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開講#
一、農業經濟衰退
塞維魯王朝前期，由于邊疆動亂、國内戰争頻發，導緻羅馬帝國的财政壓力增加。而财政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是稅收，但是這一時期羅馬帝國經濟也出現了衰退，在這樣的情況下，羅馬帝國的财政狀況更為緊張。
羅馬帝國經濟衰退首先表現在農業經濟方面，這主要受到馬可·奧略留時期瘟疫的影響。根據史料記載，塞維魯王朝前期，羅馬帝國曾經爆發過兩次大規模瘟疫，一次是在馬可·奧略留統治時期，這次瘟疫稱之為“安東尼瘟疫”。
這次瘟疫是由于馬可·奧略留與帕提亞交戰的過程中帶回羅馬的，這場瘟疫經由小亞細亞而後向希臘傳播，蔓延到意大利本土地區，最終整場瘟疫在羅馬帝國蔓延開來。
瘟疫在羅馬帝國境内肆虐的同時，也影響到了羅馬所控制的整個地中海地區，并且對地中海地區的商船和軍隊都帶來一定程度的破壞。這場瘟疫整整持續了20年之久，最終在公元180年左右，瘟疫才逐漸平息。但是當公元189年康茂德統治時期，瘟疫再一次卷土重來，當時的曆史學者根據這場瘟疫爆發的時間推斷，認為這是安東尼瘟疫的複發。
這兩場瘟疫的發生給羅馬帝國的農業經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破壞。首先瘟疫導緻人口大規模減少，因為羅馬城人口比較密集，再加上瘟疫的感染性和傳播比較快速，是以這場瘟疫中死亡的總人數很大。
根據《羅馬君王傳》中對安東尼瘟疫的描述：“那一時期，羅馬帝國境内爆發了大規模的瘟疫，屍體需要用大型的馬車運走……這場瘟疫導緻幾千貴族喪生，為了讓平民大衆更好的安排葬禮，馬可·奧略留還向平民們發放救濟金。”
從這段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瘟疫确實導緻了羅馬帝國人口減少。由于我們對于羅馬人口的具體數字缺乏準确估計，是以對于瘟疫導緻羅馬帝國死亡人口的确切數字隻能通過估計得出。根據參與救治的蓋倫估計，這場瘟疫的平均緻死率應該占據羅馬帝國總人口的7%-10%左右，根據這一比率的推算，由于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數大約在350萬-500萬之間。
關于公元189年的瘟疫，狄奧在《羅馬史》中也有相關記載“在羅馬，一天之中死于瘟疫的人數大約有2000人左右。”赫羅狄對這次瘟疫也進行了相關描述，瘟疫襲擊了整個意大利地區其中對羅馬的破壞最為嚴重，因為這座城市中有來自于世界各地的人們。随着瘟疫的不斷擴散，康茂德不得不離開羅馬城，前往勞倫特，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瘟疫不斷擴散，以至于許多人是以喪生，各種家畜也不斷死亡。通過古典學家的記載，我們看到這兩次瘟疫的爆發确實導緻羅馬帝國人口減少。
其次，人口的大量減少破壞了羅馬帝國農業經濟的發展。兩次瘟疫期間，整個意大利、莊園、田野和城鎮都被遺棄，沒有耕種者和居民，成為了廢墟和林地，同時農産品也無法正常收獲，于是農業産量降低，相對應的就會出現糧食危機與饑荒問題。
以埃及為例：作為羅馬帝國最大的糧倉之一，從公元158年至公元245年之間，尼羅河沿岸附近的農田一直處于欠收的狀态。糧食多年的欠收，導緻饑荒發生，反過來進一步導緻人口減少，逐漸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最後，瘟疫的發生，為蠻族的入侵提供了便利條件，同時也導緻了農民破産及逃亡現象發生。農業受到侵害，這對于稅收穩定也帶來了不利影響。比如：塞維魯時期，各行省充斥着許多無家可歸的人，他們在逃亡的同時，還會受到稽查兵和巡哨兵這些皇家特務警察的追蹤和迫害，于是這些人形成了成群結夥的盜賊，人數不斷增多。
塞維魯時期，一個名字叫布拉的人集結了一支600人的隊伍，在意大利各地劫掠近兩年之久，最後在塞維魯的鎮壓下才得以平息。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百姓為了逃避賦稅負擔和官兵們的迫害，不惜抛棄土地逃亡，這進一步導緻了農業衰退。
二、商業貿易水準下降
農業衰退的同時，羅馬帝國的商業貿易水準也出現了下降。比如：埃及行省的商業貿易出現了萎縮的現象，這種情況到公元3世紀進一步加劇。整個3世紀時期，羅馬帝國為了增加貨币供應，不斷向埃及施加沉重的賦稅負擔，同時埃及地區動亂以及盜匪活動不斷。
于是，許多埃及村莊的居民為了逃避日益沉重的納稅義務被迫離開家園，為了生存他們往往過着盜匪的生活，盜匪問題不但沒有得到緩解，反而愈演愈烈。阿爾斯通曾記錄了尼羅河三角洲地區的稅收，資料表明埃及附近村莊的人口大量流失，稅收出現了萎縮。受埃及影響，紅海地區的貿易也出現了下降。
紅海貿易在公元2世紀中期開始發生轉折，因為受到安東尼瘟疫的影響，人口大量減少，埃及也受到影響，同時埃及與東方之間的聯系比較密切，并且具有重要的國際化地位。瘟疫從公元165年開始，斷斷續續一直持續到公元180年才漸漸平息，由于持續時間比較長，繼而對紅海貿易也産生一定的負面影響。
受瘟疫影響，埃及地區人口下降，羅馬帝國的賦稅壓力開始轉移到少數人身上，但是這些人卻不能夠提供更多的産出，于是面臨賦稅壓力，許多埃及人他們開始逃離位于尼羅河兩岸的居住地，為了生存，逃亡的軍民變成了盜匪，劫掠來自于紅海地區到貨物。
随着這種情況的發生，不僅埃及的農業稅收減少，也影響到了在亞曆山大裡亞對貿易稅的征收。為打擊盜匪，商人們開始雇傭軍隊保護商隊，但情況并沒有好轉，随着紅海地區貿易開支的增加，收入卻在減少，商人們的數量也在減少，導緻了紅海地區的貿易出現衰落的迹象。
由于政局動蕩，地中海地區的貿易水準也呈現出下降的态勢。公元162至168年，馬可·奧略留時期，攻占泰西封和塞琉古，而後占領了兩河流域和波斯灣，打通了海上通往東方的道路。但與此同時，由于戰争爆發，也中斷了來自絲綢之路上的絲織品，為此地中海東岸的商人們蒙受了一定損失。
根據帕克的記載：地中海地區的貿易在公元3世紀的水準明顯是低于公元1、2世紀。霍普金斯提出了與帕克相似的結論。他通過分析希臘晚期和羅馬時期地中海沉船數量，指出貿易最活躍的時期大約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200年之間，公元3世紀的時候出現了大幅度下降，直到公元4世紀才有所恢複。
國内外動蕩的政局，市場規模的縮減，貨币的貶值，這些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羅馬帝國東部的長途貿易。由此可以看出，地中海地區的貿易水準确實出現了下降。
三、貨币貶值
迫于财政壓力，羅馬帝國為了增強流通中貨币數量，緩解财政壓力，采取貶值貨币的應對辦法，其中最主要的是銀币貶值。關于銀币貶值，在康茂德、塞維魯、卡拉卡拉時期都得到了很大的實踐。直到戴克裡先上台前夕，羅馬帝國銀币的貶值達到了頂峰，當時銀币含銀量不超過自身重量的5%。
塞維魯王朝以前，一直沿用的是奧古斯都時期的貨币體系。公元前23年，奧古斯都為清理混亂的貨币制度，對羅馬帝國的貨币體系進行改革。奧古斯都認為，貨币的信用度、币面的價值應與貨币實際價值統一。
同時，他還認為，貨币制度應該與稅收制度一樣，越簡單明了，越容易被大衆接受，為此奧古斯都改革了貨币制度，明确規定了金币、銀币的重量以及兌換比例。通過對貨币制度的改革，羅馬帝國的貨币得到了統一，流通領域的混亂局面也得到了糾正，進而也保證了軍事、行政的正常運轉。
從這一貨币體系确立開始一共持續了87年，直到尼祿于公元64年做了一些改動。尼祿時期對這一貨币體系進行了第一次調整調，整後的貨币體系沿用了120多年。尼祿時期，黃金相對于其他金屬而言，他的價值是不斷上升的，或許可以證明尼祿的貨币貶值似乎是正确的，但危險的是，他增加了銀币中的合金。
并且這種現象不斷加劇。涅爾瓦時期開始，由于原有的銀礦礦源逐漸枯竭，而且沒有發現新的銀礦，在加上這一時期元首們對财産的揮霍，導緻國家的正常收入來源無法彌補開支，久而久之，羅馬帝國内部最常用的銀元鑄造材料已經開始大規模的用銅這種金屬來補充了。
塞維魯王朝時期，情況進一步惡化。為了增加流通中貨币的數量，塞維魯再次降低了貨币的含銀量，這時的貨币含銀量隻有56%。貨币的貶值并沒有達到穩定經濟的效果，反而使得國家财長缺口日益增大。而後，卡拉卡拉時期，由于貨币貶值過甚，他幹脆發行了一種新的貨币——安東尼銀币。
一枚安東尼銀币相當于兩個狄納裡烏斯，重量卻隻有5.11克，僅為1.5個狄納裡烏斯的重量。卡拉卡拉發行的安東尼貨币，實際上是塞維魯王朝貨币發展的轉折點，從此以後，貨币購買力持續下降。
公元217年卡拉卡拉被近衛軍長官殺死，但是他發行的安東尼貨币卻流傳下來，并且繼續發揮着斂财的作用。從公元215年發行安敦尼貨币一直到公元283年卡路斯發行減重的安敦尼貨币為止，安敦尼銀币共流通了68年的時間。在此期間的曆代元首無不大量發行安東尼銀币，聚斂财富。貨币貶值對政府來說無疑是有利的。
但這畢竟是一種權宜之計，而且貨币不斷貶值，必然會導緻通貨膨脹加劇。比如：康茂德執政時期一個奴隸賣500狄納裡烏斯，到了塞維魯時期卻要賣到2500狄納裡烏斯。與通貨膨脹相伴随的是國家物價上漲，比如：谷物的價格由于通貨膨脹的發生，其價格不斷上漲。公元160年至公元190年這段時期，谷物價格上漲178%，葡萄酒價格上漲200%到255%。
物價的上漲必然會損害國家的财政，随着時間的推移，塞維魯王朝後期市場上甚至出現了最原始的物物交換現象。高漲的物價對于士兵而言成為了一大受害者之一，因為一次購買就足以剝奪他們的津貼和工資。同時城市經濟普遍衰落，商業活動蕭條不振。這樣，城市逐漸喪失了它先前對鄉村的統治。是以整個王朝前後，财政狀況一直處于緊缺狀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