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哲學的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兩極調節、辯證把握。比如在經濟管理過程中就有一個管與放的沖突對立與調節問題，改革以前，傳統經濟管理經常處在一種放和管的周期性調控之中。也就是說，在經濟缺乏活力，地方的政府的企業的和勞動者的積極性沒有充分調動起來，經濟呈現很不景氣的時候，選擇放權給地方企業和勞動者。但是一旦放權下去，又會造成很多因放權帶來的問題，過上一段時間我們就會收權。此中存在的頑疾就是我們常說的，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
這個問題，在改革之前幾乎是無解的。傳統經濟運作常随着管理的這種周期性的變化而變化，改革以後人們發現，很多問題不是管與放的沖突關系所能調節的，也不是把握好管與放的度所能解決的。傳統經濟體制模式，實際存在一些深層次的也就是體制機制方面的問題。比如說人民公社，當時為什麼要改革呢？就是一方面它的管理不能夠适應不同生産隊、不同地域、不同勞動者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就是該體制把不同生産水準、不同土地條件、不同的勞動技能的農業生産經營，搞在一個鍋裡，搞所謂一平二調，吃大鍋飯。
将很大規模的土地、社員群衆集中到一起，搞集體生産勞動，這樣的體制因為特有的管理問題和資訊問題，不容易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凡是有過那個時期農業生産經驗的人都知道，農業生産不适合工廠化管理。就是說，如果組織大兵團作戰，組織集體性質的生産，哪怕隻是十幾二十個人的農業集體生産活動，也是很不容易管好的。
按照現代經濟學的理論，這裡面存在難以解決的資訊收集問題。農業作業，不管除草也好還是定苗也好，生産檢查者都要跟在勞動者的後面，對作業者的勞動品質進度進行監督和檢查。不管是20個人後面跟一個質檢員，或是10個人後面跟一個人檢查品質進度，大多數時候都很難做到每一個地方，每一個角落都檢查到。而且很多農業作業的品質不好評價，以除草為例，斬草除根徹底解決問題的除草，與敷衍了事的除草，或者像老百姓說的“大草吓一跳、小草哈哈笑”的應付性除草，付出的勞動和獲得的作業效果大不相同。重要的是，農業生産前一個作業的品質直接影響到後一個作業的勞動強度和作業量，是以在農業生産管理上，單就管理所需要的資訊，要想全面及時的收集，就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更不要說由此造成的沖突的調解。一個生産隊長要想在五六千畝地甚至上萬畝土地上實行有效的集體勞動管理，根本做不到。
此外，還有市場的資訊不容易把握，除了糧食生産國家這個進行了計劃以外，糧食生産以外的農副産品生産，種植什麼品種，種植西瓜還是種植大瓜子，在市場上能夠獲得好的收益，這個資訊也不是一個基層的管理者能夠及時準确把握的。
相關管理資訊難以準确把握，農業生産集體管理決策就必然跟不上實際需要或不完全符合實際，由此帶來的管理效果就不容易樂觀。集體形式的生産勞動，在實行大包幹和集體生産并存的國營農場的生産實踐中，得到的總體結果就是：它在條件好普遍盈利的時候，沒有大的盈利，在普遍虧損的年成，它會虧損巨大。就是說該賺的時候它不大賺，不該虧的時候它會虧很多。這也符合人們的直覺感覺。可以說國營農場搞成家庭承包或私人承包，完全是生産經營結果逼迫，并非集體生産觀念濃厚的農墾勞工的鼎力追求。
家庭承包或者說家庭為機關的農業生産體制，是經過多少年農業生産經驗總結出來的符合實際的體制模式。世界各國都是家庭式的農業生産體制，很少集體化的生産體制，我們國家幾千年的曆史，農業也是以家庭生産為基本形式的。其實這也符合農業生産的特點。
農業生産有什麼特點呢，一是它的勞動對象是有生命的物質，二是它的人工作業因作物品種和土壤條件的不同無法标準化。三、農業勞動作業有有很強的季節性，有的時候需要的勞動量遠遠超過一個人正常的勞動量，一個人管理的土地面積可能需要三個四個人的勞動作業。而有的時候呢，它很可能一個人的勞動都是多餘的。這樣的生産特點就要求農業經營者在農閑的時候要做許多為生活、為後勤、為孩子、為老人等家庭方面的工作。從全局出發，為整個生産做衆多準備工作。而一旦到了緊張階段呢，那就要全家老少不分白天黑夜超強度超大量的去工作，才能适應農時。
而一些家庭工作，後勤工作，盡管非常辛苦，工作量和報酬也是很難計量的。如果采取大量雇傭勞工的方式做這些事情，讓雇傭勞工考慮到全局或者是為集體生産大局着想，不計經濟得失，這是不太現實的。但是對一個家庭來說呢，就可以女人做飯，男人扛麻包，或者身體弱的做輕松工作。這些方面在家庭都是可以調節的，但在雇傭勞工的管理中就不可能調節。
這也是為什麼農業生産最适合家庭作業管理，人類幾千年到現在也是以家庭為機關從事農業生産的原因。在農業集體生産管理上面，就是說不論你采取放權的方式還是收權的方式，管的松和或者是管的嚴，僅僅從管與放的沖突調節入手，無法解決集體生産中存在的根本性問題。雖然放松一些管控，社員自留地上用的時間多一些，能夠多一些收成。但依然改變不了集體生産的低效率，做表面工作，做花架子的工作，以及整個集體經濟效益始終不高這一問題。
大包幹終于解決了這一難題，但是大包幹把土地配置設定到家庭，好像又恢複了私有制。這樣我們在思想觀念上就有了大的分歧，好像搞了這麼長時間社會主義建設，現在又搞成私有制了，所謂“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覺回到解放前”，展現的就是這樣的擔憂。當時的改革上司者在這個方面的回答和選擇是非常重要，非常有說服力的。
萬裡同志在農業改革大包幹前，看到安徽一些地方的農民一年到頭種糧食，到最後生産的糧食連自己都不夠吃，還要吃國家反銷量。農民的生活過得相當艱難。看到這個情況，萬裡對承包到戶這個生産關系改革有一個說法，他說要“社會主義”還是要群衆？如果這個“主義”就是說公社制這個落後的生産關系模式，就是大鍋飯和一平二調的這個體制機制。那麼我要群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