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排圖左羽太信子、周母、羽太芳子
林語堂曾說過：“一個男人的理想人生必須住英國鄉村，用美國電器，請中國廚子，娶日本太太。”
前三者暫且不提，隻單單論娶日本太太，在當時那個年代，日本女人是溫和順從，賢妻良母的代言詞，娶一名東洋女子為妻，俨然成了一種時髦。
很多民國時期的文人大家們，還真是這般做的，譬如郭沫若、辜鴻銘、蘇步青、孫中山……
就連我們“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魯迅先生，也跟日本女子有着割不斷的聯系。他沒娶日本太太，卻一下子有了兩個日本弟媳。
很多研究魯迅生平的人，都将這一點，歸咎于他的“污點”。覺得棄醫從文，拯救中國人民精神的魯迅先生，怎麼能容許親弟弟迎娶日本女子。
其實這種說法，是有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
圖左羽太信子、圖中周作人
魯迅是以筆為刀的戰士，可又不能真正拿刀去逼自家弟弟，況且一場風月事，哪裡就能講得清楚。
便是魯迅這樣的人，也被弟弟的“跨國聯姻”，攪進了無限的家庭紛争中，鬧的兄弟阋牆。
那是1923年，周家鬧得烏煙瘴氣，不可開交。
“魯迅先生……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别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這是魯迅的二弟周作人，寫給他的絕交信。具體絕交細節并沒有說，但是從“自重”二字，能隐約窺探出幾分細節。
據傳，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指控大伯哥，也就是魯迅先生偷窺她洗澡。周作人惱怒之下，和兄長“一刀兩斷”。
不得不說，這算是魯迅生平蒙受過的，最糟心、最離譜的不白之冤。是以，不要再指責魯迅為何支援弟弟娶日本媳婦了。殊不知，他也是這位弟媳的“受害者之一”。
周建人及妻女
1902年，21歲的魯迅剃發易服，踏上了日本求學之路。
獨在異鄉，除了要面對繁重的課業，還要忍受日本同學的輕慢和白眼。國家和個人的命運，都成為兩道哲學難題，深深困擾着他。
即便強大如魯迅，也想要家人的陪伴和支援。說來也巧，就在那個時候，二弟周作人追随他的腳步，也跟着來了日本。
異國他鄉，兄弟重逢，魯迅的激動之情不必言說。
他本就是家中長子，幼年喪父後，就扮演起了“長兄為父”的角色。如今弟弟來“投奔”他，他自然是要看顧的。
魯迅跟弟弟搬到了一起，加上另外三名好友合租，組成了“五社”。因為都是單身男子，是以衣食住行上難免有不如意的地方，經過商議，他們聘請了一個叫羽太信子的女人幫傭。
周作人是經曆過新文化教育的年輕人，平生最“痛恨”女子纏足，覺得那束縛了女子最原始的美麗。
魯迅一家
是以他欣賞日本文化，覺得“它像唐朝——中國曆史上的光輝時代”，因為這種文化傾慕，讓他對不裹腳的日本女人，也有着深沉的迷戀。
其實翻閱周作人文字，會發現他從最早期就是親日派。
魯迅去日本留學是為了學醫，後又棄醫從文，從頭到尾，救國圖存才是支援他學業的最終目标。偏周作人不是，他精心專研日本學術，視日本文化藝術為東方文化的一部分，甚至要高于中國傳統道學。
幾年的留學生涯，讓他徹底愛上日本這個國家，生活和思維方式，也是“複刻”傳統的日本人。
有一句話說得好，愛一個國家的文化，繼而愛這個國家，又繼而愛這個國家的人，周作人對羽太信子就是這樣。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相愛了，他本就崇尚日本文化和生活環境，如今交了日本女友，就想長久地留在日本生活。
魯迅
魯迅可以不幹涉弟弟的感情，但不能接受他定居異國。于是就編造了家中費用緊缺，已無力供他繼續讀書的借口，将他“強行”帶回了國。
無奈之下，周作人隻能領着日本女友回了紹興老家。
他雖比不上魯迅在文壇上的名聲，但也是赤手可熱的人才，很順利就找到了一份體面而高新的工作。
先在浙江教育司任督學，後來又做了幾年中學教員，總之，生活開銷不成問題。那段時間，羽太信子也展現了最勤勞得體的一面。
每天上街采辦，下廚做飯，掃地抹桌，洗洗刷刷……家裡家外，大事小事，羽太信子一個人全包了。
不僅幹活細緻周到，禮儀也很到位，每天都是謙卑地弓着腰，向來往的親人好友們問好，連說話都不曾大聲一點。
用周作人好友當時的一句話評價：“比紹興老式婦女，還像老式婦女。”
很多人覺得周作人一個留洋歸來的新青年，怎麼會看上這樣一個沒主見，沒性格的“家庭主婦型”女子。
很大的因素是因為國籍，他愛羽太信子，更像是愛一個有日本文化色彩的女人。
他們結婚之後，羽太信子陸續把其餘的家人也接來中國生活。這一接，讓周家和日本家庭更緊密地聯系到了一起，也給魯迅又多了一名日本弟媳。
羽太信子有一個妹妹叫羽太芳子，正直青春年華，尚未婚假，一來二去，就跟魯迅的三弟周建人擦出了愛情的火花。
魯迅
可關于周建人和羽太芳子的結合，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的七十年中》有提過，稱之為“逼迫加詐騙成局”。
羽太信子出身貧寒，榜上周家人之後，想把妹妹一道留下，就灌醉了周建人和羽太芳子，孤男寡女發生了關系，這才稀裡糊塗地結了婚。
就這樣，周建人娶了二哥的小姨子，周家一下子有了兩名日本兒媳。
1919年，周作人一家移居北京投奔魯迅，魯迅為了照顧弟弟，直接斥3500元巨款，買下了八道灣的一所三進大四合院。
當時魯迅身兼八家高校的任職，收入不菲，是以一家人的生活開銷都落在他肩上。可任憑他再掙錢，也擋不住家中花錢的人太多。
魯迅尚且有妻兒老母要養，弟弟周作人一家也要他養活，其中還包括羽太信子的娘家人，生活壓力可想而知。
最重要的是，周作人是個十足十的“妻管嚴”，家中一切事物全部交給妻子管理。
羽太信子嘗到管家的甜頭之後，人也開始“漂了”，一改當初的謙卑節儉，花錢大手大腳。
生活用品要用日貨，生病要約日本醫生，就連出門，也一定要乘坐日本産的高檔小汽車，傭人更是一口氣請了六個……
羽太信子毫無節制的奢靡生活，很快就拖垮了整個大家庭的财政，魯迅多次勸誡周作人，讓他們夫婦花錢有計劃一些，不要錢給一個少一個。
魯迅和周作人
魯迅也寫信勸過羽太信子，她在回複中深表了對魯迅的謝意，感激他對家中的照顧和幫扶。可一轉頭，就開始埋怨魯迅“吝啬”，對着丈夫各種吹枕邊風。
根據魯迅三弟周建人的回憶錄，就曾記錄過羽太信子的“醜惡嘴臉”。
“他（魯迅）給周作人的孩子們買糖吃，周作人夫人斷絕不肯讓孩子吃，他（魯迅）的神色落寞：就像窮人買的東西，是髒的一樣。”
羽太信子還不讓孩子去找魯迅玩耍：“不要去找大爹，讓他一個人在屋裡孤冷死吧。”
不得不說，羽太信子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的兩副面孔，當着有日本傳統在裡面。色厲内荏，說的就是她那種人。
當哥哥和妻子發生沖突時，周作人選擇站在妻子一邊，即便嘴上不說，心中的天平也已經偏向了羽太信子。
直到後來出現了“偷窺門事件”。
魯迅家人好友在八道灣胡同
這種指控純屬荒誕，他們住的八道灣胡同是個老胡同，浴室都是用院牆高高砌起、密不透風，根本不可能偷看。
周作人不信兄長的人品和數十年的親情，因羽太信子的一面之詞，就跟魯迅決然絕交了。
魯迅傷透了心，跟朋友借了八百銀元後，帶着一家老小搬離了八道灣胡同。
即便已經撕破了臉，魯迅還是将自己購買的房産留給了弟弟一家，無非是憐愛弟弟，心中依舊顧念手足之情罷了。
可落在周作人眼裡，就是“做賊心虛”，他當晚就在日記中寫道：“下午L夫婦移住磚塔胡同。”
晚年時期的周作人
他甚至不願意稱一聲兄長，隻以“L先生”代指，他對魯迅的厭惡之情可見一般。
後來，魯迅回八道灣胡同拿倚樓的書籍資料，卻被周作人直接堵在家門外，雙方發生了嚴重的口角争執，險些動手。
此後，魯迅先生再不曾踏進八道灣胡同，還是以大病了一場。可他後來形容這件事，還覺得匪夷所思，說：“至少自己的日子變得寬裕了。”
真是又好笑又心酸！
除了趕走魯迅一家人，三弟周建人也老早就搬離了胡同，他忍受不了妻子和嫂子的聯合壓榨，想要去上海發展。
羽太芳子擔心去上海吃苦，在姐姐的勸說下，執意要留在北京，周建人隻能一人“逃去”了上海。
周家三兄弟，走了兩個，曾經的周府，變成了“羽太寓”。就連魯迅都說：“八道灣就剩下一個中國人了。”
換而言之，周作人已經完全置身在日本人的“包圍圈”裡了，也難怪他在後來的政治抉擇中，偏向日本一方。
1936年，魯迅先生病逝。
直到臨終，他和弟弟周作人的恩怨也沒能化解。這場兄弟反目，不僅是文學界的一大損失，更是魯迅先生心中最難言的傷痛。
他一生救亡圖存，希望警醒麻木的世人，誰知最後，和一母同胞的親弟弟，走向了截然相反的兩條路。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戰火蔓延到北京。羽太信子的氣焰越發嚣張，提起日本，總是趾高氣昂，盛氣淩人，而講到中國，都是卑賤低劣。
她還跟日本公館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系，一旦周作人有什麼不當舉動，或者跟她有什麼沖突，她就把周作人拉到日本使館去講話。
當時很多文人大批撤離北京，胡适得知周作人遲遲沒有撤離的時候，還專門寫信告誡他:“南下，不做漢奸。”
周作人
周作人在回信中，信誓旦旦地保證絕對不做漢奸，隻是因為一家老小都在北京，家累太重，南行有困難。
話雖如此，周作人執意不走，隻是因為他的妻子一家不讓走。
第二年，周作人就參加了日本舉辦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為日本侵略者“洗地”。
以茅盾、胡适、郁達夫、老舍為代表的十八位作家，集體在《抗戰文藝》上發聲，有了《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
“凡我文藝界同人無一不為先生惜，亦無一不以詞為恥……望幡然悔悟，急速離平，向道南來，參加抗敵建國工作。”
面對同仁的指責和挽留，周作人還是沒有選擇南下。畢竟他的家庭生活上，已經被日本人包圍，精神世界上被腐蝕，也隻是早晚的事。
到了1940年，周作人當上了僞華北教育督辦，從最開始的“日本通”，變成了真正的“通日本”。
1942年，周作人在《教育時報》中發表演講稿，鼓吹：“樹立中心思想，實則是樹立大東亞主義思想，從這個角度出發，其實也沒有背離儒家的思想……”
周作人的言論無疑是在替日本的侵略行為辯護，将明晃晃的侵略事實，包裝成文化交流。
晚年時期的周作人
此番言論一出，驚起驚濤駭浪，鄭振铎痛心疾首：“在抗戰的整整十四個年頭裡，中國文藝界最大的損失，就是周作人附逆。”
郭沫若也在《國難聲中懷知棠》中聲明：“若周作人能逃到南邊來，為了換掉他，像我這樣的人，死上幾千幾百次都不算一回事。”
諸如此類的發聲還有很多，周作人作為魯迅的弟弟，中國文學界的重量級人物，世人都無法接受他附逆日本當漢奸的事實。
可周作人卻不覺得自己是漢奸，他還自比蘇武，世人皆醉他獨醒。
因為對中國的嚴峻現實感到失望，覺得中國必敗無疑，與其繼續腐朽沒落下去，不如接受日本的思想共通。
這種思想是典型的懦夫思想，改變不了現狀，就與現狀共沉淪，他不僅不配成為中國文壇的偉人，更不配成為魯迅先生的弟弟。
魯迅
1945年，日本投降，周作人以漢奸罪被逮捕，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
服刑四年後，因為文學造詣高超，有服務社會的能力，被政府提前釋放。
他帶着妻子羽太信子重新回到了北京定居，曾經的八道灣胡同已經不是他名下的房産了。
1962年，羽太信子病逝。
這個影響了周作人一生的日本女人永遠的離開了，他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平靜和孤單。
回想往事，他依舊不覺得自己有錯，将承受的苦難和罵名都歸咎為：壽多則辱。
可見，即便到了最後，他依舊沒能真正認清自己的問題。他也會回憶魯迅，文字中已沒了當年那般尖銳的仇怨，隻是平淡的陳述和平靜的緬懷。
直到1967年，周作人走完了最後的日子，他和哥哥的恩怨對錯，隻能是一個問号了。
幼年時，周母曾請法師給他們兄弟取法名，一個叫長庚，一個叫啟明。不曾想一語成谶，東之啟明與西之長庚，兩星永不相見，一如他們兄弟。
總的來說，魯迅是魯迅，弟弟們的婚事不影響他的愛國觀，更不是他的污點。
即便強大如魯迅，驚醒了千萬萬沉睡的中國人，卻沒喚醒最親近的弟弟。
這是偉人的無奈，從來無關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