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尹鴻（電影評論家，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
原文标題
觸動現實之“痛點” 抵達大衆之“爽點”
——《毒舌律師》觀後
《毒舌律師》講述了律師林涼水，為深陷虐女冤案的單親媽媽，向權勢絕地反擊，捍衛法律最後尊嚴的故事。
該片在内地上映引發了廣泛關注，一則是因為該片在中國香港地區創造了華語片有史以來的最高票房紀錄，突破了近年來好萊塢電影獨霸香港市場的格局；二則它是一部與武打、警匪、動作、黑幫這些香港電影常見的熱門類型不同的律政戲，文戲電影能夠成為最賣座電影，足見其獨特價值和魅力；三則這是在粵語地區頗負盛名的“脫口秀”演員黃子華的破圈之作，其成功讓許多期待者如願以償，陌生者有了新發現。
雖然作為一部以香港地區的社會、法律、生活和人物為背景的華語片，《毒舌律師》在内地放映時，難免會有一些所謂的“文化折扣”和“跨文化損耗”，但是，其人物塑造的生動、叙事節奏的準确、影像呈現的流暢、喜劇質感的豐滿，特别是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振臂高呼，肯定也會喚起内地觀衆對電影故事和人物的認同以及對電影所表達的良心不泯、公正不死的主題的強烈共鳴。
“文戲”的戲膽在于人物。人物形象的獨特、新鮮和生動，應該是本片獲得觀衆認同的前提。律政題材，在香港影視劇中并不少見。但在這部影片中，黃子華所飾演的大律師林涼水，與那些衣冠楚楚、盛氣淩人的律師形象不同，一方面恃才傲物，一方面玩世不恭，影片一開始的那場遲遲不出場的喜劇性誇張的法庭判決，使其人物個性先聲奪人，而在毒舌般的判決言論中，卻暗藏着一種嫉惡如仇、明辨是否的犀利，為其後來的轉變埋下了性格伏筆。
當林涼水也像其他律師一樣，試圖捧捧富豪的“臭腳”，享受享受紙醉金迷的世俗生活，卻沒有想到反而被“臭腳”踢翻在地，誤将一位無辜女性送進了監獄。一方面是良心的折磨，一方面也是自尊心的受辱，林涼水不得不破釜沉舟、絕地反擊，進而為自己也為法律赢得最後的“面子”。這個人物從低起點開始漸漸被注入了個體行為的動機，與當年風靡一時的南韓電影《辯護人》塑造律師宋佑碩的叙事政策有一定相似性。這一形象，從瑕疵到高大、從廢材到英雄的轉變，成功地完成了一個雖桀骜不馴卻良心猶存、正氣猶在的律師形象。
正是這種張力使人物形象有了成長和變化弧度，又有了生活的煙火氣和性格的多樣性，同時還帶來了觀衆容易接受和親近的生活情趣感和喜劇感。與此同時，林涼水與其他人物的戲劇性沖突也有了比較紮實的基礎，而作為其控辯對手的金遠山最後在正義底線感召下“反戈一擊”也有了“陡轉”的條件。親和、生動、動機連貫和轉變弧線，共同構成了人物形象的叙事魅力。
當然，這部作品能夠成為“暢銷電影”，最大的原因還是它尖銳地觸及到社會的共同話題：法律公正所代表的社會公正。影片中曾經的模特兒曾潔兒，在一個偶然不幸中，成為了富人圈自我保護的犧牲品，從一個“玩偶”變成了“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無依無靠、哭訴無門的受害女性。雖然這種故事并不新鮮，但是在當下關注全球化、資本化大發展之後，關注社會公平性、公正性的如火如荼的社會思潮中，它可以說賦予了“老話題”以新意義。
越來越多人感受到權勢的擴充帶來的顯性和隐形的社會特權，甚至成為法律特權。人們對這種三六九等的社會特權、等級固化、表面平等之下的巨大不平等的不滿，在近些年的《小醜》《寄生蟲》《鱿魚遊戲》《無名之輩》《人潮洶湧》等等影視作品中已經屢屢見到。《毒舌律師》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同樣觸及到當下大衆關注的普遍痛點。
如果說隻有“痛點”的揭示，《毒舌律師》還是一部閱聽人有限的嚴肅的社會問題題材電影，其實，這部影片更是以其一浪高過一浪的“爽點”帶給觀衆興奮不已的一部類型電影。作為律政戲，影片中有多場法庭辯論，但是這些辯論不僅僅是案情的查詢和辯護，很多時候都是對社會不平等的質疑、對法律不公正的控訴、對人心不正義的譴責。這些犀利、尖銳、冷峻的陳詞，雖然未必符合法庭辯論真實場景的可能性，但卻讓電影高潮疊起，觀衆心潮澎湃。
全片最高潮的地方，就是林涼水在最終庭審時的咆哮：“以前，個個都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今時今日，人人都改口，說法律面前窮人死定了。我就看看，今天誰死定了”。最終，控方律師反水，原告成為被告，陪審團大反轉的“正義”結局，讓勝利的快感彌漫在觀衆心中。從這個意義上說，該片是一部讓觀衆宣洩、開心的“律政”類型電影，它用一個“不公正”的事件，引導觀衆獲得了一次“公正性”的滿足。
影片在視聽的呈現上，雖然也用快速和流暢的剪輯，保持了電影的現代節奏和某些喜劇性的誇張，但在藝術風格上卻堅持“辭達而已”的零度性，沒有故意的奇觀展示，沒有豪華的大場面，甚至在鏡頭語言上也較為樸實無華。
雖然這種電影風格的選擇可能與成本控制有關，但也充分說明電影的視聽呈現是為故事服務、為人物服務、為情緒服務、為主題服務的。炫技雖然有時是必要的但未必是必須的。正如該片的出品人江志強先生所言，電影最根本的還是講好一個好故事。
當然，正如上所論，《毒舌律師》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商業“類型片”，類型片的“套路”構成了其故事的底層邏輯，港片由來已久的喜劇風格為其“嚴肅”題材加入了“親切”的佐料，法庭的不少場面也是脫離“真實可能性”的類型渲染。
是以，用嚴肅的現實主義電影标準來衡量《毒舌律師》，顯然我們可以找到一系列所謂的“槽點”。但是，如果我們把它看作一部觸及到社會“痛點”、釋放了大衆心理“爽點”的律政類型片，也許就不會糾纏于其“真實”與“虛構”的邊界了。它是在一種類型“假定性”中，帶給觀衆一次為公平正義呐喊正名的集體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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