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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借口因病開缺之谕,罷官回籍後,心态都發生了哪些變化?

作者:淮蕊觀事

#曆史開講#

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宣統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袁世凱一直以在野的身份于河南養疴。

是以,袁世凱罷官期間隻能通過信函往來、壽慶活動、婚喪嫁娶等社會交際,間接地維持與北洋集團、中樞政要以及官場故舊等人的關系,實作間接的遙控。是以,本章所指的“遙控”,實際是指袁世凱罷官期間是如何與各方勢力打交道的。

袁世凱借口因病開缺之谕,罷官回籍後,心态都發生了哪些變化?

光緒三十四年末,袁世凱因清朝權貴的疑忌,被開缺回籍,此後3年隐居于河南。傳統觀點認為袁世凱開缺回籍後“時刻圖謀東山再起”,然查閱《袁世凱全集》等資料,這種結論過于簡單化。

信函往來、壽慶活動等社會交際,是折射袁世凱政治心态的晴雨表。據此觀察,袁世凱罷官期間的政治心态,呈現出一個漸進的階段性變化,并非始終圖謀東山再起。這種心态的變化,也直接影響着袁世凱在罷官不同階段與清朝權貴、北洋集團等人的聯絡,關系到辛亥年能否重掌軍政大權。

一、罷官初期:閉門思過,謹小慎微

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清廷借口“現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任”,将袁世凱開缺回籍。據時人記載,攝政王載沣原有“跋扈不臣,萬難姑容”的措辭,因軍機大臣世續、張之洞等人的疏解,乃有因病開缺之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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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異常驚惶”,唯恐還有後命,“遂匆遽微服赴津”,回鄉後,因府邸受到監視,加上載沣一系列“剪除袁氏黨羽”行動的影響,更是一心“閉門思過”。

自光緒三十四年谕令開缺之日始,至宣統元年底,袁世凱政治心态呈現出“謹小慎微”的特點,沒有或者說不敢有與複出相關的政治謀劃。查這一時段,袁世凱與外界信函往來共計258封,平均每月近20封。這些信函呈現出以下三個特征。

第一,與北洋軍事将領的聯絡較少。北洋軍事将領是袁世凱昔日的權力基礎,頗受政敵忌憚,是袁世凱對外交往中需要格外關注的一個群體。罷官初期,袁世凱注意保持與北洋軍事将領的距離,來往信函僅有39封,平均每月3封。其中,除因歸還大名鎮總兵言敦源所送壽禮,袁世凱主動緻函1封外,其餘全為複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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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複函的内容,或因對方關切而略述近況,如複函北洋巡防營左路統帶總兵徐邦傑時稱:“賤恙迄未大愈,山居多暇,引泉灌竹,拄杖看雲,長日如年,藉資消遣”;或因對方送禮而表謝意,如曹州鎮總兵陸建章惠贈花果數種後,袁世凱複函稱:“殷殷雅意,紉感曷勝。”

第二,主動規避官場同僚、親朋故舊等人的政治請求、約見。查袁世凱罷官初期的信函往來,緻函請其代謀位置者有4人,均被回絕。譬如,袁世凱借口“弟杜門養疴,未便與官場通函,有負诿諈”,拒絕為姐夫楊益年謀差事。如果說楊益年難成大器,那麼,對汲縣教谕袁雲卿的複函則充分顯示了袁世凱小心謹慎的心态。

袁雲卿乃袁氏同宗兄長,治學有方,欲借助袁世凱政治名望,“代圖位置”,不料卻得到“有負盛意,咎歉奚如”的回複。不僅如此,袁世凱還以“鄙人患足疾甚劇,步履維艱,不克接晤大教”的托辭,拒絕了日本人山縣初男等人的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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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謹慎回答與複出相關的各類問題。袁世凱自被罷官之日起,其能否複出即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宣統元年初,國内外新聞媒體就不斷出現“某某等國多人電緻美報館略雲,我等在此間要求中(國)政府起用袁世凱”等類似報道。

是年七月間,京師亦有因“外交迫切”,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凱的傳聞。據《袁世凱全集》,面對各方的詢問,袁世凱共計回複7次,均是婉轉而肯定的拒絕。

譬如回複皖南道李清芬時稱“自顧精力就衰,難勝重要,早無複出山之念矣”,回複安徽巡撫朱家寶則稱“迩者都下頗有議論,遂至報紙宣傳,未免失實。……惟自忖羸疾之軀,斷難更肩艱巨。誠以國計所關,不容再誤,至一身罪謗,固所不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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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之外,壽慶亦是晚清政治人物聯絡各方的重要橋梁。宣統元年八月二十日,是袁世凱罷官期間第一個壽慶,北洋袍澤、同僚故舊、地方官員前去彰德祝賀者紛至沓來。據初步統計,袁氏專門複信緻謝者有言敦源等31人,實際到場之人更多。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袁世凱于正壽之日稱病不出,賓客“均拒不見”。

個中緣由,袁世凱在複函出使美國大臣張蔭堂時解釋為:“矧在國制期内,親友枉賀,均不敢當。”袁世凱所謂的“國制”,指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光緒皇帝、慈禧太後去世後臣民應守的國喪體制。

查宣統元年八月二十日,距離兩宮去世已近11個月,早已超過100日之限,但袁世凱依舊“拒客不見”,其内心仍持謹慎避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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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可知袁世凱罷官之初,出于保命本能,言行舉止處處小心謹慎,嚴守“大臣去位閉門思過之道意”,以減輕清廷的警惕。部分學者認為:彰德為“河朔重鎮,南通鄭、汴,北達燕薊”,一旦國内有事袁世凱可迅速應對,移居彰德是為複出而作的精心準備。這種說法以後窺前,誇大了袁世凱遷居的政治機袁世凱未回原籍河南項城,與兄弟隔閡有關。

其父袁保中長夫人郭氏,生子袁世敦;庶夫人劉氏,生子袁世凱等兄弟5人。父母逝世後,袁世凱計劃将其生母劉氏與父親合葬,袁世敦卻認為庶妻“不得入祖墳正穴”,從中作梗,後竟“不穿孝衣,而着紅袍”。袁氏兄弟反目成仇,袁世凱發誓永不再回項城,遂托汲縣人何蘭芬在汲縣等地購置屋宇,作為栖居之所。

袁世凱罷官期間,從汲縣遷居彰德,與生活環境的改善有關。查袁世凱汲縣宅院前,坐落一處典當鋪。袁世凱嫌周圍環境喧嚣,加之家眷因“廬舍狹隘,水土又劣,天氣旱燥”,多有病者,遂有遷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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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兒女親家何炳瑩在豫北彰德有“空宅一所”,且此處“去城少遠,似較爽朗”,袁世凱“遂購居焉”。袁世凱遷居的說辭亦得到次子袁克文的證明。據袁克文記載,被罷官之後,袁世凱攜家人栖居衛輝,“旋以房間逼隘”,遂“移家安陽北郭”。

總之,袁世凱被罷官後,不回原籍項城,先居汲縣,後居彰德,偶然因素更多,不能說這是為出山而作的政治預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