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一對婚後未育的夫婦，2011年通過試管嬰兒技術産下一個孩子，8年後卻發現孩子并非親生。
這是近日鬧得沸沸揚揚的新聞事件。法院一審認定，提供試管嬰兒技術的醫院在胚胎凍存方面存在諸多問題，如編号重複、解凍記錄不全、缺失核對過程等等。最終，醫院承擔全部責任，被判賠64萬元。
包括試管嬰兒技術在内的輔助生殖技術，曆經兩百多年的發展，催化了生殖醫學領域的革命，成了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婦的“福音”。
但在被視作“福音”的同時，圍繞着輔助生殖技術的質疑聲也從未斷絕。在技術演變的衆多節點上，它所帶來的利與弊、科學和倫理的沖突，曾直覺地呈現在人們面前。
輔助生殖技術像是一個十字結——在它身上，“贊譽”與“質疑”交織纏繞，難以輕易分離。
生育是人類的普遍需求。自人類起源以來，生育就是大事，正如中國古人所說的那樣，“死生亦大矣”。人類依靠不斷繁衍後代，得以存續至今。
但對于有生育障礙的人而言，生育、撫養下一代，曾是遙不可及的夢。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正是為了滿足這一需求而誕生的。
國家醫保局近日發函表示，輔助生殖技術将被逐漸納入醫保支付範圍。[1]消息一出，輿論場上掀起熱議。因為這意味着原本價格不菲的輔助生殖技術，将惠及更多有生育意願卻存在生育障礙的夫婦。
有報道顯示，輔助生殖技術價格昂貴，尤其是試管嬰兒技術，“有的人前後花了30萬元，經濟負擔較大。”[2]
所謂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指的是運用醫學技術和方法對配子（精子和卵子）、合子（受精卵）、胚胎進行人工操作，以達到受孕目的。[3]
（人類輔助生殖技術介紹。圖源：政府官網截圖）
如今，它主要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是人工授精技術，也就是用人工方式（非性交方式）将精液注入女性生殖道内，便于精子與卵子自然結合，進而達到妊娠目的。根據精液來源不同，可以分為丈夫精液人工授精和供精人工授精。
人工授精技術，其實可以追溯到18世紀。
1790年在英國倫敦，一位男性因為尿道下裂，無法使妻子正常懷孕，醫師約翰·亨特（John Hunter）應用注射器，将他的精液注入他妻子的陰道内，讓他的妻子獲得妊娠。這也是世界上第一例夫精人工授精的成功案例。[4]
1844年在美國費城，出現了首例利用捐贈者的精液進行人工授精的成功案例。
1953年，又出現首例利用冷凍精液進行人工授精獲得妊娠的案例，為精液的冷凍儲存、精子庫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輔助生殖技術的另一大類，是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技術。說到這種技術，就不得不提到一個人——露易絲·布朗（Louis Brown）。
1978年7月25日，英格蘭小鎮奧爾德姆的一家綜合醫院産房内，伴随着一聲啼哭，女嬰露易絲·布朗來到人世。[5]
（女嬰露易絲·布朗與醫務人員的合照。圖源：BBC）
和以往所有嬰兒不同的是，露易絲·布朗的受孕不是在母親子宮内完成的，而是在實驗室的試管裡。準确地說，就是從母體裡取出一個卵子，在實驗室的試管中，讓卵子和精子結合，最後将受精卵植入母體的子宮，發育成胚胎。
這是人類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露易絲·布朗成了世界上首個試管嬰兒，也向世人宣告：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技術的正式誕生。
露易絲的出生被視作“生命奇迹”，也是她的父母布朗夫婦曾經不敢想象的事情。
在露易絲出生之前，布朗夫婦努力了9年，卻始終得不到一個寶寶。檢查發現，布朗夫人的輸卵管嚴重堵塞，還與卵巢發生粘連——這意味着她無法通過自然的方式懷孕。
求子心切的夫妻倆找到了婦産科專家帕特裡克·斯特普托（Patrick Steptoe）。斯特普托是生物學家羅伯特·愛德華茲（Sir Robert Edwards）的合作夥伴，倆人為了研究試管嬰兒技術，已經一起探索了十餘年。
事前，兩人依然沒有把握，認為成功的機率是“百萬分之一”（one in a million）。最後在這家産房内，露易絲通過剖腹産手術誕生，從業人員給她做了多達60餘項的測試，最終确定她的狀态是健康的。
時至今日，這種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技術，還有一些衍生技術，包括配子或合子輸卵管内移植、卵胞漿内單精子顯微注射、植入前胚胎遺傳學診斷等。
不過，自輔助生殖技術出現以來，質疑之聲就像幽靈一般如影随形。
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熊躍根看來，生殖技術的引入，在于幫助有生育需求的人擺脫困擾，但也使得生育不再是個體和家庭的内部事務，而是逐漸演變成一個具有公共性的倫理問題。[6]
生殖醫學領域的新興技術挑戰了生命倫理，二者之間出現了緊張的沖突。
露易絲和父母一家的遭遇就是典型案例。在當時的天主教會看來，露易絲并非自然分娩，而是被人為地制造生産出來，這打破了生命孕育的自然與神聖。一些教會上司人是以指控這種技術是在“玩弄生命”。
而且那時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技術剛出現，一些科學家也擔心試管嬰兒會存在健康隐患。
（成年後的露易絲·布朗。圖源：BBC）
因為露易絲是首個試管嬰兒，一家人曾被謾罵、侮辱甚至威脅，收到成麻袋的“仇恨信件”。
有一次露易絲的母親收到一個首飾盒，打開一看，裡面裝的竟然是一根破碎的試管，還有像血一樣的紅色液體，以及一個塑膠做成的胚胎。
此外，因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出現的代孕行為，則激起了更強烈的争議。
代孕引發了許多倫理道德辯論。這主要集中在商業化代孕，尤其是跨國代孕中介服務鍊中對貧窮國家代孕母親的剝削、威逼，以及子宮和嬰兒的商品化。[7]
目前在德國、法國等歐洲主要國家及大陸，代孕都是非法的。
2018年，印度生育專家納亞娜·帕特爾（Nayana Patel）曾發表一篇論文，認為代孕引發了一系列倫理争議。[8]
帕特爾列舉了一系列問題：
通過代孕出生的孩子，和自己的親生母親、妊娠母親、社會母親之間的關系要怎麼界定？
社會的法律、習俗，能否接受這種“多母”的關系？
孩子是否有權知道自己誕生過程中涉及的任何一方，或者全部有關方的身份？
代孕出生的孩子，還會面臨意想不到的困擾。
在加拿大居住的雪莉·克魯斯，母親接受了人工授精，在未婚時生下了自己。因為供精者沒有留下姓名，雪莉并不知道自己遺傳學上的父親是誰，是以她說自己一直有一種“缺失”的感覺。她覺得仿佛自己的一半隐藏在面紗之後，有難以言喻的負擔感。[9]
“我非常傷心難過。無論是誰都可以追溯至自己的祖父和曾祖父，但我做不到。仿佛有人不允許我那麼做。”雪莉·克魯斯說道。
盡管大多數國家禁止商業代孕，但它作為黑色産業一直存在着。在坊間，隻要肯花錢，往往就能定制代孕媽媽以及孩子的性别。
綜合媒體報道，2014年，一對澳洲夫婦在泰國請人代孕，代孕母親生下了一對龍鳳胎。結果，其中的男嬰患唐氏綜合征，于是這對澳洲夫婦帶走了健康的女嬰，将患病的男嬰遺棄給了代母。
此舉招緻強烈的道德譴責，也引發了複雜的法律問題。
2010年，發明試管嬰兒技術的羅伯特·愛德華茲榮獲當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截至那時，全球已有超過四百萬的“試管嬰兒”出生。頒獎委員會說，他的成就為治療不孕不育症提供了新的途徑，影響了全球10％以上的夫婦。[10]
（羅伯特·愛德華茲。圖源：諾貝爾獎官網）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2020年釋出的資料，據估算，全球共有4800萬對夫婦和1.86億人患不孕不育症。[11]而在大陸，2019年釋出的《中國婦幼健康事業進展與展望報告》指出，大陸的不孕不育率高達10%-15%。
輔助生殖技術無疑在造福人類，但它也并非全無隐患。
芬蘭的一項人群分析，納入了通過輔助生殖技術助孕所生的單胎兒童與一般人群的自然受孕兒童，并比較了其出生結局。
結果顯示，輔助生殖技術助孕所生的兒童與一般人群中的自然受孕兒童相比，不良出生結局(較低出生體重和早産)的風險增加了。[12]
而技術如果缺乏監管遭緻濫用，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1960年代在美國内華達州，一位廣受愛戴的婦産科醫師昆西·福爾蒂（Quincy Fortier），在替患者治療不孕症時，并沒有使用患者丈夫提供的精子，而是進行“掉包”，将自己的精子植入患者卵子，進而進行人工授精。[13]
至少26名患者承受了這種“非典型性侵”。受害者的孩子活到四十、五十多歲，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
這些受害者陷入煎熬，面對沉重的家族史重塑與傳承問題，“不可能獲得解脫”，“對于遭受不同性暴力侵害的人來說，這些折磨是多麼痛苦、迂回與永無止盡”。
在這些受害者身上，通常是帶來“福音”的醫學技術，展露出了它具有破壞性的一面。
（昆西·福爾蒂。來源：The Washington Post）
大陸是對輔助生殖技術管理最嚴格的國家之一，準入門檻相當高。2015年成立的國家輔助生殖技術管理專家庫，促進各地技術審批過程公平公正，同時加強了事前、事中、事後品質管理和規範服務。
而非法采供精、非法采供卵和代孕等違法行為，在大陸曆來也被嚴厲打擊，以促進輔助生殖技術的規範化使用。
總而言之，也許隻有大膽創新、審慎應用，再用法律的缰繩套牢它，醫學技術才不會變為無所拘束、肆意奔踏的野馬，而是在最大程度上造福人類。
審稿專家：滕曉明
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輔助生殖醫學科主任兼男性科主任
參考文獻
[1]https://new.qq.com/rain/a/20230214A01U1500
[2]https://m.yicai.com/news/101507964.html
[3]http://www.nhc.gov.cn/fys/s6546/201302/0ddf1e86bc5a41908f1e6b4d6c4b5dd0.shtml
[4]曹澤毅.中國婦産科學（第三版）【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4.
[5]https://www.bbc.com/ukchina/simp/cool_britannia/britain_focus/2015/07/150731_britain_focus_test_tube_baby
[6]小林亞津子.生育的選擇：生育的自由與邊界【M】.成琳,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01:5-8
[7]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science-55757710
[8]Nayana Hitesh Patel, et al.Insight into Different Aspects of Surrogacy Practices【J】,J Hum Reprod Sci. 2018 Jul-Sep; 11(3): 212–218.
[9]小林亞津子.生育的選擇：生育的自由與邊界【M】.成琳,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01:68
[10]https://www.bbc.com/ukchina/simp/uk_life/2010/10/101004_nobel_prize
[11]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infertility
[12]Goisis A, Remes H, Martikainen P, et al. Medically assisted reproduction and birth outcomes: a within-family analysis using Finnish population registers【J】. Lancet 2019; 393:1225.
[13]https://www.storm.mg/article/326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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