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數字化技術的本質作用是重構人和機器的關系，但工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卻是知易行難。知行合一的關鍵，是要把技術可行性與經濟可行性統一起來。為此，需要深入了解現代工業的本質特征和技術發展的規律。需要堅持長期主義，用數字化技術加速工業技術的演進。本期帶大家探尋阿裡雲數字經濟智庫專家、阿裡研究院副院長安筱鵬對數字化轉型的相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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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原因導緻了今天人們對數字化議題缺乏共識？什麼是資訊、資料、知識、智慧？什麼是資訊化和數字化？什麼是大資料、物聯網、區塊鍊、雲計算、中台、智能制造、工業網際網路、數字化轉型？産業網際網路、工業網際網路、工業物聯網有什麼差別和聯系？數字經濟、資訊經濟、知識經濟、網絡經濟有什麼差別？元宇宙是趨勢還是泡沫？什麼是數實融合？
對于新概念有人興奮、有人疑惑迷茫；有人聞到了商機、有人持續炒作。人們關于一個新概念的争吵還沒結束，又被新一輪的概念争論所淹沒。這是一個充斥着“新概念霧霾”的時代，關于數字化的共識已成為昂貴的奢侈品。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如何才能找到通向數字化的共識之路？在凝聚共識的道路上，有四個路标：真問題、元認知、秒懂力和知行合一。
真問題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對數字化領域認知、理念、規律的讨論，需要拉到實踐中，需要在解決真問題中去疊代。
認知的路徑
人們對新概念的認知有兩條路徑：從概念出發和從實踐出發。長期以來，歐美發達國家數字化一直走在前列，今天尴尬的現實是，如果抛開政策的話語體系，中國企業和學術共同體關于數字化的認知體系是建立舶來品概念的基礎之上：從40年前的企業資源管理（ERP）、客戶關系管理（CRM）、供應鍊管理（SCM）、制造執行系統（MES）、産品全生命周期管理（PLM），到15年前的物聯網、大資料、雲計算、CPS、數字孿生、新一代人工智能，再到10年前的工業4.0、工業網際網路、數字化轉型，以及今天熱炒的元宇宙。人們熱衷于在分析舶來品概念的英文詞根，追根溯源一直到古希臘，這是必要的，但遠遠不夠。
我們試着回答一個基本問題，抛開政治和政策的話語體系，今天人們讨論的數字化領域的新概念，哪個概念是基于中國的實踐提出并出口到海外？即使有，也會被部分專家嘲諷、诋毀、誤解。事實上，許多專家内心深處并不認同中國具備這樣的能力和資格，即使中國的部分實踐已經走到了全球前列。通常的流程是，人們會拿着一把“洋尺子”在中國找最佳實踐，然後品頭論足，給出對或錯、好或壞、先進或落後的結論。很多時候，“洋尺子”的先進性、價值導向和重要結論是重要，但不是絕對的；許多新生代的企業被貼上錯誤标簽，說這是一家MES企業、一家CRM企業，我們習慣于用幾十年前的概念了解和套用在新技術新業務上，忽視了轉型在技術和業務上量的積累基礎上，已實作質的轉變；傳統的認識和概念體系誤導人們對新生事物的了解，用舊地圖找不到新大陸。
那些雲山霧罩和不知所雲的“新概念”首先塞滿了知識傳播場、占領了注意力高地，這些由歐美科技公司和咨詢公司創造的數字化概念武裝着中國人的頭腦，這些概念或源自技術視角、商業視角，或源自經濟視角、政策視角，乃至文學視角。人們研究新概念是因為擔心錯失了下一班車，也看到了資本市場上的追捧以及學者專家們的争吵與诋毀，許多人充滿了迷茫與困惑，共識成為奢侈品。
分歧的錨點
很多時候，人們對技術趨勢和時代潮流的了解和洞察是從舶來品的概念出發，從各自知識背景和經驗出發。如何穿越“新概念霧霾”、發現規律和本質，人們需要從概念出發，更需要從實踐出發、從問題出發，把實踐中的真問題作為了解新概念的錨點。以真問題為錨點是化解重大問題分歧、找到共識之路的不二法門。
數字化的道路有其普世規律，展現在智能裝置、軟體工具、機理模型、國際準則的普及使用所帶來的價值，展現在對于成本、效率、品質、服務永無止境的追求，以及對于需求巨變引發經營戰略持續轉型的認同等。但可以确信的是，無論從宏觀上的國家視角，還是在微觀上的企業視角，中國的數字化道路注定是獨特的，這種獨特性來自于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大國、網際網路大國、社會消費品零售大國等優勢的疊加、聚合、倍增，來自于獨特的經濟制度和運作模式，來自于企業主體的複雜性、多元化、多訴求，來自于市場需求的多層次，來自于技術變革與企業組織更新、戰略轉型、商業模式重構和經營理念疊代的交織、融合，來自于技術本身的高頻疊代，以及數字化本身是一個持續探索的過程、沒有标準答案。我們需要意識到，數字化必需面對普世規律和獨特模式兩個重大議題，從實踐出發找到真問題應是探索數字化的正确姿勢。
變與不變
對于當下國際國内關于數字化的理念、理論、方法、方案、模式，一個基本态度是，學習而不迷信，了解而不盲從。今天，每當業界對數字化新概念産生重大分歧的時候，我們都需要回到當下的中國，回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場景，回到中國面臨的真問題，我們要不斷思考，什麼變了，什麼沒變。
面對衆說紛纭的數字化趨勢，隻有把新思想、新技術、新方案深深紮到中國最新的商業實踐，紮到人潮洶湧的商場、機器轟鳴的工廠中的房間、散發着泥土芳香的牧場，美國企業數字化的今天不一定意味着是中國企業數字化的明天，隻有從根本上解決企業的成本、品質、體驗、效率等問題，找到應對需求巨變時代的方案，應對供給體系從規模化走向個性化、服務化、智能化的挑戰，重構産品、研發、生産、物流和供應鍊體系和商業模式，建構企業新的競争力，才能了解新概念的價值。《知行》反複強調的理念是要處理好技術的必要性與經濟可行性的有關系，新概念需要放到這一場景下體系思考其内涵、外延、本質和價值。
元認知
曆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種技術像數字技術那樣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湧現出如此多的對人類産生深遠而廣泛影響的新技術，技術的群體性、持續性、爆發性的突破與應用讓人們來不急思考技術、産業及經濟社會轉型本質和底層邏輯，這是客觀上造成“新概念霧霾”的重要因素。那共識缺失的主觀原因又是什麼？
理論是節約資訊的工具
跳出現象挖掘事物的本質是形成共識的基礎，對數字化本質和規律的洞察是穿越“新概念霧霾”的利器。這需要人們建構對底層邏輯和認識方法論的思考，幫助我們了解數字化轉型的本質。這種思考給我帶來的啟發是，共識需要建立在對事物本質了解的基礎之上，找到從現象到一般的規律，以小見大、見微知著。在認識了解數字化本質和規律的道路上，面對層出不窮、紛繁複雜的數字化概念、理念、觀點、模式、案例，我們需要對認知體系和方法論進行反思和再認知，需要“元知識”的視角和方法論。《知行》中經常會對一些我們認為的“常識”重新定義，效率、品質、成本、創新等。
元認知是美國心理學家J.H.弗拉維爾提出的，指的是“對認知的認知”，是對認知活動刻意的、有意識的察覺和控制。認知是人們對外部世界的判斷、了解、選擇、記憶，元認知是一個個體像旁觀者一樣對自己認知世界的理性的、自覺的、獨立的“認知”，人們對事物的認識，都是從認識現象開始的，在認識了現象之後，必須進一步去把握事物的本質。自己是怎麼思考的，思考的底層邏輯是什麼，思考方式對不對，思考的局限性是什麼等。
有一個著名的認知偏差心理學上的效應，叫達克效應，即鄧甯（Dunning）-克魯格（Kruger）效應。Kruger和Dunning通過對人們閱讀、駕駛、下棋、打網球等各種技能的研究發現：能力差的人通常會高估自己的技能水準，他們不能正确認識到其他真正有此技能的人的水準，能力差的人無法認知且正視自身的不足，及其不足之極端程度。換句話說，人們常常高估了自己所掌握的知識，而低估了他們的無知。
元認知提出一個觀點，個體在某一特定領域具備能力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指個體在此領域中的表現出衆，其二是指個體能認識到自己在這一領域的能力水準，這種認知包括對自己以及他人，這是一種元認知能力。鄧克效應說：當你對自己的無知是無知時，你不會反思、不會檢討，你也不覺得自己需要學新知識，形成新觀點。
凡人皆有偏見
英國心理學家沃森(Peter Cathcart Wason)提出一個概念叫确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說人作判斷的時候有兩種機制：先有證據再下結論叫“科學家機制”，先有了結論再去找證據是”律師機制”。确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是律師機制：如果你已經開始相信一個觀點，那麼你就會主動尋找增強這種資訊證據，乃至不顧事實。當我們開始産生确認偏見時，大腦中負責邏輯推理的區域就關閉了，而負責感情的區域卻被激活了。在确認偏見作用下，任何新證據都有可能被忽略。
社會心理學認為有三個偏見：一是無實證的揣測，在欠缺實證、調查，掌握充分論據之前，預先做出自己的喜好、傾向或看法。二是渲染主觀看法，通過極為單薄的經驗，或者不具有足夠代表性的事實，做出以偏概全的解釋。三是選擇性接受。即使我們知道自己的看法過于片面，仍選擇性的接受對我們有利的解釋，而忽略、排除那些反對我們的證據，甚至反對者。很多時候，人們看起來是觀點的不同，本質是概念了解的分歧，是限制條件認知的差異。
如何建構元認知
在數字化的認知體系中，如何擴大認知的半徑，如何建構元認知？有三個核心關鍵詞。
自省
能夠反思自己認知的基礎是自省，是開放的心态，因為知識分子常常忘記自己不是上帝。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蘇格拉底說：“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一無所知”。人們常說網際網路的未知遠大于已知。面對數字技術革命，人們關于數字化認知的基本假設是，我的認知體系是片面的、有局限性的。數字技術的發展将不同專業背景的人拉到一個平台上，形成共同的認知。
20多年前網際網路出快速普及時人們經常講3C融合，即通信（communication）、計算（computer）、消費（consumer）；講三網融合，即廣電網、通信網和網際網路的融合。10年前，工業網際網路的出現人們讨論IT與OT的融合，企業外網（網際網路）與内網（工業以太網）如何融合；今天，當講到數字化轉型時，它将IT技術、工業軟體、自動化、網際網路、雲計算以及企業管理、市場營銷等不同專業背景的人第一次拉到一個桌子上進行讨論，人們期待的是關于技術、産業更大範圍、更廣深度的融合，但這些缺乏共同的知識背景、話語體系、業務場景和目的導向的人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論一個共識的話題，人們下意識的心态是排斥、蔑視，共識成為一種奢侈品也在所難免。
數字化認知的共識之路上首先需要的謙卑的心态：我隻是一個擁有碎片知識的野蠻人。共識從承認自己一無所知開始，沒有人具備上帝視角審視，我們對這個時代保持足夠的敬畏，不斷反思自己是不是處在“愚昧之颠”。同時，共識需要的是“雞同鴨講”的意識和能力。對于緻力于建構數字化知識共同體的專家而言，沒有謙卑态度的專業知識是偏執的，沒有專業知識的謙卑是矯揉造作。
數字化把消費者武裝起來了，他們有了更多的表達權、話語權、參與權、選擇權，這是一個消費者主權崛起的時代，但供給端并沒有為這場變革做好充分的準備。你缺乏的不是客戶，而是與客戶互動。
三觀
人們總在尋找和提取符合自己看法和假設的回憶，隐瞞或忽視相悖的資訊，對不熟悉、不認同的觀點天然抵觸，沒有興趣去了解背後的東西，我們容易支援自己偏好的迷信觀念、錯誤的對應關系和虛假聯系。每個人都有個資訊繭房，它與學曆、職位、經驗無關。如何突破認知的瓶頸，元認知需要有三觀：曆史觀、全球觀和全局觀。
曆史觀就是把對新生事務了解的時間尺度拉長，從曆史的縱深感中找事物的本質。你能看到多遠的過去，就能看到多遠的未來，前瞻性的判斷力來自于長周期的規律中。60年來，從大型機、小型機、微型機、雲計算、資料中台、智能手機、智能汽車技術演進遵循的底層邏輯就是軟硬解耦、能力複用，遵循的規模經濟與範圍經濟的協同。
全球觀就是把新生事物認知的空間尺度拉寬，找到全球認知的坐标系。德國人的工業4.0，美國人講工業網際網路，中國人的兩化深度融合本質是一件事：跨越內建應用陷阱。10年前這些國家都提出自己的數字化發展戰略，今天到了可以評估和反思的時候，一個共同的結論是，在數字化的道路無論是企業和國家，大家依然“摸着石頭過河”。
全局觀就是把對新生事物認知的視野拉高，建構本質認知的穿透力。任何一個新概念都是在目前特定的技術和背景條件下産生的，解決了當年的問題，但任何新技術和概念體系都要與時俱進。2020年物美将自己的ERP替換成了多點系統，國内ERP廠商紛紛将ERP核心産品心智更新，基于雲平台重新定義的自己的産品理念和價值導向。
方法
黑格爾曾說，“熟知非真知”。人們對事物的認識，都是從認識現象開始的，在認識了現象之後，進一步去把握事物的本質，不能隻停留在對事物表面的熟知上。當我們意識到應該反思熟知與真知時，對思維本身進行思考時，就會形成批判性思維。熟知的背後就是直接導緻人們感受器官的鈍化、抑制、凝固與封閉，因為“熟”也就是反複和單調的經驗阻擋了生命對外界豐富新鮮的資訊的接收和反應。人們需要不斷反思自己的觀念信仰、心智模式和性格習慣，人們很容易把自己認知的盡頭當作世界的盡頭。
元認知需要科學的方法論，數字技術帶給世界最重要的價值是，把一個個孤立的單元連接配接成一個複雜的類生物系統。數字時代的裝置、産線、工廠、供應商、銷售商、産品、客戶基于無所不在的感覺、連接配接，實體世界成為一個有機生物體。許多人用機械論的方法認識世界，身子已經進入數字時代，腦袋還留在工業時代，數字時代實體世界并非一切事物都完全服從于機械因果律，遵循一個不間斷的因果鍊條，世界不是各個子要素的簡單相加。
任何新的概念體系都要放到大系統的坐标系統中找到相應的位置，人們需要抛棄非此即彼的線性思維，走向複雜系統思維。對于數字技術的認知，需要抛棄“五官争功論”，總要争辯出眼睛、鼻子、耳朵哪個作用更大，有時人們總是通過貶低一種技術價值而凸顯另一種技術的意義；今天5G、物聯網、工業軟體、人工智能、數字孿生、雲計算、邊緣計算、時間敏感網絡等構成一場智能技術群的“核聚變”，隻有協作才能發揮更大作用。
在數字時代，不确定性是常态，應對不确定性是數字化轉型的邏輯起點。對這一邏輯起點假設的不同是形成人們認知分歧的原點，近現代科學成就不斷強化人們基于确定性邏輯規律的認知，大部分的現實問題要靠确定性的科學來解決。近代科學絕對化、簡單化的思維架構已容不下不确定性，對于不确定性造成的不可預測性，堅持傳統思維架構的人們耿耿于懷，總想找到一勞永逸的靈丹妙藥。
美國密執安大學組織行為學教授卡爾·韋克做了一個實驗：把六隻蜜蜂和六隻蒼蠅各自裝進一個玻璃瓶中，然後将瓶子平放，讓瓶底朝着窗戶。觀察的結果是，蜜蜂不停地想在瓶底上找到出口，一直到它們力竭倒斃或餓死；而蒼蠅則會在不到兩分鐘之内，穿過另一端的瓶頸逃逸一空。“蜜蜂效應”的啟示是，經驗和規則是重要的，但要與時俱進，“當所有的人都遵循經驗和規則時，創造力便會窒息”。當我們面對一個更加不确定性的世界，判斷經驗和規則的适用性就顯得尤為重要。對不确定性的重新認識，是現代科學對于人類思想的重要貢獻。數字化将人類帶入到了一個深度感覺、廣泛連接配接、泛在智能的複雜巨系統，人類認識的世界觀需要從“機械、可預見、靜态的”逐漸向“不斷進化的、不可預見的、永遠發展的”方向演進。
我們需要不斷反思認識世界的方法論：真實世界正在走向系統化的複雜生态，而我們的認知仍然是碎片化的認知體系，這種認知慣性來自于工業時代的教育體系和專業分工經驗。數字化驅動的複雜巨系統中，湧現是數字系統演進的基本動力，新技術在實踐應用創新加速新概念的疊代，了解和認識任何新概念都需要動态思維，對任何新概念的了解都應是動态的，而不是靜止的。
多視角觀察是數字時代認識方法論的基本要求，任何一個新的概念都可以從技術、商業、管理、産業、治理等不同視角來觀察。正如朝晖博士經常講的，創新不是發明，任何創新都要從技術的可行性與經濟可行性的統一視角來觀察。很多時候，人們對觀點的争議來自于混淆了事實判斷、邏輯判斷和價值判斷的順序和關系，當人們有争論時比較容易形成共識的是事實判斷，其次是邏輯判斷，最後是價值判斷，實作的情況是人們經常用價值判斷代替事實判斷和邏輯判斷。人們也模糊了“應然”與“實然”的關系，實然是人們所要面要對事實，應然是人們追求的理想。
最後，理性探讨問題的原則是對“動機論”‘“誅心論”保持足夠的警惕，經常看到的現象是，人們在讨論新概念、新觀點的過程中，有意無意中地熱衷于批判動機、分析心态，把一切看不慣的言行上升到道德高度加以鞭笞譴責，自己感覺正義在胸、真理在握。動機看不見也百口難辯，誅心隻有“大膽假設”，沒有“小心求證”，讨論走進死胡同。“法不誅心，唯論言行”。
秒懂力
維特根斯坦認為，語言的邊界就是思想的邊界。當數字化的概念認識門檻如此之高的時候，人們需要反思：語言是否能表達我們的思想？這引發出兩個基本問題，一是關于新概念本身，對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闡釋是否觸及到了對事物本質的了解？二是關于閱聽人對新概念的接受，新概念傳播是否具備“秒懂力”？郭朝晖博士《知行》及系列文章引發很多人的共鳴和讨論，這使我想起了幾年前唐文等出版了一本書《秒懂力》。我了解秒懂力就是要把任何複雜、晦澀的技術概念，能夠讓讀者以一種極低的了解成本接受的能力。在數字化思想的專業表達中，郭朝晖博士的思考和表達是具備“秒懂力”的，它能夠把一種高度專業化、抽象的技術體系，用更通俗的方式傳遞給閱聽人。
回顧幾十年來數字化領域新概念創造與衰亡史，由國際咨詢公司、行業上司廠商的創新的新概念，或昙花一現，或曆久彌新，無論這一概念是否科學、精準、客觀，抛開内涵與外延的讨論，其流行的背後都與通俗表達有關。在通向數字化概念共識的道路上，如何建立秒懂力？有三個視角：
換位思考
當你能準确表達你所反對的觀點，你們的分歧已減少了50%。當我們反對一個觀點、概念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反對的是一種對别人表達的自我曲解、自我想象、自我标注、自以為是的觀點，人們根本沒有了解對方的觀點而盲目反對。因為換位思考既需要開放的心态，也需要跨越思維模式的高替代成本，這是每一個渴望進步的人所要警惕的。每個人專業人士都有思維慣性，這種慣性來自于思維背後的體系和架構，人們認為自己邏輯體系永遠自洽并駕輕就熟，事實上思維模式轉換面臨高替換成本，人們或不屑、或不願、或沒有能力完成這樣的轉換。
當我們反對一個觀點時，很多時候其實我們并不知道到底在反對什麼，你所反對的是不是對方想表達的。很多時候，人們的分歧并非觀點的不同，而是基本概念、基本假設、限制條件、觀察視角、價值導向方面認知的差異。經常看到的現象是，一群專家圍繞某個議題和觀點産生了争論，過了很久人們才發現，他們并不清楚到底在争論什麼問題。
幾年前林毅夫關于産業政策的公開辯論中，林毅夫不斷重複的一句話是，你所反對的“林毅夫”，我林毅夫也反對，辯論現場的林毅夫反對被他人定義的“林毅夫”。林毅夫不斷強調，自己的很多觀點是别人強加的。事實上，這不是特例，這是人們讨論分歧的一種常态。數字技術快速疊代的今天，人們不斷賦予新概念以新的内涵、新的觀點，人們達成共識的基礎是能站在對方的視角清晰準确地表達對方的觀點。
故事思維
有效傳遞的資訊、理念、洞察的重要方式是故事。故事是人類最原始、從古至今最有效的理念傳播方式，宗教、廣告、藝術作品、教育等都是通過故事思維來實作知識、觀念、思想的傳播。郭朝晖博士是進故事的高手，他在書中給我們講了很多故事，這些故事所建構的秒懂力，實作數字化理念認知的破圈傳播。故事思維有四個要素，人物、情節、場景和意義，一個人在特定的場景中展示了一個有沖突張力的事件，并從這些事件中傳遞了理念和觀點。
啟發大于共識
降低了解成本另一個觀察視角是，人們傳播的理念和觀點是否有啟發，能否産生共鳴。新概念試圖描述新現象，了解新規律，洞察新趨勢。對新概念的研究、學習、讨論乃至争論的目的在于去僞存真、逼近真相，并以此指導實踐。認知是一個無限逼近真理的過程，共識是在實踐檢驗中不斷形成的，認知的基本流程是新現象-新概念-新理論-再實踐-新現象……隻有在實踐與理論的無數在閉環疊代中，才能找到真相。
從這個意義上，對于新概念、新洞察，人們沒有必要追求100%的認同與共識，共識的終極目的在于指導實踐，而有共識的認知可以指導實踐，有争議的啟發也可以指導實踐。對我而言，讨論交流的目的在于形成共識，但更重要的是在于啟發，在于觀念的碰撞中有沒有對自己所從事工作的思考更加深入、更深全面、更加系統，并據此優化人們的決策和行為。
學校教育凝聚了人類社會幾千年來關于認知的最大共識，而教育的本質是喚醒，是啟發，人們常說，“教育就是一棵樹搖動一棵樹，一朵雲推動一朵雲，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在充滿不确定性數字化領域，在探尋規律、追求共識的道路上，啟發比共識更重要，啟發是通向新一輪共識的路标，這個世界不缺正确的廢話。
知行合一
“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改造世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差別于一切舊哲學的根本标志。
思維創造世界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币通論》最後一章的最後一句、也是整本書的結論:“快還是慢，真正對一個社會産生好與壞影響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潮或思想。”關于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是哲學重要命題，也是現實問題。知是指内心的覺知，對事物的認識，是實體世界在人的意識世界規律化、體系化呈現；行是指人的實際行為，從知先行後、知易行難到知行合一，它是中國古代哲學中認識論和實踐論的命題。
面對數字化的美好藍圖，實踐者總是寸步難行，實踐者往往不能沿着理論的方向直線式前進。面對這些問題挑戰，我們應該堅持一種什麼樣的理念、态度和方法。沒有正确理論指導的實踐叫蠻幹，沒有實踐檢驗的理論是空想。今天的數字化的語境中，如何了解知行，很多時候行比知重要。知易行難，我們這些所謂的專家是一批站着說話不腰疼的人，而企業家是拿着身家性命賭未來的人。
美國哲學學杜威關于知識與實踐，提出更激進的觀點：判斷一個理論是否為真理，在于它是否有用。觀念和思想是指導行為的工具，就像筷子和勺子是吃飯的工具一樣，一種思想和理論是否為真理，在于它是否能指導人類的實踐，并獲得實效。人們糾結于各種數字化新概念，本質上在于試圖洞察這個時代的規律，并指導人們的實踐行為。郭朝晖博士從實踐導向、問題導向的思維方式是我所欣賞的。無論是今天業界提出的CPS、數字孿生、人機關系、創新系統等，他都有一套自己的思維方式，這種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的思維方式展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疊代思維。郭朝晖博士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做到知行合一要走一條漸進的道路，意味着企業需要根據自身的條件，從實際問題出發、從短闆入手，尊重技術發展規律。在我看來，進化的另一個表達是：Think big（大處着眼）、Start small（小處着手）、Scale fast（快速進化），這是數字化時代業務疊代的基本模式。
二是工程思維。理念上的可行性，在在工程是否可行性，這是朝晖博士在書中反複思考的方議題。書中講到了很多關于創新的認識，如何工程的方法論上降低創新的風險。如開放式創新，通過合作或收購實作創新；最小可行産品方法(Minimum Viable Product)，項目如何落地，用仿真方法、原型方法等。總之，就是要把研發的風險降下來。
三是市場思維。數字化技術要同時考慮兩個方面的問題：技術可行性和經濟可行性。“快速響應”是連接配接兩者的一個重要橋梁：通過數字化技術改變人機關系、促進快速響應能力。通過快速響應能力的提升，可以為企業創造價值。企業的管理者要把技術創新當做企業的風險投資行為，需要學會在過程中管理創新。
結語
數字經濟浪潮下，數字技術，如雲計算、大資料、物聯網服務為企業商業模式群組織形态變革提供了基本要素。未來随着數字技術進一步發展，5G等通信手段進一步普及，将有越來越多面對消費端的産品和服務企業向平台商業模式轉變，通過數字化轉型，實作企業自身的平台化改造，方才能交出數字經濟中最為亮眼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