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身亡，終年67歲。毫無疑問，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也是我迄今為止所見證過的最突發的國際政治事件。在震驚之餘，我一直在思考這個事件意味着什麼？它将給日本國内、給國際地緣政治格局帶來什麼？又将會如何影響我們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
很多人或許會問，為何一個前首相遇刺會給日本國内外帶來如此巨大的震動，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去了解安倍這個人的一生和他背後的家族勢力。
安倍晉三，1954年出生在日本的政治世家，他的外祖父岸信介和叔外祖父佐藤榮作曾先後擔任過日本不同時期的首相，他的祖父安倍寬也是二戰期間日本和平主義政治家的代表人物，他的父親在家族勢力的扶植下也官至日本政壇的二把手内閣官房長官，曾是日本首相的準繼承人，但無奈因病早逝未能如願。由此可知，安倍晉三的父輩祖輩均是日本政壇的高層人物，他們兩代人在日本政壇的政治營運為安倍晉三的仕途發展構築了龐大的政治資源運用體系，也是以形成了影響日本政治格局半個多世紀的“安倍家族”。
日本天皇制度衍生的封建殘餘傳統導緻日本是一個受門閥政治影響深刻的國家，也就是說，在日本一代為官即可代代為官，家族政治勢力的延續是一個人從政為官的基礎。即便是像日本前首相菅義偉那樣的平民出身，也需要依附于一個政治家族才能上位，并且還要受到該家族勢力的制約。這種門閥傳統在日本廣泛存在，是以，日本社會是一個階層秩序極其穩固的社會，普通日本人基本都是子承父業，根本沒有現代中國社會如此巨大的階層流動，是以在一定程度上日本國家的社會治安也是穩定并且聞名世界的。
從日本的社會傳統來看，安倍晉三這一生的成長過程是非常平淡的，他從幼年時就已經被他的外祖父岸信介指定了從政道路，并且用心培養他的政治素養，關注他成長過程中的每一個關鍵節點。由此，安倍這一生經曆的種種仿佛都是他出生以來就注定的宿命，他逃不開也躲不掉，直至昨日那奈良街頭的一聲槍響。
安倍死了，可他政治影響力的強大餘波并不會就此結束。安倍畢竟創造了日本二戰後巨大的發展成就。他2006年首次上位首相，正雄心壯志準備施展一番，卻因各種政治鬥争僅在位一年後就宣布辭職。但他并沒有就此止步，而是默默蟄伏6年，終于在2012年一戰即勝，再次當選日本首相，開啟了日本曆史上首相執政時間的最長期限，直到2020年才因健康原因辭職。
安倍第二次擔任首相共在位8年，在這八年裡，他首推“安倍經濟學”，以短期刺激為主導，推進日本經濟快速複蘇，創造了平成時代最後十年的經濟發展“高光”，提高了日本群眾的生活水準。在政治領域，安倍連續八年穩定執政，強化了内閣首相主導權，結束了日本首相頻繁更換的亂局，以一個“政治強人”的形象展現在國内公衆面前。作為一個政治家，安倍晉三也有着他獨特的兩面性。在會見普京時的一路小跑迎接握手、面對特朗普有失外交禮節的奉承，都讓我們看到了他同面對國内政敵時強硬态度的巨大反差，而按照他自己的話說這是“大人虎變，君子豹變”，也就是說安倍是一個可以為了國家民族利益有所犧牲，有所隐忍的人，從這個角度來看，他至少是一個對自己國家民族有忠誠奉獻意識的愛國者。
安倍晉三的長期執政，使他成為了日本政治格局的關鍵性人物，具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即便是在退休後，仍然對日本現政府内閣具有一定的發言權甚至決定權。安倍退休後，他的門閥背景不允許他就此離開政壇，他必須繼續發揮他的影響力。2021年11月，安倍晉三接任自民黨内最大派系“細田派”會長，重返政壇，而此次街頭演講，也正是代表自民黨在為即将到來的國會參議院選舉進行拉票。
據國内日本問題專家分析，安倍突然離世，或将導緻自民黨内派系博弈出現新的變數，而最大的可能即是内部派系分裂趨勢被強化。任何一個組織都是這樣，當内部的一個擁有絕對權威的領袖級人物去世後，如果沒有指定的接班人，組織内蟄伏的各路人馬都會為繼承最高上司位置而産生沖突，血雨腥風的鬥争是不可避免的。
自民黨長期盤踞日本執政地位多年，内部形成了盤根錯節的複雜派系鬥争。現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是“岸田派”首領，但其政治影響遠不足“安倍派”，且其他派系仍對其都相當程度的制約，其中自然以“安倍派”為最甚。安倍一死，“安倍派”的政治影響将有被分裂削弱的趨向，但可以預見的是，這在短期内并不能實作，原因在于強大的家族門閥傳統将對現有的派系演變産生異化影響，“安倍系”即便分裂也将會有主導性勢力繼承其主要政治資源與影響力，所謂新派系也将由此産生。我們可以通過這個分析進行推斷，至少在短期内，岸田文雄内閣現有的對安培執政時期内政外交政策的繼承不會在根本上有巨大改變，但一定程度上的個性化調整是可預見的。
接下來，我想再分析一下安倍晉三的另一面，一個日本右翼保守主義者。
安倍的右翼傾向是最遭中國人痛恨的，這也是在他遇刺消息發出後國内民間輿論場“幸災樂禍”“一片叫好”的主要原因。安倍的右翼傾向主要展現在這幾個方面：一是對曆史上日本侵華戰争的模糊否定。二是多次參拜靖國神社、美化日本慰安婦政策。三是極力推進日本“修憲”，妄圖改變日本自衛隊性質，并将其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标。四是刻意挑動與鄰國的領土争端，甚至對鄰國内政大放厥詞。尤其是在安倍辭職後，他公開場合的講話所展現的右翼傾向更加暴露無疑。
安倍的右翼傾向是有家族遺傳基因的。上文提到的他的外祖父岸信介，曾是日本二戰期間的甲級戰犯，曾擔任東條英機内閣的要員，别号“昭和之妖”。在日本，被冠以“XX之妖”的基本上都是善于出謀劃策的人，可見其在日本侵華戰争期間所犯下的罪行是極為深重的。岸信介在戰争結束後曾以“甲級戰犯”的罪名入獄，但因當時美國出于自己國家利益考量，需要同日本合作，不久後便釋放了岸信介。岸信介在釋放後重新進入政壇，當選首相後便參拜靖國神社，其極右翼思想也貫穿在他的整個首相生涯中，極大影響了日本戰後政治政策的演變，而安倍晉三則是從小就在岸信介身邊長大。安倍曾在自己的書中寫道，“從幼年時起，外公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位隻考慮國家未來的赤誠政治家。而且，他能毅然面對社會上喧嚣的非難，其泰然處之的态度，令我全身心地為之感到自豪。”岸信介的弟弟佐藤榮作也是日本右翼勢力的代表人物，同樣對安倍有一定影響。雖然安倍的祖父安倍寬是和平主義者，但安倍似乎并沒有繼承父系氏族的傳統，恰恰相反，他還曾公開宣稱，自己的政治DNA繼承了岸信介的遺傳。
安倍的一系列右翼傾向的表現為他赢得了日本右翼團體的極大支援，而這一部分支援正是安倍能在日本政壇叱咤風雲的一股堅強有力的資源靠山。安倍執政的八年極大煽動了日本右翼勢力的集體擡頭，緻使日本國内出現法西斯軍國主義勢力的複燃。一直以來，這種現象引起了日本周圍反法西斯國家的強烈不滿，而由此産生的地緣政治沖突也給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帶來了麻煩和幹擾。據專業人士分析，此次安倍遇刺對日本右翼分子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他們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右翼代表性人物，為了維持右翼在日本政壇和社會上的影響力，不排除會有更極端右翼行為的出現，日本國内左右兩派的沖突對立或将更加嚴峻。而對于整個東亞地區來說，日本右翼分子走向極端，将意味着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複蘇加劇，從長遠來看，一旦右翼極端分子對日本政壇産生政治把控、政治要挾或國内沖突加劇，那麼地區形勢将會更加複雜多變，而動蕩或将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灰犀牛”事件。
其實日本自從明治維新後，就一直以融入西方主流社會為榮，他們不論是對中國南韓還是對東南亞國家都有一種自居高傲的國民心态，尤其對于中國更是如此。近代以來，日本先後發動反動或參與三次對華戰争，前兩次的甲午中日戰争、八國聯軍侵華戰争，都是以中國戰敗結束，并且中國賠償了日本巨額賠款、出讓了大片領土和相關權益。這加劇了日本對中國人的鄙夷，在他們眼裡中國一直是一盤散沙的愚民、毫無骨氣的劣等民族，即便是日本侵華戰争失敗了，他們也不認為是中國人打敗了日本，而在美蘇等國打敗了日本。是以，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日關系也一直因為日本的某些态度做法而發生各種搖擺。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迹使日本大為震驚，尤其是在2010年以後，中國GDP總值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這讓日本看到了中國崛起的巨大威懾，在此背景下，“中國威脅論”等等論調甚嚣塵上，成為日本右翼攻擊中國的借口，擾亂中國周邊發展環境，配合美國打壓中國崛起成了日本國内主要右翼政客的基本态度。
從日本國民心理角度來看，他們是最不願意接受中國崛起的國家。中日之間近千年的交流曆史中，日本對中國始終處于依附崇拜的地位，他們的許多文化傳統均是來自中國，甚至日本天皇的年号選擇也要從中國古代典籍中尋找。近代以來，由于中國自身孱弱，日本占據了東亞霸主的地位，二戰後又成為東亞經濟第一強國。想想看，面對自己曾經沒落的大哥，現在他要重新将自己取而代之，這對一個人來說尚且有些難以接受，更何況是對日本這樣的島國民族呢？
日本現在對中國的态度是什麼呢？經濟上力求合作，政治上希望壓制。日本清楚地明白，中國經濟上的強大是不可忽視的存在，日本無法完全與中國經濟脫鈎，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中，日本對中國經濟的依賴程度不斷強化，這一事實已經無法改變。面對中國如此巨大的經濟體，日本除了繼續合作已經沒有别的路可選了，這也是安倍在2019年提出要同中國建立新時代中日關系的立足點。而在政治領域，日本總想幹擾中國，限制中國。安倍在任時，不斷進行外交運作，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強化日本的政治存在，力求使日本重返世界政治舞台。不論是美日同盟的強化還是日台勾結亦或是國内“修憲”，展現的都是日本塑造國際政治大國的野心。是以，經濟上力求與中國合作，政治上希望壓制中國，這是日本對華的基本态度，而且這個态度是從日本曆史傳統、國民性和當代地區政治格局的角度出發确定的，不論是安倍還是将來日本的其他首相，都将會保持一定的延續性。當然，這也可以當做我們認識中日關系的其中一個基點。
安倍遇刺，表面看這是一個突發性政治事件，但是如果我們将這件事和近期的新冠疫情、俄烏沖突、約翰遜辭職等其他政治事件聯系起來看，我們就能夠發現當今世界很不穩定，就像上司人所說的世界進入了新的動蕩變革期。對于我們每一個普通人來說，我們無法改變和決定這個世界的動蕩與穩定，但這并不意味着它與我們無關，并不意味着世界上發生的其他事情不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就像俄烏戰争，很多人說，他們打他們的跟我有什麼關系，我自己還是該幹嘛幹嘛。是的，俄烏戰争的戰場遠在東歐，并不會直接波及我們，但是它卻影響着世界經濟的供應鍊穩定，影響着世界糧食出口總量。對于我們的國家，我們已經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發展之中，是全球産業鍊供應鍊上的重要一環，我們的商品需要出口，但是東歐的供應鍊斷了，這會影響國内廠家的生意；我們的糧食需要進口，但是世界糧食産地之一的烏克蘭糧食生産遭到了破壞，我們的糧食總儲備量在減少。這些一連串的影響都将會逐漸地回報到我們的生活中，但是我們應該慶幸自己生在中國，她用她的财富積累和強大國力最大限度地減少了這些影響對我們日常生活的侵入，這是國家對我們的保護。
華東師範大學的劉擎教授有一個觀點，我們必須時刻準備迎接一種新的常态，那就是在将來的很長一段時期内，我們的日常生活将總是處于一種不穩定的“臨時狀态”。這是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本地化的解體所導緻的後果，每個人都在被這個時代裹挾着前進，沒有人例外。像新冠疫情，這就已經深刻地改變了每個人的生活，而如果是在封閉的環境中，疫情根本就不會全球大流行，每個人也不會受到影響，這是一個很鮮明的例子。
同樣，安倍遇刺也不是一個純粹的偶然事件，任何偶然的背後都有着必然的因素。據了解，這個嫌疑犯曾是日本自衛隊的士兵，現在是一個無業遊民，是什麼導緻一個曾經的軍官淪落到失業？他在生活中經曆了什麼？這個社會為什麼沒能給他提供足夠的保障？這不僅是日本社會需要回答的問題，也是世界所有國家都要反思的問題。
全球化的發展和本地化的解體是一個不可回避的趨勢，世界最終的方向一定是走向多元一體。這是一個向着光明但路途坎坷的過程，所有的國家都必須共同攜手前進。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會産生各種各樣的問題，或者是國内問題，或者是全球性問題，而這些問題最終都将反映到民生上。毛主席在一個世紀前就指出，世界上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基本的民生問題是其他問題産生的根源，解決民生問題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如果各個國家不能把人民群衆放在首位，不能首先解決民生問題，那麼社會動蕩就不可避免、突發的刺殺事件就會頻繁發生、國際間的戰争就會持續不斷。任何國家都不應該心存僥幸，今天的刺殺發生在日本，明天就可能發生在本國。
安倍被刺殺的現場視訊，我看了不止一遍，那兩聲槍響的聲音是沉悶的，同時還伴随着火藥的硝煙。槍響之後，硝煙總會散去，可面對地上滿目的鮮血又有誰會是這場刺殺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