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喜劇人：從誰上誰火，到誰火誰上

作者｜茶小白

壬寅年，1月21日，除夕夜。

一如往年，子寒和家人坐在了電視前。距離春晚開始還有一段時間，螢幕上播放着春晚開始前的預熱節目，主持人正在現身春晚的嘉賓們閑話家常。

其中有一幕是，出演今年脫口秀節目《給我一分鐘》的徐志勝和何廣智，坐在央視主持人旁邊。這在子寒與同輩姐妹看來普通的場景，卻瞬間吸引了長輩們話題的火力，先是詢問這兩位是誰，後來又質疑他們講話三流水準，也不夠大氣。

事實上，子寒也沒有覺得這個預熱節目又多有趣，但更重要的是，他意識到，那些名噪一時的脫口秀演員們，既脫離了自己中産階級叙事的語境，也不符合老一輩人的審美，這令“春晚”邀請他們參與這場合家歡的盛事顯得有些違背初衷。

他們登上春晚理由，或許僅僅是自帶流量。然而，誰又記得，曾經春晚才是最大的流量制造機。

那是一個潦草但充滿煙火氣的時代，“春晚”二字，對中國人意味着為數不多的、能夠共同舉杯的時刻。

而對喜劇演員來說，春晚更是試金石，是登天梯，是一個能夠一夜之間全民皆知的機會，“誰上誰火”是業内對春晚最崇高的共識。通過春晚，人們才有了頻頻想念的趙本山，想念的趙麗蓉，想念的郭達和想念的宋丹丹。

但時間的車輪滾滾向前，喜劇的表演者變成了國民熟臉的演員，變成了流量頗高的新秀，“流量”成為了春晚選角的重要标準，甚至到了今年，在春晚優勢的喜劇賽道中，還需要從《脫口秀大會》《一年一度喜劇大賽》中選拔喜劇人，而再沒有誰靠春晚成為名聲大振的喜劇大師。

此後，日複一年的盛宴從未缺席，唯獨少了聯歡。

那些草莽的日子

1989年秋，趙本山坐上了進京的火車，背包裡背着十瓶茅台。

對于他來說，此次經曆足以印象深刻——一年前，姜昆給了他一個北京彙報演出的機會，在得到上司“獨幕喜劇不錯”的肯定答複後，他興高采烈地将他要上春晚的消息播撒過漫過山野，然後尊享着明星回家的殊榮。

然而，除夕當天，直到他與村民張羅的一桌好菜都放涼，螢幕上出現雪花，也沒能等到自己的身影，後來他才知道，上司覺得他形象太“蔫”，不符合春晚喜氣洋洋的調性，節目被臨時換掉了。

他将這次顔面盡失的經曆，歸結為“不懂人情世故”，于是就有了開頭的那一幕，他希望能為自己上春晚再争一把。

但盡管頗為費力，結果卻是，他連上司面都沒見着。最後一個人躲在飯店裡，每天喝一瓶茅台，當把最後一瓶帶來的酒喝完，背起行囊頭也沒回地上了火車。

而這是趙本山第三次被春晚拒之門外。之是以這樣賣力，不僅是為了面子，還是為了一個未來。

彼時，距離趙忠祥首屆春晚的那句“各位觀衆，在這歡樂的除夕，中央電視台全體從業人員祝您阖家幸福，萬事如意，春節愉快”開場不到十年，卻已經讓喜劇人看到了這個全民舞台上的可能性。

陳佩斯吃了四大碗面，從狼吞虎咽吃到被送往醫院，最終憑借無實物表演技驚四座，那之後的8年間，他和朱時茂這對組合貢獻出了《羊肉串》《胡椒面》《主角與配角》《警察與小偷》《姐夫與小舅子》等作品，部部經典。

馬季則在演播廳，一邊抽煙，一邊耍貧，這段本來名為《一個推銷員》的單口相聲，讓觀衆以《宇宙牌香煙》的名字記憶至今，而三年後，他的《五官争功》又成功帶火了馮鞏，一句“我想死你們了”陪了觀衆十餘年。

也是在那個時候，趙麗蓉在《英雄母親的一天》中遇上了侯耀文。在“司馬光砸缸”“司馬缸砸缸”的經典對白後，她又和鞏漢林成功搭檔，“探戈兒就是趟啊趟着走，三步一竄嘛，兩啊兩回頭”“宮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這酒怎麼樣，聽我給你吹”“點頭yes，搖頭no，來是come，去是go”唐山Rap成功刻進了每一個中國人的DNA。

可以說，每一個作品背後，都是一個喜劇人靠春晚飛升的故事。

當然，趙本山後面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他也是飛升中的一員。如願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的十幾年中，他與範偉和高秀敏的《賣拐》三部曲，一度成了固定節目；與宋丹丹，更是開啟了“白雲黑土”宇宙。

一夜之間，草根出身，帶着蠻荒氣息的趙本山，從“宇宙盡頭”鐵嶺，真正火到了宇宙盡頭。

他們是觀衆對于春晚的第一個記憶，與春晚是互相成就的關系——老一輩喜劇人貢獻的笑與淚，讓春晚成為“年味”象征，而春晚日漸增長的影響力，則将他們永遠留在了經典那一欄。

2000年的春晚，别離的氣息撲面而來。這一年，總導演趙安最後一次執導春晚，三年後他受審入獄；這一年，鞏漢林身邊第一次沒有了趙麗蓉，五個多月後，世間再無那位老太太的慈愛笑貌；這一年，牛群告别舞台單飛，轉身投入沉浮；而陳佩斯，在《王爺與郵差》之後，幾乎同一時間銷聲匿迹。

但春晚的造星故事，才剛剛開始。

許多年後，面對鏡頭，趙本山的言語間仍是對春晚的敬畏，“當時覺得北京很遙遠，壓根沒敢想上春晚的事兒。要是想到了，你讓我跪下都行啊。”

趙本山沒跪，下跪的是他的徒弟。

2009年，白襯衫、格子裙、油光頭發貼腦門的小沈陽，在《不差錢》的演出結束後，一到背景，就給趙本山磕了幾個響頭。

當年正月十七，小沈陽空降劉老根大舞台，壓軸出場，300元一個座，當晚加了十幾個。而年底的跨年演唱會，浙江衛視更是大刀闊斧地用80萬請到了他。

據小沈陽專訪，當時他一年賺了2.6個億，甚至讓趙本山眼紅改了分成規則，由20%提高到了40%，後來人們更是發現他換了100多萬的豪車，車牌号是他的出生年份。

那是春晚造星最輝煌的時代，短短四個小時，捧出國民頂流，絕非今日任何管道可比拟。

一代人和另一代人

2012年，龍年春晚彩排，趙本山最後一次出現在央視一号演播廳。

他穿着深藍色羽絨服和紅色長褲，徑直走進“F137”貴賓休息室，然後向從業人員索要了一瓶氧氣，作為他留在那個演出21年，承載了所有光榮、落寞的舞台，最後一幕。

但春晚喜劇的故事還在繼續，隻是換了人——當年，開心麻花的沈騰第一次表演了獨幕喜劇《今天的幸福》，讓人們記住了這個長得有點磕碜，一股東北口音的“郝建”，接下來《今天的幸福2》《扶不扶》成功地讓人們記住了沈騰。

而也并非隻有他一個人。賈玲的名字，比他更早一點，那時還是個瘦女孩的她，第一次上春晚，逗捧拉扯之間，和白凱南一起拿了三等獎；德雲社則初有曹雲金的相聲《奮鬥》，笑聲起承轉合過後，嶽雲鵬又成了扛旗之人。

世事沉浮，每一個人命運的齒輪，都在春晚的聚光燈下飛速旋轉。

但世界沒有永動機，正如春晚的造夢列車，也不可能永不止息地運作下去。

春晚對喜劇人“爆火因子”的加持作用，率先崩塌于老喜劇人們。

2013年，蔡明首次做出大膽嘗試，不同于《父親》中港台話和河南話随意切換的艾倫，不同于《機器人趣話》中的模式多變的機器人，她在獨幕喜劇《想跳就跳》中扮演的毒舌老婦。

“生命在于靜止！你看那王八，一動不動在那活了多少年？”“都是千年的狐狸你給我玩兒什麼聊齋呀”“惡心他媽給惡心開門，惡心到家了”等金句，成為了當年爆款。

然而，一個頗具曆史悲情色彩的預示是，1974年，電影《海霞》裡，蔡明飾演的是小時候的小海霞，是一個略帶悲劇色彩的角色——喜劇與悲劇，本就是人生的一體兩面。

這是蔡明口碑向好的最後一個階段。2022年，蔡明參加了27次春晚，春晚出道次數僅次于馮鞏，但不管她在舞台上多麼拼命地演出喜怒哀樂，審美疲勞、醫美過剩的負面評論，都無可轉圜地将她推入“不再被觀衆需要”的既定軌道。

與此同時，春晚喜劇的另一熟人郭冬臨，也悄悄退出舞台，轉身做了抖快短劇的男主角。《暖男先生》系列一度風生水起，但也從根本上預示了，這早已不是喜劇人憑借着“春晚”名頭，就能盆滿缽滿的時代了。

而近兩年，吃到春晚紅利的最後一撥人，反而承擔起了“反哺春晚”的重任。

人們漸漸變成了因馬麗、沈騰、賈玲慕名而來看春晚，而不是因看春晚而順便看了馬麗、沈騰、賈玲。

但即便如此，舊時代裡的笑聲，也正在新時代裡躺平。賈玲和沈騰憑借電影票房站穩了腳跟，他們的獨幕喜劇卻不再像以前那麼令人快樂，在獨幕喜劇《婆婆媽媽》中，人們唯一記得的，怕是隻有張小斐那件火出圈的粉色毛衣。

而小沈陽則更是在《我就是演員》中，直接說：“獨幕喜劇我放棄了。”

喜劇人的春晚夢啷當落地，不見舊人，不見新人。

失去笑聲之後

這兩年，除夕夜之後，每每逢人，大家都會開始讨論，為什麼春晚不好笑了，原因大多分為幾種。

一說喜劇源流的變遷，說觀衆早已對千變一律的形式疲憊不堪，說脫口秀這門以諷刺、吐槽為主要表現手段的藝術手段并不适合合家歡的場景。

二說喜劇創作内容，說喜劇是否應該“喜頭悲尾”的讨論，說現實的壓力讓許多憋了許久的話，需要笑着說出來，說笑聲承載了許多功能、許多意義，唯獨少了純粹。

但卻獨獨鮮有人說到失落的喜劇人們。

作為表演旁支，喜劇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體系，沒有獨立的人才培養體系，被裹挾其中的人，沒有固定的收入，沒有一個确切的未來。

曾經，他們有春晚。

但如今，春晚已經沒有力氣再給新人更多機會。娛樂管道的失焦，内容品質的失語，春晚已經不是觀衆的唯一陪伴，拯救自己都顯得費力起來。

于是，在春晚喜劇舞台，出現了越來越多國民演員的面孔、流量愛豆的身影，他們擁有關注度，自帶流量，即使表現得不夠自然，内容拉跨，也會有年輕人買單。而“讓喜劇人幹喜劇人的事，讓演員幹演員的事，讓歌手幹歌手的事”近乎成為了奢望。

喜劇人不再對春晚抱有期待，但春晚還在等待新的喜劇人拯救。

今年，不僅有《脫口秀大會》出身的趙曉卉、邱瑞、何廣智、徐志勝，還有《一年一度喜劇大賽》第二季最強助演王的馬旭東和闫佩倫，前者搭檔于震、孫茜等人出演了《初見照相館》，成為了該節目的“唯一笑點”，後者與金靖、周鐵男的《對視50秒》也為春晚舞台帶來了“二喜”元素。

實際上，春晚的這一步邁出地或許比觀衆想象的更早。去年春晚語言類節目的統籌束煥，就曾公開表示，“我們向很多新喜劇人都發出了邀請”。

而在《一年一度喜劇大賽》第一季錄制時，他就坐在評委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