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靖
編輯/漆菲
斷交七年後，被視為中東地區宿敵的伊朗與沙特阿拉伯同意恢複外交關系。
在中國的斡旋下，兩國官員于北京進行了四天的談判，并于3月10日晚宣布了這一令外界意想不到的消息。這不僅意味着沙伊對峙多年的冷戰局面開始扭轉，也标志着中國中東外交取得重大成果。
兩國複交的消息受到阿拉伯國家的普遍歡迎，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對中國斡旋促成協定表示感謝，還稱“伊朗和沙特之間的睦鄰關系對海灣地區的穩定至關重要”。
3月10日，在中國斡旋下，伊朗和沙特在北京簽署聯合聲明，雙方同意恢複外交關系。
自2016年斷交以來，沙特和伊朗一邊派出代理人在葉門、叙利亞等國角力，一邊在外交場合互相攻讦；但與此同時，兩國在巴基斯坦、伊拉克、阿曼等國的斡旋下保持接觸，自2021年4月起參加多輪談判，直到達成“北京和解”。
沙伊“北京和解”背後，是中東力量平衡的此消彼長與國際秩序的“東升西降”。不論是擔心失去“保護傘”并希望推動經濟改革的沙特，還是受困于美國“極限施壓”的伊朗，出于現實考量，都有着與對方關系正常化的訴求。
甯夏大學中國阿拉伯國家研究院院長李紹先向《鳳凰周刊》指出，此前多輪談判中，沙伊兩國已經将原則問題“談透了”，但缺少一個有影響力的大國作為“擔保人”，可以說，中國的外交斡旋發揮了“臨門一腳”的關鍵作用。
在各方為未來中東局勢感到振奮之際，李紹先也提醒道，不應對局勢過分樂觀——沙特和伊朗沖突根深蒂固，在地區事務上利益相悖，未來局勢如何發展将取決于雙方的努力。但中東兩個宿敵在危機叢生的時代達成和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辦主任王毅所言，“這是對話的勝利、和平的勝利，為目前動蕩不安的世界提供了重大利好消息”。
3月11日，諸多伊朗報紙頭版頭條報道了沙伊複交的新聞。
沙伊百年間有過多次斷交
現代沙特阿拉伯與伊朗的外交關系，始于1929年沙特與伊朗巴列維王朝簽署的《沙特-伊朗友好條約》。但在近百年内，雙方有過多次斷交。
第一次斷交發生在1943年。當時，一名伊朗朝聖者被指控試圖向麥加大清真寺的天房投擲嘔吐物，進而被沙特政府處決，沙伊關系于1944年破裂。兩年後，沙特國王伊本·沙特緻函伊朗，要求恢複邦交。
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沙特與伊朗雖在世俗化、地區軍事主導地位以及油價問題上有過争端，但總體關系還算友好。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後，雙方的首次斷交同樣因宗教事務而起。1987年，402名朝觐者在沙特麥加發生的一次沖突中喪生，其中包括275名伊朗人。憤怒的伊朗群眾沖擊沙特駐德黑蘭大使館，導緻一名沙特外交官喪生。次年4月，沙特宣布與伊朗斷交，連伊朗人前往沙特朝觐都不被允許。
本輪斷交則始于一次處決。2016年1月2日，沙特宣布處死47名“恐怖分子”，其中一位名叫尼姆爾的男子，是該國知名的什葉派穆斯林教士、沙特政府的堅定批評者。
尼姆爾之死很快激起中東什葉派群衆的廣泛抗議。在尼姆爾被處決當日，伊朗首都德黑蘭的沙特大使館前，大批示威者聚集抗議，其中一人對使館投擲自制燃燒彈。随後，沙特以駐伊大使館被闖入并縱火為由，宣布與伊朗斷交。
2014年，沙特駐葉門使館外，抗議者手持尼姆爾的照片，尼姆爾當年被沙特司法機關判處死刑。
作為中東地區大國，沙特與伊朗的沖突由來已久，斷交隻是其中的縮影。沙特與伊朗的主體民族分别是阿拉伯人與波斯人，早在公元7世紀阿拉伯帝國征服波斯帝國後便開始了競争與沖突的周期循環。
16世紀初，伊朗薩非王朝宣布什葉派為伊朗國教，此後十二伊瑪目什葉派成為波斯地區主流信仰。什葉派在伊斯蘭教中并不占主導地位，卻與伊朗民族意識緊密結合，共同塑造了伊朗人獨特的身份認同。
到1979年，霍梅尼上司的伊斯蘭革命推翻了伊朗巴列維王朝，建立了什葉派教士集團統治的伊斯蘭共和國。彼時霍梅尼的外交政策核心理念，是通過“輸出革命”改造當下的伊斯蘭世界秩序，而“伊斯蘭革命”本質，便是全球穆斯林和第三世界各國人民反對“壓迫者”的鬥争——所謂“壓迫者”，即美蘇以及他們扶植的傀儡政權。
1932年成立的沙特阿拉伯王國，自建國起便将原教旨主義的遜尼派瓦哈比派定為國教。在瓦哈比派眼中，什葉派是需要反對的“異端”。而在現代沙特，瓦哈比主義又被王室賦予了維護國家統一和政權穩定的功能。這種“自上而下”的宗教意識形态，自然與波斯灣對岸“自下而上”的伊斯蘭革命理想水火不容。
更不用提，伊朗與沙特在地區事務上有着根本性的利益沖突。上世紀80年代的兩伊戰争中，沙特站在伊拉克一方，與科威特共同為後者提供了數百億美元的戰争貸款以購買武器。
1990年海灣戰争期間，沙特和伊朗都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表示譴責，并反對武力解決地區問題，雙方關系有所解凍。1991年，兩國恢複了1987年因朝觐者死亡而中斷的外交關系。1997年，哈塔米當選伊朗總統後推行溫和的外交政策，意圖進一步改善同沙特等海灣國家的關系。
但這一和解程序在2003年被打斷：當年3月，美軍入侵伊拉克後推翻了遜尼派的薩達姆政權，扶植了什葉派主導的伊拉克政府——沙特的什葉派對手無疑增加了，中東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力量平衡再次被打破。
2016年1月8日，伊朗人在德黑蘭舉行示威活動，抗議尼姆爾被沙特政府處決。
内外交困下的必然選擇
自2010年開始，席卷中東的阿拉伯革命給沙特與伊朗提供了代理人戰争的舞台。在叙利亞，沙特參與資助的叙利亞自由軍（FSA）與有伊朗撐腰的叙利亞政府軍展開角鬥；在葉門，什葉派胡塞武裝針對葉門政府軍的攻勢如野火般蔓延，沙特在2015年選擇親自“下場”率領阿拉伯聯軍參戰。
但無論叙利亞還是葉門，沙特從未在代理人戰争中占過上風。就連在總人口不到600萬的小國黎巴嫩，由伊朗支援的什葉派武裝團體真主黨（Hezbollah）的政治影響力也與日俱增，還深度參與了鄰國叙利亞的内戰，為阿薩德政府提供兵力支援，成為伊朗主導的“什葉派新月帶”中的重要一環。而國内政治危機剛剛告一段落的伊拉克，其最終上任的總理人選也是與伊朗有着深厚聯系的蘇達尼。
但與伊朗政治影響力崛起相對應的，是它在國際社會日益逼仄的發展空間。
自1979年伊朗人質危機以來，美國與伊朗纏鬥了近半個世紀。美國單邊制裁實施了一輪又一輪，伊核談判則是反反複複。2018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單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協定，并實施“極限施壓”，意圖通過前所未有的制裁廣度和深度迫使伊朗妥協。與此同時，特朗普還試圖在中東建構“阿拉伯版北約”，企圖拉攏海灣6個阿拉伯國家和埃及、約旦，共同遏制伊朗。
2020年9月15日，在美國斡旋下，以色列、阿聯酋、巴林簽署《亞伯拉罕協定》。
美伊關系在2020年降至最低點。當年1月3日，伊朗革命衛隊海外分支“聖城旅”少将蘇萊曼尼在伊拉克巴格達遇刺。不久後伊拉克看守總理馬赫迪透露，蘇萊曼尼前往巴格達，原本是作為調解人回應沙特與伊朗緩和關系的請求，不料在途中遭遇美國暗殺。
伊朗彼時面臨的外部壓力也影響着國内政局。美方開啟的“全面施壓”導緻伊朗本币裡亞爾貶值超過70%、25歲以下年輕人失業率超過30%。近年來，關于生活成本、基礎設施缺乏和貪腐問題的抗議活動在伊朗各地屢屢發生，并在2022年秋天因“頭巾法”引發的抗議浪潮中達到高峰。
轉折點出現在2021年年初，拜登當選美國總統後開始調整“極限施壓”政策。内外交困的伊朗也被迫反思自身的處境。
李紹先認為，2021年8月當選伊朗總統的強硬派代表人物萊希，其首要任務就是打破伊朗面臨的空前孤立的局面。萊希就任後，多次公開表示與周邊國家緩和關系的願望。
但進入2022年，伊朗重返核協定的談判未能取得長足進展。據《伊斯蘭共和報》2022年8月報道，在當時的談判中，伊朗提出的多項關鍵經濟主張未能獲得美方積極回應。
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副教授王晉認為，伊朗通過核談判重返國際經貿社會的可能性較小，恢複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以改善國内經濟形勢成為其現實需求。
對沙特而言，當務之急是從曠日持久的葉門内戰中抽身。自2015年參戰，沙特率領的阿拉伯聯軍至今未能實作其軍事幹預的目的，反而讓沙特的油田和重要基礎設施長期遭到胡塞武裝的襲擊。“沙特要體面地離開葉門戰場，也需要伊朗的幫助，是以與伊朗直接對話的意願增強了。”王晉向《鳳凰周刊》分析道。
2022年7月26日，葉門塔伊茲，在戰争中失去親人的葉門人上街遊行，抗議伊朗支援的胡塞武裝攻擊平民。
這對兩國而言也是一種經濟考量。美聯社指出，兩國複交或為伊朗提供繞開歐美制裁的新管道；而沙特為“2030願景”建造的大型基礎設施免于胡塞武裝襲擊威脅後，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就大大增加了。
沙特在2016年提出“2030願景”，旨在減少對石油的依賴，通過發展多元經濟和經濟轉型成為連接配接亞歐非的“世界樞紐”國家。美國“中東研究所”伊朗項目主任瓦坦卡（Alex Vatanka）認為，為實作這一願景，沙特需要開放國門，但葉門内戰帶來的不間斷襲擊正在吓跑外國投資者，“沙特渴望結束這一局面”。
更大的地緣政治背景，是美國近年來對中東事務參與感的降低。“美軍在2021年8月倉促撤離阿富汗、同年年底撤出伊拉克，作為美國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的盟友，沙特需要試探美國的政策底線在哪裡，未來是否會抛棄自己？”王晉說，“更何況，美國單方面恢複與伊朗的核協定談判，也沒有照顧到沙特的利益。”
2021年12月17日，維也納科堡酒店，伊朗重回核協定的談判在這裡舉行。
李紹先認為，沙特與伊朗背後的中東兩大陣營對抗，正是美國中東政策的産物。“這種對抗導緻海灣國家形勢不斷動蕩，其中每個國家都深受其害；如今美國外交政策發生變化，中東國家自然會走向緩和。”
中國找到沙伊“最大公約數”
沙伊2016年斷交後，巴基斯坦、阿曼、伊拉克等國都曾試圖修補兩國關系。
2021年4月，沙特與伊朗代表團在伊拉克舉行了斷交五年多來的首次對話。彼時沙特王儲穆罕默德在一段電視采訪中稱，“我們并不希望伊朗的處境艱難，相反，我們希望伊朗發展……并推動地區和世界走向繁榮。”
後來的一年裡，兩國進行了5輪談判，兩國參與代表的級别越來越高，但仍然龃龉叢生。王晉認為，兩國要回到2016年以前的外交關系，需要在許多曆史遺留問題——如伊朗人沖擊沙特大使館、什葉派穆斯林赴沙特朝觐死亡等事件上互換意見，但很難達成一緻。
沙特駐伊朗首都德黑蘭的大使館
其間唯一能稱為成果的，是2022年1月伊朗駐沙特的伊斯蘭合作組織（OIC）辦公室重新開放。2021年3月，伊朗單方面宣布暫停會談，外界猜測是因沙特執行了幾年來最大規模的單日處決，死者達到81人，其中一些人被指“效忠外國恐怖組織”，包括一些加入胡塞武裝的什葉派穆斯林。
2022年4月的第5輪談判由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進階代表和沙特情報局局長參與。會後，隸屬于該委員會的伊朗光明新聞網（Nournews）稱，會談“氣氛積極”，“為雙邊關系的未來描繪了更光明的前景”。
然而，随後的談判因伊拉克政治動蕩而中斷。真正轉折點出現在2022年12月——在伊拉克的協調下，沙伊兩國外長于約旦安曼舉行會談。伊朗外長阿蔔杜拉希安（Hossein Abdollahian）次月表示，伊朗和沙特已對雙方的原則達成諒解，同意将舉行促成雙邊關系正常化的會談。
近來巴以沖突持續，加沙地帶武裝人員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
李紹先認為，通過北京之前的多輪談判，雙方“該談的都談透了”，但需要一個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國，作為“擔保人”來促成最終的和解。“沙特希望有一個對伊朗有影響力的國家作為第三方，而伊拉克、阿曼的分量顯然不足。中國與沙特、伊朗兩國關系良好，兩國也都清楚中國不圖私利，是以促成了關鍵的‘臨門一腳’。”
瓦坦卡指出，美國無法幫助沙特結束葉門内戰，因為美國在兩國當中僅能對沙特施加影響力，而中國作為伊朗最大的貿易夥伴，對伊朗同樣有影響力。
王晉認為，近兩年來與沙伊兩國元首的會談展示了中方的誠意，成就了中國斡旋的契機。
2022年年底，中國國家上司人赴沙特出席“三環峰會”并對沙特進行國事通路。通路和會談的高規格和高密度，标志着中國與沙特以及其他海灣國家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新階段。今年2月14日，伊朗總統萊希應邀訪華，則為中伊兩國增進全面戰略夥伴關系、進一步落實兩國“25年合作協定”、加快後疫情時代的全方位合作等層面添磚加瓦。
李紹先高度稱贊了“北京和解”背後中方所做的努力：萊希訪華後才半個多月，中國就促成沙特和伊朗在北京的曆史性會晤，并帶來了積極結果，“其間中國穿針引線，保持了相當的忍耐力，也充滿了‘中國智慧’”。
伊朗總統萊希
根據3月10日達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沙特阿拉伯王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三方聯合聲明》，沙特和伊朗強調尊重各國主權，不幹涉别國内政，并同意激活兩國于2001年4月17日簽署的安全合作協定和于1998年5月27日簽署的經濟、貿易、投資、技術、科學、文化、體育和青年領域總協定。李紹先認為，這将成為未來沙伊兩國合作的“最大公約數”。
“此外，北京談判做到高度保密。因為一旦提前透露消息，風險就很大。不希望沙伊走到一起的力量不小。”李紹先解釋說，如果說美國近期促成的日韓和解難度指數是3，印度和巴基斯坦緩和關系的難度指數是5，沙伊和解的難度指數可以說是9。“但中國敢于介入調解，而且抓住雙方共同的需求，抓住水到渠成的機會，一舉成功。”
李紹先認為，沙伊和解是中國長期推進的建設性外交的勝利，也是中國推進全球治理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一次良好實踐。“它為此前中方向俄烏沖突提出的12點和平建議加持了分量。中國将用事實使國際社會信服，即我們有公信力、有能力對俄烏沖突進行調解。”
2023年2月，王毅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時表示，中國将就烏克蘭沖突提出自己的和平建議。
帶來超越兩國的輻射效應
再度複交後，沙特和伊朗能有怎樣的互動？李紹先指出，沙伊緩和關系既是共同需要，對地區也有積極意義，但并不代表它們能迅速建立密切的聯系，畢竟雙方沖突由來已久、根深蒂固，兩國在叙利亞、葉門、伊拉克等地區事務上利益和觀點存在巨大差異，且産業結構也沒有互補性——它們都以石油天然氣出口為支柱。“兩國複交後能走到什麼程度，需要雙方共同努力，不能有不切實際的期待。”
美國資深記者和評論員戈什（Bobby Ghosh）在彭博社的外交事務專欄指出，沙特盡管與伊朗簽署了和解協定，也不會忽視來自伊朗的直接威脅。這包括伊朗的核野心、生産射程越來越遠的彈道飛彈，以及據報道購買最先進的俄羅斯戰機。
這次外交成果也給美國總統拜登帶來壓力。随着拜登任期過半，渴望在外交領域做出點成績的民主黨将目光瞄向以色列。如果能推動以色列與沙特建交，無疑将成為拜登的政績。沒想到，拜登尚未達成成果，卻被中國搶了風頭。3月10日的白宮記者會上，被問得最多的問題便是——美國做不到的事情，中國做到了！美國對此作何感想？
對此，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柯比（John Kirby）審慎回應說，美國政府支援“一切令地區緊張關系降級的努力”，但“伊朗是否會履行其義務，有待觀望”。
路透社引述柯比的話稱，對于在北京與伊朗進行複交對話，沙特一直有知會美方，但美國未直接參與相關談判。他指目前的共識路線是此前多番對話的結果，包括過去在巴格達和阿曼進行的談判，以及沙特有效阻止伊朗及其代理人發起的攻擊，最終将伊朗帶回談判桌。為了“挽尊”，柯比還表示，“這是美國持續威懾力和外交活動有效結合的成果”。
在美國威爾遜中心基辛格中美關系研究所所長戴博（Robert Daly）眼中，這是“德黑蘭、利雅得和北京的重大外交突破”，可謂“中國外交的裡程碑”。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瓦利·納斯爾（Vali Nasr）發推稱：“中國促成伊朗和沙特恢複外交關系的協定，在多個層面改變了中東的遊戲規則。”
沙特王儲穆罕默德
美國智庫昆西研究所副所長特裡塔·帕西（Trita Parsi）直言，事态發展應該引發對華盛頓中東政策的檢討。“如果這成為新常态，美國決策者應該擔心的是：美國卷入地區夥伴的沖突，以至于機動性消失，我們過去作為和事佬的角色完全讓給了中國。”
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中東和北非傑出研究員芭芭拉·斯拉文（Barbara Slavin）提到，若中國能在伊核談判上進一步發揮作用，敦促後者遵守協定，“那将真正顯示出，在中東和整個世界的重大外交方面，中國不再是次要角色”。
目前來看，最為憂心的當數以色列。幾個月前在大選中落敗的該國前總理貝内特（Naftali Bennett）認為，沙伊複交對伊朗來說是“政治勝利”，但對以色列是一個“危險的發展”。
在美國的支援下，沙特積極推動關系正常化的昔日“敵人”還有以色列。美國咨詢公司“海灣國家分析”（Gulf State Analytics）分析師馬祖科（Leonardo Mazzucco）撰文稱，沙特之是以與兩個死敵同時緩和關系，是因為在美國對中東影響力減弱的背景下，沙以兩國均視伊朗為日漸崛起的威脅，加上沙特年輕一代統治者越來越關注經濟增長和後石油時代的發展機會，是以願意采取務實平衡的外交政策，與以色列互動頻頻。
然而，沙伊複交給沙以建交程序蒙上一層陰影。
2020年8月，以色列在特朗普政府的斡旋下與四個阿拉伯國家簽署和平協定，被視為内塔尼亞胡政府改善以色列在中東戰略地位的絕佳嘗試，也是美以在中東建立反伊朗聯盟的重要突破，而以色列的下一個和解目标便是沙特。
如今，重返總理之位的内塔尼亞胡成了國内輿論的“活靶子”。貝内特抨擊稱，沙伊複交是内塔尼亞胡政府的慘敗，“是該國政治忽視、普遍軟弱和内部沖突的綜合結果”，意指内塔尼亞胡今年以來忙于國内司法改革和權力鬥争，全然不顧外部威脅。
以色列總理内塔尼亞胡
王晉向《鳳凰周刊》分析說，目前以色列正在推進的司法改革，一旦通過将導緻最高法院失去部分權力，或無法再限制政府推進約旦河西岸猶太人定居點的程序，這将進一步擠壓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而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與人權，是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對抗的焦點之一。
馬祖科認為，沙特輿論高度重視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決權。“沙特作為2002年‘阿拉伯和平倡議’的首席設計師，如果該協定不能為巴勒斯坦人帶來切實改變，沙特或将難以與以色列實作外交關系正常化。”
截至3月12日，以色列政府尚未對沙伊複交一事發表評論。但在一片批評聲中，總部設在美國的伊朗國際頻道（Iran International）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員的話稱，以色列早就知道伊朗和沙特正在和談，一直密切關注其進展。這名官員還試圖澄清說，沙伊和解并不會影響到沙以建交的前景。
無論如何，沙特與伊朗兩大宿敵“唱和”給危機跌宕的世界帶來一抹和平的曙光。美聯社指出，這次“世紀建交”将帶來超越兩國的輻射效應，降低地區對手之間爆發武裝沖突的可能性。除葉門發生的代理人戰争有望結束外，沙伊複交還可能推動黎巴嫩國内真主黨與遜尼派勢力的和解；受伊朗支援而在12年内戰中備受阿拉伯國家孤立的叙利亞政府，或将因為沙伊和解而增加與沙特的接觸。
葉門胡塞武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