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當下，我們幾乎無法想象一個沒有貨币的世界。在電子支付日益流行的今天，我們與貨币的互動雖逐漸脫離物質形态，但随之而來的是聯系的日趨多元。除經濟功能之外，貨币也是一種交流的媒介，人們借此交換的不僅僅是價格資訊，還包括信仰、權威、忠誠、欲望甚至是輕蔑。同時，貨币還是一種紀念過去的方式，它在人、制度、神靈與祖先之間建立着逾時空的連接配接，既一脈相承，又有所變化。
從社會文化融合角度而言，現代西方貨币觀的起源大約可追溯至公元前七世紀，小亞細亞地區出現了最早的金銀合金币。多少可能出乎我們意料的是，在貨币誕生之初，其并非完全由公共權力機構制造。由于各地鑄币并不統一，錢币兌換幾乎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加之假币大量存在，試金員一度是社會必需的職業，他們不僅善于使用各種工具，還練就了聽音聞味以辨真僞的本事。此外，在流通功能之外，錢币也日漸被賦予貯藏、喪葬，甚至獻祭許願等諸多儀式化意義。
以下内容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貨币文化史I》中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内容較原文有删減，小标題為摘編者所取。
《貨币文化史》（全六卷），【美】比爾·莫勒 主編，【徳】斯特凡·克姆尼切克 編，侯宇譯，貝頁|文彙出版社，2022年6月（後四冊陸續出版中）。
貨币并不總是由公共權力機構制造
在當代世界，貨币的制造（以硬币和紙币的形式）是一種由國家進行的、受到高度保護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秘密的活動，我們傾向于把這種狀況類推到古代。事實上，在羅馬聖克萊孟教堂下發掘出的羅馬帝國鑄币廠也支援這一觀點：該鑄币廠是一座巨大的建築，有着厚厚的牆壁，沒有窗戶。盡管這座建築的外觀一覽無遺，功能也很清楚，但裡面的情況卻隐蔽得極好。
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貨币并不總是鑄币，也不總是由公共權力機構制造。在稱重金屬的前鑄币時代，無論是東方或伊比利亞半島的銀或金，還是意大利半島和可能在歐陸通行的粗銅（aes rude），除了保證共同的重量标準外（但采用共同的重量标準也可以是個人發起的結果），似乎沒有任何公共權力機構參與。這些金屬物品實際上是由私人制作的。
雖然現代學者普遍認為（與古代資料一緻），鑄币是由公共權力機構生産的，但情況似乎并不總是這樣。目前還沒有明确的證據表明呂底亞最早的琥珀金鑄币是受國家壟斷的。在前羅馬時期的高盧地區，鑄币分散化的證據似乎更加充分。這個地區大緻相當于現在的法國北部，于公元前300年左右開始發行鑄币。最初，它們的錢币是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的金質斯塔特的早期忠實仿制品，後來很快演變成了凱爾特風格的原始錢币。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出現了銅合金澆鑄的錢币。幾十年後，一些地區的金币被銀币所取代，這些銀币通常帶有受羅馬風格影響的圖案。當地的錢币，主要是鑄造的青銅錢币，在高盧戰争（公元前58—前51年）之後被廣泛使用，但在公元前20/10年前後完全消失了。
紀錄片《貨币》（2012）畫面。
縱觀這三個世紀，錢币的分布與各個civitates（拉丁語，常譯為“部落”）的領土範圍相一緻的情況相當罕見。有些錢币（包括一些低價值的澆鑄錢币）流通的區域很廣，而另一些錢币隻在一個地方出現。盡管從公元前2世紀中葉開始，越來越多的錢币樣式（coin type）上出現銘文，但在高盧戰争之前，沒有一枚錢币提到高盧部落的名稱。甚至在此之後，大多數銘文也隻有個人名字，其中有些是恺撒在《高盧戰記》中提到的貴族。
這些證據說明，錢币生産的很大一部分（即使不是大部分）很可能掌握在私人手中。這與在高盧發掘地出土的鐵器時代鑄币的生産痕迹非常吻合。在普瓦捷（Poitiers，位于法國）附近的米涅—歐桑斯（Migné-Auxances），人們在對一個農場的搶救性發掘過程中，發現了公元前130—前100年的一處可能是鑄币廠的殘迹。銅合金币坯的生産是在一個深坑中進行的。雖然沒有發現與鑄造本身有關的工具，但很有可能也是在農場裡進行的，因為币坯與發掘過程中發現的錢币的成分相似。
這證明了鑄币廠是在生活區内運作的：毫無疑問，鑄币被嚴格控制，但肯定不是秘密進行的。此外，技術研究表明澆鑄和鍛造——除了模具的雕刻之外——一般的工匠都可以做到，并不需要特别的技能。在出土的工作坊中，很明顯可以推測，鑄币并不是唯一的活動。雅典的官方銅币鑄造廠中也可能是這樣，因為在那裡發現了鐵器加工的痕迹。
雅典定下了雅典錢币的标準圖像：正面是雅典的守護神雅典娜的頭像，背面是貓頭鷹（一種與雅典娜有關的動物）和橄榄枝以及象征雅典的文字：ΑΘΕ。（出版社供圖）
這少數幾個例子與官方鑄币有關。在日常生活中，非官方錢币的鑄造更加深入人心。我們并不總是清楚我們處理的是否是假币，因為有些錢币非常獨特，看起來不太可能造假。在這方面，羅馬高盧的錢币已經得到了很好的研究。有些生産地點确實是隐蔽的，比如在洞穴裡。但大多數的生産遺址都發現于城鎮、金屬工作坊或鄉村定居點中。這些非官方制作的錢币，無論其地位和鑄造原因為何，似乎都出現在貨币短缺時期（有時隻是小面額錢币的短缺），這可以視為日常生活中對貨币需求的明确标志。
是以，鑄币的實際生産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普通得多。據我們所知，其他形态的貨币生産也是如此。我們從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文獻中了解到一些可以用作貨币的商品：金屬（金、銀、銅及其合金，也包括鉛）、布料、食品，以及谷物（比如經常提到的大麥）。如果金屬器物通常有可識别的形狀，那麼它們可能具有貨币功能（如環形或異形錠），而且做成這些形狀幾乎不需要特殊的工藝。
希羅時期貨币的貯藏與使用
羅馬時代，大多數人會選擇把錢放在家裡。龐貝古城的發掘為我們展現了羅馬人是如何在家中存放錢币的。“米南德之家”（House of the Menander）的窖藏儲存在地窖中的一個大箱櫃（arca）裡，裡面的錢币與珠寶被放在一個和其他生活器物分開的小盒子中。在隔壁一幢房子的卧室裡發現了一些錢币串，每個人顯然都把自己的錢包藏在了床下。由于維蘇威火山爆發對儲存古代世界證據的特殊性，這些細節雖很難從其他地方獲得，但我們可以據此假設類似的趨向：貴重物品和大筆資金被安全地收納起來，有時還被藏起來（這當然解釋了現代屢次發現數目不詳的窖藏的原因），而零錢則被放在比較容易拿到的地方。
四柱神廟的正視圖；柱子之間是三位鑄币人，上面有天平和羊角裝飾，腳下有一小堆硬币。（出版社供圖）
我們能夠從古人儲存和運送錢币的方式推測，他們是如何使用錢币的。有趣的是，在希臘和羅馬時代，錢包似乎成為攜帶錢币最普遍的方式。這說明在當時随身攜帶一些零錢，既常見又有效，而且當時錢币的使用非常廣泛。幾乎沒有錢包能夠被完整地儲存下來，因為它們是由易腐蝕的材質制成的，但在荷蘭的巴赫爾—康帕斯庫姆鎮（Barger- Compascuum）發現了一個完整的公元2世紀的皮革錢包。
在羅馬時代還有将錢包設計成可以戴在手腕上的金屬錢包的例子，有些錢包裡還裝有錢币，通常是銅币。更大金額的錢币也可以裝在錢袋（拉丁文中“follis”一詞的原始含義就是指錢袋，後來才表示錢币）或者不同大小的箱子裡。在一些著名詩句中，阿裡斯托芬（Aristophanes）還曾寫到雅典人把錢币裝在口中。這顯然非常不切實際，他筆下的一個角色甚至是以吞下了口中的零錢。
說到貨币的用途，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它支付商品和服務費用的功能，這也是它最主要的功能之一。交易可以在各種地方進行：商店、旅館、私人住宅，當然還有集市。在考古發掘中出土錢币的密度和古代錢币的使用頻率之間似乎存在某種聯系。例如，理查德·霍布斯（Richard Hobbs）指出，在龐貝古城的 VI 1街區（insula）中， 錢币更多地出現在街道、小商店周圍和聖壇附近。這也許是一個普遍的規律，因為在前羅馬高盧和羅馬高盧也有類似的情況。
英美龐貝古城發掘項目發現的龐貝 VI 1 街區的錢币分布圖。（出版社供圖）
薩伽拉索斯（Sagalassos，位于今土耳其）的兩處市集為我們揭示了古代晚期城市市集中有趣的一面。這些市集是由小型房間圍成的開放庭院，廣場地面上标示了可移動的木質攤位。考古人員在各個房間和中央庭院中都發現了大量的錢币。這些市集很可能就是當時的日常交易環境。
在薩伽拉索斯，通過對出土錢币的詳細分析，我們可以重構市集中不同房間的功能：大部分的房間似乎是零售店，有時與工作坊相連。在兩個市集中，人們都在其中一個房間裡發現了稱重裝置和大量的錢币。這個房間可能是錢币兌換商的辦公室。事實上，我們知道錢币兌換商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為在古代世界的大部分時間裡，鑄币從未統一過，使用者可能會面對各種各樣的錢币（即使在羅馬帝國時期，也有不同的鑄币流通，尤其是在羅馬帝國東部）。
再加上假币的存在，人們需要經常對錢币進行檢驗。比如雅典城有試金員（dokimastai）一職，負責在市場上檢驗錢币，他們顯然是按日委任的。這項工作本身似乎是一門技術活，試金員不僅要會使用試金石和天平，還要懂得如何通過近距離的觀察、聽聲音和聞氣味來辨認錢币真僞。
賭博類的金錢遊戲在古代就已經非常盛行，在公共廣場上經常能看到雕刻的遊戲棋盤。龐貝的塗鴉證明，城鎮和市集還發生過頻繁的借貸和典當行為，盡管涉及的金額可能非常小。雖然這些交易确實有記錄，但典當和借貸肯定不是專業人士所為。這也證明當時處于城市社會中下層的人需要一定的現金來維持他們的日常生活。盡管我們的文獻記載提到的大多是城鎮，但我們不應低估錢币在鄉村的使用。埃及的紙莎草文獻表明，我們通常說的村民習慣于“自然經濟”的傳統假設是錯誤的。
錢币的另一種用途在學術界引起了相當大的關注，它就是所謂的“卡戎的奧波勒斯”。盡管喪葬習俗在古代世界中表現出顯著的時間和地理差異，這仍然是人們對墓葬中發現的錢币最受推崇的解釋。但無論多麼有用，古代文本對它們的解釋都過于統一。
喪葬錢币置藏的意義必須要根據每個地區和時期來謹慎呈現；即使在鄰近地區， 我們也可以觀察到錢币在喪葬中的不同用途。例如，在鐵器時代晚期的凱爾特歐洲的墓葬中很少發現錢币，但它們确實出現在某些地方，尤其是意大利北部、瑞士的一些地區和現代的盧森堡。各種各樣的習俗可以解釋錢币是如何被放進墓中的。在火葬的情況下尤其明顯：一般來說，在墓中發現的祭品隻有一部分有被焚燒過的痕迹，這意味着有些物品被放置在火葬的柴堆上，而其他的則被直接放進墓中。仔細的發掘和考古資料的細讀總是可取和有意義的，這一點在墓地問題上最為顯著。在喪葬習俗中，我們甚至可以感受到每一個物品擺放背後的意圖。
貨币的儀式化：
噴泉中的貨币
哪位旅行者沒有回到古羅馬的夢想呢？
為了實作這個願望，他或她會将一枚硬币扔進特雷維噴泉（Trevi Fountain）中。按照習俗， 隻要背對噴泉，從肩部以上的部位抛一枚硬币到水池裡，就有機會實作願望。幾乎所有的羅馬旅遊指南中都提到了特雷維噴泉的這一點。這一習俗風行于1954年美國電影《羅馬之戀》（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上映之後；在1960年費裡尼（Fellini）執導、安妮塔·艾克伯格（Anita Ekberg）和馬塞洛·馬斯楚安尼（Marcello Mastroianni）主演的《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中， 也有一幕男女主角在噴泉裡沐浴月色的場景。這是電影史上著名的經典場景之一，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噴泉的人氣，也推動遊客接受這一儀式。
電影《甜蜜的生活》（1960）劇照。
有趣的是，将錢币扔進噴泉中的行為直到19世紀末才有記載，而在19世紀中葉，如果想要實作願望，就得喝一口噴泉裡的水。
現今從古羅馬知曉，旅行者、信徒和朝聖者也有諸多類似的交易行為；他們以各種理由将錢币投入水（泉水、噴泉、湖泊和河流）中。大多數有考古記錄的遺存組合顯示，人們投擲的不單單是錢币，有時還有其他敬獻物和獻祭的禮品，其中包括武器、工具、器物、珠寶、個人飾品、崇拜物等。水中同時出現不同種類的器物表明，随着時間推移，錢币将會代替其他物品，而儀式和心理過程背後的物品選擇和功能投射也變得越來越複雜。
幾乎所有關于水體情境的考古發現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的發掘時間都很早，一般在18世紀和19世紀，是以缺乏現代科學記錄和分析所期待的文獻資料。例如，1836年，考古人員對羅馬城市蘇梅洛肯納（Sumelocenna，今羅滕堡）近郊尼德瑙（Niedernau，今屬德國巴登-符騰堡州）的一處名為“羅馬泉”（Römerquelle）的礦泉進行挖掘，在深5到6米處發現一座阿波羅（具有治療能力的神祇）的浮雕，還有很多戒指、胸針、珠子、鑰匙， 以及大約 300 枚公元1—4世紀的古羅馬錢币。從這批錢币的遺存組合來看，這處崇拜遺址與聖泉似乎在古羅馬蘇梅洛肯納人聚落的彙水區内具有重要的區域意義。
尤為有趣的是，從公元 3 世紀下半葉開始（古羅馬帝國邊境重新西移後），尼德瑙及其聖泉位于古羅馬帝國邊境以外足足70公裡的地方。該批錢币流通于公元3世紀晚期以及整個公元4世紀，證明當地社群儀式活動具有連續性，并表明這些習俗也可能從公元3世紀60年代開始由遷入該地區的阿勒曼尼人（Alamanni）所沿用。
1967年和1968年的河道整修工程影響到一處名曰“大熱石”（Grosser Heisser Stein）的溫泉；該溫泉位于巴登老城以北的利馬特河（Limmat）彎道處，與其他溫泉相鄰。考古人員不得不多次抽幹它的泉水，然後再對其結構進行加強。在這裡，考古人員發現了300多枚古羅馬錢币、兩隻青銅鍋、兩個此類器皿的把手，以及各種鉛制品。在“大熱石”溫泉中，人們發現了數量可觀的公元1世紀末至2世紀初的古錢币。
與鵝卵石粘連在一起的“大熱石”溫泉中的圖拉真時期的杜蓬狄烏斯（dupondius）。（出版社供圖）
最新的研究發現表明，該溫泉是開放的，一直使用到至少公元4世紀末。這處泉眼在古代是否被清理過？清理頻率如何？這些問題仍未得到解決，一如考古研究史早期發現的有錢币放置的遺址一樣。
不過，一塊來自意大利翁布裡亞（Umbria）的納爾尼（Narni）的石碑上的銘文告訴我們，人們會定期從水中取出敬獻的錢币，用于資助修建當地尊奉的崇拜神像。其他地方的泉水和神廟中的敬獻物也應該存在類似情況。例如，位于英國格洛斯特郡利德尼公園（Lydney Park, Gloucestershire）的古羅馬神廟中的一幅鑲嵌畫上面的銘文記載，這幅鑲嵌畫是“從貢錢出資”修建的。
原文作者/[美]比爾·莫勒，[德]斯特凡·克姆尼切克
摘編/申璐
編輯/張婷
導語、圖說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