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的暴行：細菌戰、東京審判和美日交易》，[美]珍妮·吉耶曼著，譚陽譯，格緻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353頁，88.00元
珍妮·吉耶曼（Jeanne Guillemin）教授所著《隐匿的暴行：細菌戰、東京審判和美日交易》（Hidden Atrocities: Japanese Germ Warfare and American Obstruction of Justice at the Tokyo Trial）2017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首次出版發行，是繼《死亡工廠》（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45 & the American Cover-up）之後，西方學界又一部關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展細菌戰争實驗與實踐曆史的專著。今年年初，本書中文版面世，為國内讀者帶來了圍繞細菌戰這一課題更為多元、豐富的見解。
相較于過往的研究，注重對新資料的利用是本書最大的特點。有賴于相關重要檔案在近二十年來的相繼公開，作者得以充分地加以梳理、利用。本書一大資料來源為美國政府于2003年至2007年間對日本戰争罪行檔案的整理成果。該項目提供了約十萬頁的檔案，其中就有與日本生化戰的開發使用相關的軍事外交情報以及各種官方公文書。另一重要資料來源則是與東京審判有關的大量文獻：除了法庭庭審記錄以及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所轄各個機構（尤其是國際檢察局的檔案）之外，還有不少檢察官的個人文書——其中有幾位（如戴維·薩頓和托馬斯·莫羅）從審判之初就深度參與了中國部分檢控的工作，并曾兩次赴中國，與中方檢察小組一起對包含使用細菌武器在内的日本戰争暴行調查驗證。這些極具價值的證詞、筆記、信件以及相應的研判報告，如今集中收藏于弗吉尼亞大學和裡士滿大學等幾處機構，相當一部分還未曾被國内學界所了解和使用。
也許是因為有了這部分東京審判文獻的支援，《隐匿的暴行》選取了與《死亡工廠》不同的視角，并不以細菌戰實施的具體過程作為主要探讨對象，而是着力展現細菌戰的罪行如何在戰後同盟國的追責中一度被揭開一角，繼而又遭到掩蓋的經過。故而本書的叙事以東京審判的行進為主要時間線，圍繞着庭審前後、法庭内外兩班人馬的行動展開：一方面，自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抵達日本之時，随行的情報科（G-2）即開始了對日本生物武器研發科學家和相關成果的秘密調查，1945-1947年間形成的《桑德斯報告》《湯普森報告》和《費爾報告》對這些成果之于美國“國家安全”的潛在價值進行了持續評估；而另一方面，正在籌備日本戰争罪行起訴工作的國際檢察局（IPS）獲知細菌戰罪證線索後，即刻派員赴中國不遺餘力地尋找證據，嘗試将甯波和常德地區戰時發生的鼠疫與日軍生化部隊的行動聯系起來，以便在不久後的庭審中能提出指控。
國家利益與司法正義，情報人員與檢察官們秉持着迥然不同的行動原則。
來自美國的助理檢察官薩頓等人在中國之行中獲得了關于細菌戰“有力的間接證據”，但仍然缺乏像南京暴行那樣的鐵證，一時無法立案。等他們回到東京，提出對石井四郎等核心人物進一步訊問時，卻遭到了意想之外的阻礙：“除非在盟軍總部G-2情報科助理參謀長（查爾斯·威洛比）的事先授權和直接監督下，任何國家的代理機構都不能在日本對日本或其他敵方外國人進行審訊。”與此同時，蘇聯檢察小組帶來了活動在哈爾濱平房地區的731部隊的情報，他們同樣希望進一步訊問身處日本的石井四郎等人，并借由東京審判的機會充分揭發細菌戰罪行。而情報科除了警告處于自己監督和保護下的日大學學家不許透露任何“重要”資訊之外，也成功迫使蘇聯檢察官在審訊中不得涉及戰争罪行指控。最終，一條來自美國三省協調委員會的訓示最終抹去全面調查細菌戰案件的所有可能，因為“相比于（美國的）國家安全，日本的細菌戰資料遠比追究戰争犯罪重要”。直至1975年，美國才正式承認了《禁止在戰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的議定書》（1925年《日内瓦議定書》）。
日本細菌戰資料究竟對美國如何發揮價值，《隐匿的暴行》雖未仔細着墨，但《死亡工廠》作者謝爾頓·哈裡斯已坦率指出：美國方面受到了石井等人的徹底蒙蔽，過分高估了這些資料的價值，“與從石井及其他細菌戰專家買來的資料的價值相比，美國在榮譽和國格上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然而，受到損害的何止美國的國格和名譽。甯波和常德的可疑鼠疫以及哈爾濱死亡工廠裡的受害者們，除了薩頓檢察官唯一的一次在法庭上的簡短彙報，再未有機會出現在東京審判這個舞台——沒有證據，沒有辯論，沒有真相，有的隻是沉默。
指出細菌戰問題未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審理，并将原因歸結于美國政府授意的，吉耶曼并不是第一人。1983年，東京審判的荷蘭法官勒林就在一次研讨會上指出：“日軍犯下對俘虜進行細菌試驗的令人震驚的戰争罪行。這一事件卻在東京審判中一直保密……美國期望得到這一通過醜惡行徑并且花費巨額資金，犧牲數千人命的犯罪實驗結果……最終約定不将犯罪事實送出至法庭。”此後，哈裡斯、粟屋憲太郎等學者都讨論過這個問題。
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首要甲級戰犯的國際大審判。
相比之下，吉耶曼的叙事沒有一開始就從國家、政府、政策的宏大視角切入，而是通過描繪和展現具體的個人——如威洛比、麥克阿瑟等人的心理和行為——來呈現美國情報機構如何包庇涉及細菌戰的日大學學家。讀者不難從字裡行間體會他們與政府相比對的行動邏輯。換句話說，暴行的隐匿無法全由個體主導，而取決于某個集體意志的行動。整個事件的背景則是美蘇兩個大國在紐倫堡和東京審判中短暫合作然後迅速冷卻的關系，以及伴随而來的軍事角力。
正如書名副标題所示，“細菌戰”并非本書的唯一論題。從第三章至第八章，吉耶曼用了大量篇幅來講述東京審判本身：從法庭運作的組織架構到國際檢察局的人事關系；從前期的驗證、備審、開庭到審理、判決以及審判結束後的種種餘波。在第四章“驗證中國”中，作者着力描述了薩頓等人陸續取得南京暴行和日本在中國推行毒品和經濟侵略等罪行的證人的經過。與之相呼應的，在第八章“戰争罪行”中又詳細講述了檢方如何通過這些證人證據将日軍的種種暴行曝光于世。“揭露”和“隐匿”的雙線叙事造成一種鮮明對比。也許作者正是想通過對已曝光暴行的不吝筆墨，來提醒讀者被人刻意隐藏的事件如何走向曆史暗處。
其實，不僅東京審判不曾審理細菌戰一案，由各國自行組織的BC級戰犯審判同樣難覓細菌戰或是人體細菌試驗相關案件的蹤影：美國的橫濱軍事法庭曾審理活體解剖美國飛行員并進行人體試驗的案件，但并未涉及細菌試驗。而且該案被告是九州大學的平民醫生，并非日本軍人。蘇聯的伯力審判雖然将細菌戰作為主要的審理内容，然而這場審判在西方語境下往往被定性為冷戰背景下的政治宣傳，事實和真相反而退居二線。中國是東亞戰場上最大的受害國，承受了來自侵略者駭人聽聞的種種暴行。而從已披露的檔案來看，國民政府戰後設立的十個日本戰犯法庭并未涉及審理人體細菌試驗和細菌戰罪行。相較之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的對日戰犯審判獲得了一些有價值的細菌戰情報，系日軍1855部隊官兵回憶投放細菌及人體試驗活動的口供。
在上個世紀的兩次殘酷大戰之後，人們痛定思痛，希冀以國際審判來預防大戰的再次爆發。通過揭露戰争罪行，即懲罰戰争發起者，更為不能發聲的受害者代言。然而，由多國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自有其無法避免的沖突，即普遍正義的實作和國家間的利益博弈。将罪行與利益交換，無疑是對司法正義的損害。使受害者無法發聲，更是一種再度加害。同時也貶低了法庭本身被賦予的“教育”功能，影響了對戰争責任的全面認知和自省。
東京審判研究的資深學者粟屋憲太郎教授曾提出細菌戰和化學戰的免責過程還有許多不明之處，例如：“在戰争中中國政府那樣努力地去揭發，為何最後同意免責？”關于這一點，本書給出了一個解釋：“如果日本成為美國在亞洲的民主堡壘，那麼中國（國民政府）就隻能通過維持友好的睦鄰關系而從中受益。這樣一來，中國（國民政府）就希望能快些結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并且早日跟日本簽訂和平條約。”可惜的是，這一論述所依據的中文文獻并不恰當，由此可以看到，作者在利用中文文獻上還存在一定局限，這也提示了中文世界的研究者未來仍有許多工作要做。
不過，《隐匿的暴行：細菌戰、東京審判和美日交易》對英國文獻的利用，仍然為推進細菌戰研究做出了獨有的貢獻，加之作者非常善于刻畫人物——書中季南、薩頓、莫羅、威洛比、石井四郎等人性格極為鮮活，他們在法庭内外的交鋒也顯得尤為生動和激烈，這些都使得本書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得益于譯者的功勞，這種引人入勝的叙事風格也原汁原味地展現在了中譯本裡。是以，本書不光是對國内細菌戰研究的助力與參考，也是普通讀者了解和學習這段曆史的好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