与惬意。
一些致仕官在与宗教高士一起休闲时，力持清俭，清茶素斋度日。但也有一些致仕官在与朋友聚会时，毫不吝惜金钱，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以追求奢侈的物质休闲生活享受。唐人特别看重牡丹花，即使再贵的牡丹，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买回家赏玩。对此，白香山有诗讥讽道：“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当然，奢侈并不是这些致仕官的独有的偏好，首先是因为整个社会追求奢靡享受的社会风尚。敏泽在其《中国美学思想史》一书中说道：“陶醉、沉溺于歌儿舞女、声色酒肉，从官能的刺激、享受中，寻求精神上的寄托，这成了相当普遍的社会风尚，说明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精神的沉沦，及审美情趣的低下。”这部分致仕官对于奢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次是因为唐代城市与交通的发展，及其由此带来的商品经济的发达。唐朝的“商品经济开始冲破地区樊篱，向全国性的大市场体系迈进，”，“而更新了面貌的城市又进一步促进和丰富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迅速发展为商品流通和交换提供了有利条件，为奢侈生活的商品流通和服务提供了便利。
无庸讳言，致仕官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加上他们的经济基础较好，追求生活的优闲和奢侈就理所当然了。而他们的生活空间相对接近于民间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影响也就更大。他们奢侈性的休闲活动无疑反过来会加深这个社会的痼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多游心，地有遗力；守本业者，浮而不固；逐末业者，荡而忘归”现象的产生。
还有一部分致仕官致仕后，并没有热衷于上述种种或奢侈或高雅的活动，而是把自己完全融入社会下层的生活圈子之中，他们安贫乐道，务农为生。当然，也有一小部分致仕官致仕后，虽然也是把自己融入下层社会，但是，他们并不是自食其力，而是利用家势欺压老百姓，甚至再入宦途。
另外，部分致仕官的消极颓废的遁世思想，在社会上也起到不小的影响。这部分致仕官因为宦途多受打击，感于世事沧桑，所以奉劝人们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如诗人白居易就劝诫少年人道：“劝君少干名，名是锢身锁；劝君少名利，利是焚身火。”宣宗时的诗人雍陶辞官后，“闲居庐岳，养疴傲视，与尘事日冥，”他曾写诗劝人们及时行乐：“老去风光不属身，黄金莫惜买青春。白头纵作花园主，醉折花枝是别人。
一些致仕官的宗教活动大大推动了佛教文化的发展。佛教以“释典冲虚，有无兼谢；正觉凝寂，彼我俱忘”为本，从而成为一些致仕官逃避现实的心灵归宿。更重要的是，唐代士大夫信仰推崇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佛教徒以诗歌、琴棋书画、建筑、雕塑、茶道、变文等技艺”所吸引。一些佛教徒高超的文化技艺、佛家主张的“茶禅一味”的隽永“茶道”等，对于受注重现实人世的儒家文化长期熏陶的致仕官来说，展现了一片超凡脱俗的新奇天地，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一些致仕官平时通过诵读佛经，在与那些有学问的高僧交往过程中，通过“聆听高僧说法、讲经，咨询‘苦空’真谛，以释读精中的疑义，解尘世苦难之惑，消除人生诸种烦恼。”而在与高僧谈精论玄过程中，他们又用自己渊博的儒家知识，对佛教禅理提出合理的看法和建议，进一步推动了佛教文化的发展，加快了儒、佛合一的进程。
在社会上，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利用了自己特殊的身份，用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影响了家人和周围的人，把这些人也吸引到信仰和传播佛教文化的活动中来，为佛教的传播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基础。
致仕官们在论道之余，他们与那些高僧大德互相应酬唱和，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与佛教相关的文学作品。诗人晚上与众人一起在月光下接受佛教转经授道的洗礼并深悟禅理，且作为他们以后进行禅修的基本方法，从而达到那种“以一念代万念”的彻底的忘我而获得佛家所说的涅槃境界。这样，致仕官的宗教活动一方面加快了儒学的禅化进程，另一方面，使禅宗得到更加普遍的流行和传播。
同样，一些致仕官的服食药石、养生练气的休闲养生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道教理论。道教以“至道冲虚”为本，修炼长生不老之术而被“生人宗仰”，更因为道教鼻祖姓李而被李唐王朝奉为国教。更重要的原因是，道教宣扬的所谓长生久视的神仙学说，恰恰迎合了统治者们荣华富贵可求，而长生不老难求的心理。热衷于道教长生之术的致仕官们，追求道家的延生之术就成为他们重要的休闲活动之一了。
“崇尚大自然、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给唐代文化注入了返璞归真、摆脱一切羁绊‘天人合一’的创作意念。”在此情况下，那些仕途坎坷、归隐山林的致仕官们在游心物外、沉迷于大自然美景的同时，写下了许多有关道教审美情趣或受其影响的篇章。这些，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多姿多彩的世俗生活和精神状态，而且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道教理论的完善和成熟。
另外，唐代是个诗歌繁荣的时代。因为“唐代有着比较宽松的政事环境；这种宽松的政事环境给诗人带来了一定的创作自由空间；而一定的创作自由空间对优秀诗篇的孕育，以及诗歌多方位、多元化的发展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从休闲的角度来看，“休闲的相对开放性及其后果的非严肃性为超越那些既定的行为方式与意义提供了场所。这种方式的行为可能促成艺术中的创造、运动中的高超技能以及交谈中的幽默。”正因为有这样宽松的政事环境，在轻松的休闲场所里，那些致仕官雅兴大发，用诗歌来尽情地表达在政事上、生活上的得意或失意。
在与一些政事境遇相似、人生价值取向相近的朋友在一起时，诗就成为他们发牢骚、舒胸臆的工具了，同时也是他们互相安慰并释放自我的主要途径之一。这类诗歌往往又是诗歌中的绝唱，不但是我们现代人研究唐代社会政事、生活的第一手可靠的资料，而且是社会上一些后学者学习、模仿的典范，从而大大推动了诗歌等文学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