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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借口因病开缺之谕,罢官回籍后,心态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作者:淮蕊观事

#历史开讲#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袁世凯一直以在野的身份于河南养疴。

因此,袁世凯罢官期间只能通过信函往来、寿庆活动、婚丧嫁娶等社会交际,间接地维持与北洋集团、中枢政要以及官场故旧等人的关系,实现间接的遥控。所以,本章所指的“遥控”,实际是指袁世凯罢官期间是如何与各方势力打交道的。

袁世凯借口因病开缺之谕,罢官回籍后,心态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光绪三十四年末,袁世凯因清朝权贵的疑忌,被开缺回籍,此后3年隐居于河南。传统观点认为袁世凯开缺回籍后“时刻图谋东山再起”,然查阅《袁世凯全集》等资料,这种结论过于简单化。

信函往来、寿庆活动等社会交际,是折射袁世凯政治心态的晴雨表。据此观察,袁世凯罢官期间的政治心态,呈现出一个渐进的阶段性变化,并非始终图谋东山再起。这种心态的变化,也直接影响着袁世凯在罢官不同阶段与清朝权贵、北洋集团等人的联络,关系到辛亥年能否重掌军政大权。

一、罢官初期:闭门思过,谨小慎微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清廷借口“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将袁世凯开缺回籍。据时人记载,摄政王载沣原有“跋扈不臣,万难姑容”的措辞,因军机大臣世续、张之洞等人的疏解,乃有因病开缺之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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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异常惊惶”,唯恐还有后命,“遂匆遽微服赴津”,回乡后,因府邸受到监视,加上载沣一系列“剪除袁氏党羽”行动的影响,更是一心“闭门思过”。

自光绪三十四年谕令开缺之日始,至宣统元年底,袁世凯政治心态呈现出“谨小慎微”的特点,没有或者说不敢有与复出相关的政治谋划。查这一时段,袁世凯与外界信函往来共计258封,平均每月近20封。这些信函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与北洋军事将领的联络较少。北洋军事将领是袁世凯昔日的权力基础,颇受政敌忌惮,是袁世凯对外交往中需要格外关注的一个群体。罢官初期,袁世凯注意保持与北洋军事将领的距离,来往信函仅有39封,平均每月3封。其中,除因归还大名镇总兵言敦源所送寿礼,袁世凯主动致函1封外,其余全为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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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复函的内容,或因对方关切而略述近况,如复函北洋巡防营左路统带总兵徐邦杰时称:“贱恙迄未大愈,山居多暇,引泉灌竹,拄杖看云,长日如年,藉资消遣”;或因对方送礼而表谢意,如曹州镇总兵陆建章惠赠花果数种后,袁世凯复函称:“殷殷雅意,纫感曷胜。”

第二,主动规避官场同僚、亲朋故旧等人的政治请求、约见。查袁世凯罢官初期的信函往来,致函请其代谋位置者有4人,均被回绝。譬如,袁世凯借口“弟杜门养疴,未便与官场通函,有负诿諈”,拒绝为姐夫杨益年谋差事。如果说杨益年难成大器,那么,对汲县教谕袁云卿的复函则充分显示了袁世凯小心谨慎的心态。

袁云卿乃袁氏同宗兄长,治学有方,欲借助袁世凯政治名望,“代图位置”,不料却得到“有负盛意,咎歉奚如”的回复。不仅如此,袁世凯还以“鄙人患足疾甚剧,步履维艰,不克接晤大教”的托辞,拒绝了日本人山县初男等人的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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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谨慎回答与复出相关的各类问题。袁世凯自被罢官之日起,其能否复出即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宣统元年初,国内外新闻媒体就不断出现“某某等国多人电致美报馆略云,我等在此间要求中(国)政府起用袁世凯”等类似报道。

是年七月间,京师亦有因“外交迫切”,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凯的传闻。据《袁世凯全集》,面对各方的询问,袁世凯共计回复7次,均是婉转而肯定的拒绝。

譬如回复皖南道李清芬时称“自顾精力就衰,难胜重要,早无复出山之念矣”,回复安徽巡抚朱家宝则称“迩者都下颇有议论,遂至报纸宣传,未免失实。……惟自忖羸疾之躯,断难更肩艰巨。诚以国计所关,不容再误,至一身罪谤,固所不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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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之外,寿庆亦是晚清政治人物联络各方的重要桥梁。宣统元年八月二十日,是袁世凯罢官期间第一个寿庆,北洋袍泽、同僚故旧、地方官员前去彰德祝贺者纷至沓来。据初步统计,袁氏专门复信致谢者有言敦源等31人,实际到场之人更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世凯于正寿之日称病不出,宾客“均拒不见”。

个中缘由,袁世凯在复函出使美国大臣张荫堂时解释为:“矧在国制期内,亲友枉贺,均不敢当。”袁世凯所谓的“国制”,指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去世后臣民应守的国丧体制。

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日,距离两宫去世已近11个月,早已超过100日之限,但袁世凯依旧“拒客不见”,其内心仍持谨慎避祸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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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可知袁世凯罢官之初,出于保命本能,言行举止处处小心谨慎,严守“大臣去位闭门思过之道意”,以减轻清廷的警惕。部分学者认为:彰德为“河朔重镇,南通郑、汴,北达燕蓟”,一旦国内有事袁世凯可迅速应对,移居彰德是为复出而作的精心准备。这种说法以后窥前,夸大了袁世凯迁居的政治机袁世凯未回原籍河南项城,与兄弟隔阂有关。

其父袁保中长夫人郭氏,生子袁世敦;庶夫人刘氏,生子袁世凯等兄弟5人。父母逝世后,袁世凯计划将其生母刘氏与父亲合葬,袁世敦却认为庶妻“不得入祖坟正穴”,从中作梗,后竟“不穿孝衣,而着红袍”。袁氏兄弟反目成仇,袁世凯发誓永不再回项城,遂托汲县人何兰芬在汲县等地购置屋宇,作为栖居之所。

袁世凯罢官期间,从汲县迁居彰德,与生活环境的改善有关。查袁世凯汲县宅院前,坐落一处典当铺。袁世凯嫌周围环境喧嚣,加之家眷因“庐舍狭隘,水土又劣,天气旱燥”,多有病者,遂有迁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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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儿女亲家何炳莹在豫北彰德有“空宅一所”,且此处“去城少远,似较爽朗”,袁世凯“遂购居焉”。袁世凯迁居的说辞亦得到次子袁克文的证实。据袁克文记载,被罢官之后,袁世凯携家人栖居卫辉,“旋以居室逼隘”,遂“移家安阳北郭”。

总之,袁世凯被罢官后,不回原籍项城,先居汲县,后居彰德,偶然因素更多,不能说这是为出山而作的政治预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