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烏萊瑪的發展狀況
埃及烏萊瑪在馬穆魯克王朝統治時期享有很高的社會、經濟和職業地位。盡管奧斯曼帝國的占領也進一步剝奪了烏萊瑪的諸多特權，但随着時間的推移，烏萊瑪逐漸恢複其影響力甚至有所增加。宗教學者烏萊瑪在馬穆魯克王朝和奧斯曼帝國時期地位顯赫，民望甚高，因為他們是聯系人民和素丹的中介。
烏萊瑪履行其在穆斯林社會中的基本職能：履行宗教規範；遵循伊斯蘭教價值觀與傳統；彌合社會分裂，維護社會安定團結；培養有文化的知識分子；作為人民的代言人并成為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中間人。在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埃及，在殘酷剝削而混亂的社會中，烏萊瑪的作用顯得尤為必要，他們也是統治階級與普通群眾之間的必要紐帶。
首先，在與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上，烏萊瑪可以為統治者披上合法的外衣，而當權者明智的做法是不去激怒烏萊瑪，使他們支援該政權。從統治者角度來看，烏萊瑪是一個有用的工具，無論是奧斯曼蘇丹還是馬穆魯克的統治者，都普遍表現出對烏萊瑪的尊重，并以各種方式支援他們。每當馬穆魯克埃米爾陷入政治危機中，都會向烏萊瑪尋求幫助，埃米爾向奧斯曼中央政府遞交的請願書也需要烏萊瑪的簽名。
當他們試圖頒布一項新法令或者采取一項新措施，如果烏萊瑪公開反對時，他們往往願意通過談判達成妥協。同樣地，烏萊瑪也需要政權的庇護。他們需要依靠統治者的權威來維持社會的紀律，鎮壓異端，抵抗罪犯、叛亂分子，有時甚至是人民群衆的暴力行為。更重要的是，他們需要依靠政權來抵禦異教徒或基督教徒等外來入侵者對宗教社群的破壞和對其信仰的颠覆。烏萊瑪與政權的關系恰好說明了國家和社會在政治、社會組織和經濟生活中的互相滲透。
烏萊瑪享有某種豁免權，當然這種豁免權不是絕對的，其程度因掌權的帕夏或貝伊的個性而有很大差異。然而，烏萊瑪并不一定忠于任何特定的政權、派别或政府形式。烏萊瑪通常不幹預政治，很少關心哪個埃米爾或帕夏會成為他們的統治者。然而，為了避免可能對人民不利的沖突，他們偶爾會強烈支援某一政治舉措，如對新埃米爾的任命或貝伊之間的和解。由于烏萊瑪在社會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使他們處于特權地位，但他們畢竟更接近人民，而不是統治階級。作為整個穆斯林社會的代言人，烏萊瑪有責任維護群眾的利益。
統治階級也更願意利用烏萊瑪的身份角色以便與人民談判并達成妥協而不是訴諸脅迫，以擴大統治的群衆基礎。其次，在教育學習方面，奧斯曼帝國時期埃及的烏萊瑪對文化發展并沒有産生創造性的建設，愛資哈爾的學術氛圍陷入枯燥時期。哈桑·希賈齊(Hasanal-Hijazi)是18世紀極富盛名的詩人和作家，他諷刺地将愛資哈爾比喻為“一塊沉重、幹燥和僵硬的石頭，烏萊瑪使他們的頭巾更大，袖子更寬，以便成為（人民的）主人。
但烏萊瑪畢竟都是宗教知識精英，是伊斯蘭教法的權威诠釋者，是家庭、商業、教育和法律事務的管理者。他們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是屬于各個社會階層的一群人，他們滲透到埃及社會的方方面面，賦予其凝聚力和穩定性。無論他們的社會地位如何，烏萊瑪都是因其學習能力而被認可的人。那些畢生緻力于學習的人，在各種宗教學者的指導下尋求知識，創作了大量的作品，盡管他們的學識僅限于傳統的宗教科目和宗教研究，但也有一些對代數、算術、幾何、天文學、邏輯學和其他科學感興趣的烏萊瑪。
在埃及社會中，有很大一批烏萊瑪出身低微，多是農村出身，隻身來到開羅學習，甚至一些烏萊瑪對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愧，并試圖隐瞞。但部分烏萊瑪則與自己的家鄉保持着終生聯系，即使在開羅成名之後也是如此。他們每年回家一次或兩次，向村民釋出教令，解決糾紛，安排婚約，或者充當村裡的宗教權威。
愛資哈爾和其他宗教學校吸引年輕村民的原因是，在19世紀之前，村民被禁止在開羅定居。如果想要合法地定居開羅，進而獲得社會流動的機會，唯一的途徑是追求知識(Talabal-'ILM)，而知識的來源在開羅。再次，在經濟條件方面，烏萊瑪并不是一個單一的社會經濟階層，隻有少數的烏萊瑪非常富有，但大多數都是窮人。政府和個人捐助者為烏萊瑪提供了社會福利，進而保證他們至少能維持最低生活。
當然也有一些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烏萊瑪，比如掌管瓦克夫宗教基金會的烏萊瑪有機會獲得高額的固定收入，也有一些烏萊瑪擁有自己的奴隸和女奴，甚至是馬穆魯克，這對平民來說是很不尋常的。然而，絕大多數烏萊瑪以教書為生，通過釋出教令、抄寫手稿等方式增加收入。大量證據表明，教師職位的競争非常激烈。埃及的烏萊瑪經常去伊斯坦布爾，說服那裡有影響力的人任命他們在埃及擔任教學和其他職務（這種情況在16世紀極為常見）。
此外，還有一些烏萊瑪從事商業貿易活動。埃及帕夏還曾為此減少烏萊瑪的養老津貼，認為他們實際上是商人。一份日期為1734年8月的奧斯曼帝國诏書明确指出，烏萊瑪“企業家”受到政府的優待，有時會被免除稅收。征收基督教徒和猶太人的人頭稅(Jawali)是烏萊瑪的固定收入來源之一，其大部分收入來自瓦克夫宗教基金會，這部分收入是維持宗教機構正常運作的基礎。
最後，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的埃及烏萊瑪群體構成十分複雜，來自不同地區的烏萊瑪豐富了埃及的知識和宗教生活，他們或是來埃及學習，或者麥加朝聖返還途中駐留埃及。這一時期埃及最大的烏萊瑪外國群體是馬格裡布人，他們已經在不同程度上融入了埃及社會生活，當時在埃及有一個相當大的馬格裡布社群。他們進入愛資哈爾并取得了輝煌的學術成就。
在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下，伊斯坦布爾的烏萊瑪在埃及也有較大的活動空間并且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展現在埃及的宗教學校和清真寺上，許多清真寺表現出伊斯坦布爾的建築風格。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埃及并沒有産生著名的伊斯坦布爾烏萊瑪，即使産生了，也沒有留在埃及，也沒有影響埃及的學術和宗教生活。
二、愛資哈爾的中心地位
愛資哈爾的發展及其中心地位是這一時期埃及伊斯蘭文化發展的具體表現。愛資哈爾自法蒂瑪王朝時期建立起來，一直是埃及伊斯蘭文化的中心，具有獨特的聲望和崇高的地位，是一座古老而又相對完善的宗教學習機構，也是奧斯曼—埃及文化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總之，偉大的愛資哈爾保留了其作為伊斯蘭高等學府的獨立性和聲望，伊斯坦布爾學校教授等級和工資的嚴格等級制度，以及土耳其和斯拉夫土地的組織結構，并沒有強加于作為奧斯曼帝國行省的埃及。
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奧斯曼人破壞了開羅的許多穆斯林機構。但愛資哈爾卻從未遭到破壞。作為中央機構的愛資哈爾，一些埃及帕夏還為其提供資金捐助，為群眾開展慈善活動。外國穆斯林旅行者如埃夫利亞·切萊比(EvliyaCelebi)和諸多朝聖者都對愛資哈爾充滿了欽佩之情，承認它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偉大、豐富和受人尊敬的宗教學習和傳播中心。
17—18世紀，愛資哈爾完全被視為烏萊瑪宗教機構，當時開羅還存在許多其他宗教學校，但與愛資哈爾相比，都顯得微不足道，而且他們的許多教學職位都是由愛資哈爾謝赫擔任的。愛資哈爾大學的學生人數約在3000-5000之間，約有70名宗教學者授課，還有一些助理和講師。
教學模式主要以中世紀宗教學校的方式進行，對求學的人沒有任何入學要求、規定的學習課程和考試，學生們可以自主決定研修的課程。與奧斯曼帝國的宗教學校體系不同，愛資哈爾大學的教學更加個性化，謝赫可在同僚們一緻同意下升任教授，但需要得到埃及當局的正式确認。
愛資哈爾内部各族裔群體之間的緊張關系和沖突相當頻繁，愛資哈爾不僅是最大的清真寺和最重要、最受普遍尊敬的伊斯蘭學府，也是開羅公衆輿論的神經中樞，成為群眾表達不滿和舉行抗議的場所。一般的示威活動均是學生發起的，試圖通過愛資哈爾表達他們的不滿。更嚴重的情況下，住校學生會關閉愛資哈爾的大門，擾亂那裡和附近清真寺的課程和祈禱，更極端的情況是學生爬上尖塔，破口咒罵埃米爾。在這種情況下，附近地區的商店會關閉，要麼是為了聲援示威抗議，要麼是為了防止與當局發生沖突。
然而反對埃及當局的示威活動将不可避免地以災難性的結局收場，他們大多都會被士兵無情鎮壓。當然，他們也認識到通過愛資哈爾向當局施壓會更有意義，因為愛資哈爾和宗教學者烏萊瑪享有某種豁免權，并且他們的特殊地位代表的就是統治者與群眾溝通的中介，愛資哈爾可以将群眾的訴求以送出請願書的方式遞交給埃及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