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乌莱玛的发展状况
埃及乌莱玛在马穆鲁克王朝统治时期享有很高的社会、经济和职业地位。尽管奥斯曼帝国的占领也进一步剥夺了乌莱玛的诸多特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乌莱玛逐渐恢复其影响力甚至有所增加。宗教学者乌莱玛在马穆鲁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时期地位显赫，民望甚高，因为他们是联系人民和素丹的中介。
乌莱玛履行其在穆斯林社会中的基本职能：履行宗教规范；遵循伊斯兰教价值观与传统；弥合社会分裂，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培养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作为人民的代言人并成为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埃及，在残酷剥削而混乱的社会中，乌莱玛的作用显得尤为必要，他们也是统治阶级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必要纽带。
首先，在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上，乌莱玛可以为统治者披上合法的外衣，而当权者明智的做法是不去激怒乌莱玛，使他们支持该政权。从统治者角度来看，乌莱玛是一个有用的工具，无论是奥斯曼苏丹还是马穆鲁克的统治者，都普遍表现出对乌莱玛的尊重，并以各种方式支持他们。每当马穆鲁克埃米尔陷入政治危机中，都会向乌莱玛寻求帮助，埃米尔向奥斯曼中央政府递交的请愿书也需要乌莱玛的签名。
当他们试图颁布一项新法令或者采取一项新措施，如果乌莱玛公开反对时，他们往往愿意通过谈判达成妥协。同样地，乌莱玛也需要政权的庇护。他们需要依靠统治者的权威来维持社会的纪律，镇压异端，抵抗罪犯、叛乱分子，有时甚至是人民群众的暴力行为。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依靠政权来抵御异教徒或基督教徒等外来入侵者对宗教社区的破坏和对其信仰的颠覆。乌莱玛与政权的关系恰好说明了国家和社会在政治、社会组织和经济生活中的相互渗透。
乌莱玛享有某种豁免权，当然这种豁免权不是绝对的，其程度因掌权的帕夏或贝伊的个性而有很大差异。然而，乌莱玛并不一定忠于任何特定的政权、派别或政府形式。乌莱玛通常不干预政治，很少关心哪个埃米尔或帕夏会成为他们的统治者。然而，为了避免可能对人民不利的冲突，他们偶尔会强烈支持某一政治举措，如对新埃米尔的任命或贝伊之间的和解。由于乌莱玛在社会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使他们处于特权地位，但他们毕竟更接近人民，而不是统治阶级。作为整个穆斯林社会的代言人，乌莱玛有责任维护民众的利益。
统治阶级也更愿意利用乌莱玛的身份角色以便与人民谈判并达成妥协而不是诉诸胁迫，以扩大统治的群众基础。其次，在教育学习方面，奥斯曼帝国时期埃及的乌莱玛对文化发展并没有产生创造性的建设，爱资哈尔的学术氛围陷入枯燥时期。哈桑·希贾齐(Hasanal-Hijazi)是18世纪极富盛名的诗人和作家，他讽刺地将爱资哈尔比喻为“一块沉重、干燥和僵硬的石头，乌莱玛使他们的头巾更大，袖子更宽，以便成为（人民的）主人。
但乌莱玛毕竟都是宗教知识精英，是伊斯兰教法的权威诠释者，是家庭、商业、教育和法律事务的管理者。他们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属于各个社会阶层的一群人，他们渗透到埃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赋予其凝聚力和稳定性。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乌莱玛都是因其学习能力而被认可的人。那些毕生致力于学习的人，在各种宗教学者的指导下寻求知识，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尽管他们的学识仅限于传统的宗教科目和宗教研究，但也有一些对代数、算术、几何、天文学、逻辑学和其他科学感兴趣的乌莱玛。
在埃及社会中，有很大一批乌莱玛出身低微，多是农村出身，只身来到开罗学习，甚至一些乌莱玛对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愧，并试图隐瞒。但部分乌莱玛则与自己的家乡保持着终生联系，即使在开罗成名之后也是如此。他们每年回家一次或两次，向村民发布教令，解决纠纷，安排婚约，或者充当村里的宗教权威。
爱资哈尔和其他宗教学校吸引年轻村民的原因是，在19世纪之前，村民被禁止在开罗定居。如果想要合法地定居开罗，从而获得社会流动的机会，唯一的途径是追求知识(Talabal-'ILM)，而知识的来源在开罗。再次，在经济条件方面，乌莱玛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经济阶层，只有少数的乌莱玛非常富有，但大多数都是穷人。政府和个人捐助者为乌莱玛提供了社会福利，从而保证他们至少能维持最低生活。
当然也有一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乌莱玛，比如掌管瓦克夫宗教基金会的乌莱玛有机会获得高额的固定收入，也有一些乌莱玛拥有自己的奴隶和女奴，甚至是马穆鲁克，这对平民来说是很不寻常的。然而，绝大多数乌莱玛以教书为生，通过发布教令、抄写手稿等方式增加收入。大量证据表明，教师职位的竞争非常激烈。埃及的乌莱玛经常去伊斯坦布尔，说服那里有影响力的人任命他们在埃及担任教学和其他职务（这种情况在16世纪极为常见）。
此外，还有一些乌莱玛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埃及帕夏还曾为此减少乌莱玛的养老津贴，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商人。一份日期为1734年8月的奥斯曼帝国诏书明确指出，乌莱玛“企业家”受到政府的优待，有时会被免除税收。征收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人头税(Jawali)是乌莱玛的固定收入来源之一，其大部分收入来自瓦克夫宗教基金会，这部分收入是维持宗教机构正常运作的基础。
最后，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埃及乌莱玛群体构成十分复杂，来自不同地区的乌莱玛丰富了埃及的知识和宗教生活，他们或是来埃及学习，或者麦加朝圣返还途中驻留埃及。这一时期埃及最大的乌莱玛外国群体是马格里布人，他们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融入了埃及社会生活，当时在埃及有一个相当大的马格里布社区。他们进入爱资哈尔并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
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伊斯坦布尔的乌莱玛在埃及也有较大的活动空间并且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体现在埃及的宗教学校和清真寺上，许多清真寺表现出伊斯坦布尔的建筑风格。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埃及并没有产生著名的伊斯坦布尔乌莱玛，即使产生了，也没有留在埃及，也没有影响埃及的学术和宗教生活。
二、爱资哈尔的中心地位
爱资哈尔的发展及其中心地位是这一时期埃及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具体表现。爱资哈尔自法蒂玛王朝时期建立起来，一直是埃及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具有独特的声望和崇高的地位，是一座古老而又相对完善的宗教学习机构，也是奥斯曼—埃及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总之，伟大的爱资哈尔保留了其作为伊斯兰高等学府的独立性和声望，伊斯坦布尔学校教授等级和工资的严格等级制度，以及土耳其和斯拉夫土地的组织结构，并没有强加于作为奥斯曼帝国行省的埃及。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奥斯曼人破坏了开罗的许多穆斯林机构。但爱资哈尔却从未遭到破坏。作为中央机构的爱资哈尔，一些埃及帕夏还为其提供资金捐助，为民众开展慈善活动。外国穆斯林旅行者如埃夫利亚·切莱比(EvliyaCelebi)和诸多朝圣者都对爱资哈尔充满了钦佩之情，承认它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伟大、丰富和受人尊敬的宗教学习和传播中心。
17—18世纪，爱资哈尔完全被视为乌莱玛宗教机构，当时开罗还存在许多其他宗教学校，但与爱资哈尔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而且他们的许多教学职位都是由爱资哈尔谢赫担任的。爱资哈尔大学的学生人数约在3000-5000之间，约有70名宗教学者授课，还有一些助理和讲师。
教学模式主要以中世纪宗教学校的方式进行，对求学的人没有任何入学要求、规定的学习课程和考试，学生们可以自主决定研修的课程。与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学校体系不同，爱资哈尔大学的教学更加个性化，谢赫可在同事们一致同意下升任教授，但需要得到埃及当局的正式确认。
爱资哈尔内部各族裔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相当频繁，爱资哈尔不仅是最大的清真寺和最重要、最受普遍尊敬的伊斯兰学府，也是开罗公众舆论的神经中枢，成为民众表达不满和举行抗议的场所。一般的示威活动均是学生发起的，试图通过爱资哈尔表达他们的不满。更严重的情况下，住校学生会关闭爱资哈尔的大门，扰乱那里和附近清真寺的课程和祈祷，更极端的情况是学生爬上尖塔，破口咒骂埃米尔。在这种情况下，附近地区的商店会关闭，要么是为了声援示威抗议，要么是为了防止与当局发生冲突。
然而反对埃及当局的示威活动将不可避免地以灾难性的结局收场，他们大多都会被士兵无情镇压。当然，他们也认识到通过爱资哈尔向当局施压会更有意义，因为爱资哈尔和宗教学者乌莱玛享有某种豁免权，并且他们的特殊地位代表的就是统治者与民众沟通的中介，爱资哈尔可以将民众的诉求以提交请愿书的方式递交给埃及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