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排图左羽太信子、周母、羽太芳子
林语堂曾说过：“一个男人的理想人生必须住英国乡村，用美国电器，请中国厨子，娶日本太太。”
前三者暂且不提，只单单论娶日本太太，在当时那个年代，日本女人是温和顺从，贤妻良母的代言词，娶一名东洋女子为妻，俨然成了一种时髦。
很多民国时期的文人大家们，还真是这般做的，譬如郭沫若、辜鸿铭、苏步青、孙中山……
就连我们“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先生，也跟日本女子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他没娶日本太太，却一下子有了两个日本弟媳。
很多研究鲁迅生平的人，都将这一点，归咎于他的“污点”。觉得弃医从文，拯救中国人民精神的鲁迅先生，怎么能容许亲弟弟迎娶日本女子。
其实这种说法，是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
图左羽太信子、图中周作人
鲁迅是以笔为刀的战士，可又不能真正拿刀去逼自家弟弟，况且一场风月事，哪里就能讲得清楚。
便是鲁迅这样的人，也被弟弟的“跨国联姻”，搅进了无限的家庭纷争中，闹的兄弟阋墙。
那是1923年，周家闹得乌烟瘴气，不可开交。
“鲁迅先生……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这是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写给他的绝交信。具体绝交细节并没有说，但是从“自重”二字，能隐约窥探出几分细节。
据传，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指控大伯哥，也就是鲁迅先生偷窥她洗澡。周作人恼怒之下，和兄长“一刀两断”。
不得不说，这算是鲁迅生平蒙受过的，最糟心、最离谱的不白之冤。所以，不要再指责鲁迅为何支持弟弟娶日本媳妇了。殊不知，他也是这位弟媳的“受害者之一”。
周建人及妻女
1902年，21岁的鲁迅剃发易服，踏上了日本求学之路。
独在异乡，除了要面对繁重的课业，还要忍受日本同学的轻慢和白眼。国家和个人的命运，都成为两道哲学难题，深深困扰着他。
即便强大如鲁迅，也想要家人的陪伴和支持。说来也巧，就在那个时候，二弟周作人追随他的脚步，也跟着来了日本。
异国他乡，兄弟重逢，鲁迅的激动之情不必言说。
他本就是家中长子，幼年丧父后，就扮演起了“长兄为父”的角色。如今弟弟来“投奔”他，他自然是要看顾的。
鲁迅跟弟弟搬到了一起，加上另外三名好友合租，组成了“五社”。因为都是单身男子，所以衣食住行上难免有不如意的地方，经过商议，他们聘请了一个叫羽太信子的女人帮佣。
周作人是经历过新文化教育的年轻人，平生最“痛恨”女子缠足，觉得那束缚了女子最原始的美丽。
鲁迅一家
所以他欣赏日本文化，觉得“它像唐朝——中国历史上的光辉时代”，因为这种文化倾慕，让他对不裹脚的日本女人，也有着深沉的迷恋。
其实翻阅周作人文字，会发现他从最早期就是亲日派。
鲁迅去日本留学是为了学医，后又弃医从文，从头到尾，救国图存才是支持他学业的最终目标。偏周作人不是，他精心专研日本学术，视日本文化艺术为东方文化的一部分，甚至要高于中国传统道学。
几年的留学生涯，让他彻底爱上日本这个国家，生活和思维方式，也是“复刻”传统的日本人。
有一句话说得好，爱一个国家的文化，继而爱这个国家，又继而爱这个国家的人，周作人对羽太信子就是这样。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相爱了，他本就崇尚日本文化和生活环境，如今交了日本女友，就想长久地留在日本生活。
鲁迅
鲁迅可以不干涉弟弟的感情，但不能接受他定居异国。于是就编造了家中费用紧缺，已无力供他继续读书的借口，将他“强行”带回了国。
无奈之下，周作人只能领着日本女友回了绍兴老家。
他虽比不上鲁迅在文坛上的名声，但也是赤手可热的人才，很顺利就找到了一份体面而高新的工作。
先在浙江教育司任督学，后来又做了几年中学教员，总之，生活开销不成问题。那段时间，羽太信子也展现了最勤劳得体的一面。
每天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家里家外，大事小事，羽太信子一个人全包了。
不仅干活细致周到，礼仪也很到位，每天都是谦卑地弓着腰，向来往的亲人好友们问好，连说话都不曾大声一点。
用周作人好友当时的一句话评价：“比绍兴老式妇女，还像老式妇女。”
很多人觉得周作人一个留洋归来的新青年，怎么会看上这样一个没主见，没性格的“家庭主妇型”女子。
很大的因素是因为国籍，他爱羽太信子，更像是爱一个有日本文化色彩的女人。
他们结婚之后，羽太信子陆续把其余的家人也接来中国生活。这一接，让周家和日本家庭更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也给鲁迅又多了一名日本弟媳。
羽太信子有一个妹妹叫羽太芳子，正直青春年华，尚未婚假，一来二去，就跟鲁迅的三弟周建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鲁迅
可关于周建人和羽太芳子的结合，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的七十年中》有提过，称之为“逼迫加诈骗成局”。
羽太信子出身贫寒，榜上周家人之后，想把妹妹一道留下，就灌醉了周建人和羽太芳子，孤男寡女发生了关系，这才稀里糊涂地结了婚。
就这样，周建人娶了二哥的小姨子，周家一下子有了两名日本儿媳。
1919年，周作人一家移居北京投奔鲁迅，鲁迅为了照顾弟弟，直接斥3500元巨款，买下了八道湾的一所三进大四合院。
当时鲁迅身兼八家高校的任职，收入不菲，所以一家人的生活开销都落在他肩上。可任凭他再挣钱，也挡不住家中花钱的人太多。
鲁迅尚且有妻儿老母要养，弟弟周作人一家也要他养活，其中还包括羽太信子的娘家人，生活压力可想而知。
最重要的是，周作人是个十足十的“妻管严”，家中一切事物全部交给妻子管理。
羽太信子尝到管家的甜头之后，人也开始“漂了”，一改当初的谦卑节俭，花钱大手大脚。
生活用品要用日货，生病要约日本医生，就连出门，也一定要乘坐日本产的高档小汽车，佣人更是一口气请了六个……
羽太信子毫无节制的奢靡生活，很快就拖垮了整个大家庭的财政，鲁迅多次劝诫周作人，让他们夫妇花钱有计划一些，不要钱给一个少一个。
鲁迅和周作人
鲁迅也写信劝过羽太信子，她在回复中深表了对鲁迅的谢意，感激他对家中的照顾和帮扶。可一转头，就开始埋怨鲁迅“吝啬”，对着丈夫各种吹枕边风。
根据鲁迅三弟周建人的回忆录，就曾记录过羽太信子的“丑恶嘴脸”。
“他（鲁迅）给周作人的孩子们买糖吃，周作人夫人断绝不肯让孩子吃，他（鲁迅）的神色落寞：就像穷人买的东西，是脏的一样。”
羽太信子还不让孩子去找鲁迅玩耍：“不要去找大爹，让他一个人在屋里孤冷死吧。”
不得不说，羽太信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副面孔，当着有日本传统在里面。色厉内荏，说的就是她那种人。
当哥哥和妻子发生矛盾时，周作人选择站在妻子一边，即便嘴上不说，心中的天平也已经偏向了羽太信子。
直到后来出现了“偷窥门事件”。
鲁迅家人好友在八道湾胡同
这种指控纯属荒诞，他们住的八道湾胡同是个老胡同，浴室都是用院墙高高砌起、密不透风，根本不可能偷看。
周作人不信兄长的人品和数十年的亲情，因羽太信子的一面之词，就跟鲁迅决然绝交了。
鲁迅伤透了心，跟朋友借了八百银元后，带着一家老小搬离了八道湾胡同。
即便已经撕破了脸，鲁迅还是将自己购买的房产留给了弟弟一家，无非是怜爱弟弟，心中依旧顾念手足之情罢了。
可落在周作人眼里，就是“做贼心虚”，他当晚就在日记中写道：“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
晚年时期的周作人
他甚至不愿意称一声兄长，只以“L先生”代指，他对鲁迅的厌恶之情可见一般。
后来，鲁迅回八道湾胡同拿倚楼的书籍资料，却被周作人直接堵在家门外，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口角争执，险些动手。
此后，鲁迅先生再不曾踏进八道湾胡同，还因此大病了一场。可他后来形容这件事，还觉得匪夷所思，说：“至少自己的日子变得宽裕了。”
真是又好笑又心酸！
除了赶走鲁迅一家人，三弟周建人也老早就搬离了胡同，他忍受不了妻子和嫂子的联合压榨，想要去上海发展。
羽太芳子担心去上海吃苦，在姐姐的劝说下，执意要留在北京，周建人只能一人“逃去”了上海。
周家三兄弟，走了两个，曾经的周府，变成了“羽太寓”。就连鲁迅都说：“八道湾就剩下一个中国人了。”
换而言之，周作人已经完全置身在日本人的“包围圈”里了，也难怪他在后来的政治抉择中，偏向日本一方。
1936年，鲁迅先生病逝。
直到临终，他和弟弟周作人的恩怨也没能化解。这场兄弟反目，不仅是文学界的一大损失，更是鲁迅先生心中最难言的伤痛。
他一生救亡图存，希望警醒麻木的世人，谁知最后，和一母同胞的亲弟弟，走向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战火蔓延到北京。羽太信子的气焰越发嚣张，提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昂，盛气凌人，而讲到中国，都是卑贱低劣。
她还跟日本公馆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一旦周作人有什么不当举动，或者跟她有什么矛盾，她就把周作人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
当时很多文人大批撤离北京，胡适得知周作人迟迟没有撤离的时候，还专门写信告诫他:“南下，不做汉奸。”
周作人
周作人在回信中，信誓旦旦地保证绝对不做汉奸，只是因为一家老小都在北京，家累太重，南行有困难。
话虽如此，周作人执意不走，只是因为他的妻子一家不让走。
第二年，周作人就参加了日本举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为日本侵略者“洗地”。
以茅盾、胡适、郁达夫、老舍为代表的十八位作家，集体在《抗战文艺》上发声，有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
“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词为耻……望幡然悔悟，急速离平，向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
面对同仁的指责和挽留，周作人还是没有选择南下。毕竟他的家庭生活上，已经被日本人包围，精神世界上被腐蚀，也只是早晚的事。
到了1940年，周作人当上了伪华北教育督办，从最开始的“日本通”，变成了真正的“通日本”。
1942年，周作人在《教育时报》中发表演讲稿，鼓吹：“树立中心思想，实则是树立大东亚主义思想，从这个角度出发，其实也没有背离儒家的思想……”
周作人的言论无疑是在替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将明晃晃的侵略事实，包装成文化交流。
晚年时期的周作人
此番言论一出，惊起惊涛骇浪，郑振铎痛心疾首：“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就是周作人附逆。”
郭沫若也在《国难声中怀知棠》中声明：“若周作人能逃到南边来，为了换掉他，像我这样的人，死上几千几百次都不算一回事。”
诸如此类的发声还有很多，周作人作为鲁迅的弟弟，中国文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世人都无法接受他附逆日本当汉奸的事实。
可周作人却不觉得自己是汉奸，他还自比苏武，世人皆醉他独醒。
因为对中国的严峻现实感到失望，觉得中国必败无疑，与其继续腐朽没落下去，不如接受日本的思想共通。
这种思想是典型的懦夫思想，改变不了现状，就与现状共沉沦，他不仅不配成为中国文坛的伟人，更不配成为鲁迅先生的弟弟。
鲁迅
1945年，日本投降，周作人以汉奸罪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服刑四年后，因为文学造诣高超，有服务社会的能力，被政府提前释放。
他带着妻子羽太信子重新回到了北京定居，曾经的八道湾胡同已经不是他名下的房产了。
1962年，羽太信子病逝。
这个影响了周作人一生的日本女人永远的离开了，他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孤单。
回想往事，他依旧不觉得自己有错，将承受的苦难和骂名都归咎为：寿多则辱。
可见，即便到了最后，他依旧没能真正认清自己的问题。他也会回忆鲁迅，文字中已没了当年那般尖锐的仇怨，只是平淡的陈述和平静的缅怀。
直到1967年，周作人走完了最后的日子，他和哥哥的恩怨对错，只能是一个问号了。
幼年时，周母曾请法师给他们兄弟取法名，一个叫长庚，一个叫启明。不曾想一语成谶，东之启明与西之长庚，两星永不相见，一如他们兄弟。
总的来说，鲁迅是鲁迅，弟弟们的婚事不影响他的爱国观，更不是他的污点。
即便强大如鲁迅，惊醒了千万万沉睡的中国人，却没唤醒最亲近的弟弟。
这是伟人的无奈，从来无关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