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常立撰文的《我聽見萬物的歌唱》《你要去哪兒》和《小鼹鼠與星星》是一套關注特殊兒童的繪本，它們被命名為“在一起·融合繪本”。
融合教育是指将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安排到主流學校接受教育，為他們提供一個正常的學習環境。這套書借用“融合”的概念，為我們打開了一扇日常被遮蔽的視窗，用文學的力量帶我們去感受、去了解那些特殊孩子的世界。
下文是王帥乃為這套書寫的評論。為了對特殊群體有更深的了解，寫好這個評論，她還親自去體驗了一天視障者的生活。她将她的感受放在下文的附記中。
《我聽見萬物的歌唱》《你要去哪兒》和《小鼹鼠與星星》封面。
納博科夫在《文學講稿》的序言裡将好的文學創作者拆解為三種成分：講故事的人、教育家和擅長騙術的魔法師。又說三者中最重要的是魔法師的身份，大作家總歸是大魔法師。既然如此，這裡不妨直接将作家稱作“三合一魔法師”。
納博科夫是作家出身的評論家，不習慣于條理地概括與精确地提煉，若嘗試總結他對文學寫作者的期待，大緻是：他們的文字能提供直感上的快樂；道德上的完善或知識上的擴充；遵循藝術法則的基礎上提供想象世界的新視角。藝術品的進行中包含着節奏與韻律，一場美妙的文字遊戲本身将為讀者帶來愉悅感，讀者從文學的“形式”構成中看到了藝術家的創造力。
文字作者常立多次在不同場合裡提及納博科夫的這篇序言，可見其對個中闡釋的認同與贊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套關注視覺、聽覺和智力障礙兒童的融合教育繪本正是其作為兒童文學寫作者踐行“三合一魔法師”論的又一次文本實驗。
文學如何通過它的魔法改變權力關系
《小鼹鼠與星星》，常立 著，荼又 繪，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11月版。一隻小鼹鼠（視力障礙者的隐喻），第一次步入動物城。在它的感受中，動物城的城門小小的，房子小小的，花園大大的，路面上一個坑也沒有……突然停電了，四周陷入漆黑的慌亂中，但感覺力敏銳的小鼹鼠帶着大家走出了黑暗。
首先，我們将看到一個關于文學的經典命題：“文學如何通過它的魔法改變權力關系”。
在《小鼹鼠與星星》中，創作者運用圖文互補技法，通過一系列美麗的誤解和出色的想象力，為有着視覺障礙的主人公鼹鼠打通了了解“城市”的途徑。鼹鼠以為城門很小，畫面卻告訴我們那是因為他摸到了孩子的玩具城堡；他以為城市很安全，實際上卻是因為城市中有從業人員和好心人在為他引導方向、排除路障；他以為城市像一座花園，芳香怡人，實際上他當時正好站在花店裡。
《小鼹鼠與星星》插圖。
這當然包含着幽默，但這些情節更重要的結構功能則是暗示下文要正式探讨的問題：城市人、健全人了解中的世界，就是世界唯一的可能嗎？這些暗示類似于交響曲中“動機”的首次變奏，可能不明顯，但翻回來讀時會發現它們之于整部作品在結構上的功能。
在意義層面上，它們提出的直接問題是：對孩子而言，玩具城門就是城門；對被照顧被牽挂的人而言，世界就是安全溫暖的；而花店，為什麼就不能被看作是一座值得你發揮想象力在其中冒險的花園或者小型叢林呢？莎莉可以在想象中遠航、與海盜激戰，瑪麗可以用“秘密花園”治愈柯林，邁克斯可以在卧室裡暢遊野獸國，約翰派克羅門麥肯席的老師會被大猩猩抓到屋頂上，小鼹鼠的了解有何不可？
不過到目前為止，大緻上小鼹鼠還是資訊的接收者，動物城則是更豐富、更強有力的給予者和保護者。
但文學是不甘于此的。
于是，必須要有一場停電，這個依賴電氣的龐然大物失去了能量的來源。從此時開始，小鼹鼠成為觀點和力量的輸出者，他所擅長的事讓城市完善起來，微弱的、甚至不健全的個體開始反哺“巨人”。鼹鼠分享的故事，或者說是他分享的他所擁有的世界點亮了畫面空間。在一個跨頁中我們看到，一名視覺障礙者帶領健全的人們走出了黑暗、站到了光明裡。全書中星星最多、色澤最金黃的一頁——這是一種民間故事中象征永恒質地的顔色，出現在這位失明者給予的世界中。
《小鼹鼠與星星》插圖。
我已經不止一次地寫過，好的文學作品總會為社會的弱勢成員賦權，這并不是說他們一定會像民間故事的主人公們那樣在大結局中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而是指他們會在文學世界裡獲得比高位者分量更重的“話語權”，這可能是由更多的篇幅來保障的，也可以由叙述視角和直接引語的數量多少等方式來達成。總之，他們會赢得讀者更多的感情。
那些真誠、善良的弱勢者，則往往成為文學世界裡最值得尊重、最能久久打動讀者、讓讀者不由自主生出親近之心的人。
安提戈涅以孤弱女子之身反抗國王克瑞翁違背人性的法令，憑借古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千鈞筆力，她的形象成為後世“自然法”的象征；文藝複興時代，拉伯雷動用狂歡節廣場去倒置“上下”等級秩序、颠覆權力關系，讓平民可以對“國王”拉屎撒尿、蹬鼻子上臉；浪漫主義的雨果用極緻的對比贊美受盡惡意的醜陋敲鐘人，對自私惡毒卻頗多借口的主教雖抱有人道主義上的憐憫卻并不掩飾鄙夷之情；現代美國作家馬克·吐溫以幽默和天真之心塑造的純善男孩哈克令人動容，他所接受的社會教育讓他深信救助黑人夥伴會被上帝施以火刑，而他的本心卻讓他最後瑟瑟發抖地決定：“那麼，得了，我就下地獄吧。”
權力被拒和翻轉的時刻，往往是一部文學作品最震懾人心或讓人拍案稱絕的時刻。
可惜在許多原創兒童文學中，頑童最後常常輸給陳舊的秩序和偏見，純真的堅持最後必須通過高位者的“被打動”來蓋上榮譽的勳章，仿佛沒有上位者的認同和加冕，一切堅持都沒有意義。甚至，對智力障礙兒童的歧視也赤裸裸地寫在某著名兒童文學作家的作品裡：“媽媽開始吃藥——不幸中的萬幸，媽媽吃的都是沒有副作用的中藥。要是吃了西藥，就糟糕了，也許這個世界上就不會有一個叫皮卡的男孩子了，即使有，也不會是這樣一個充滿活力（整天像擰緊了發條的玩具）、聰明過人（所有的人都說他‘聰明絕頂’）的男孩，也許是一個隻知道沖人傻笑或翻白眼的傻子。”——難以想象家有特殊兒童的父母讀到這樣的文字時内心的絕望與憤怒。
而《小鼹鼠與星星》卻通過對文法（以及自然常識和邏輯）的了解與遵循，讓人心悅誠服地尊重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生命，相信“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的簡單道理不隻是一個“道德正确”的口号，讓讀者由衷地信服“我們需要他們”。
我們完全可以将這位盲眼主人公看作是一位中世紀的吟遊詩人，那麼這就從一個兒童故事轉變為了對文學創作行為本身作探讨的“迷文”作品。詩人的工作是以想象力、創造力将平凡生活中的事物“陌生化”，假如庸常凡間是被“慣例”的美杜莎石化了的世界，文學的魔法則是——換一個視角或觀測器，換一種語詞去指稱和定義，就能讓石化的世界重新活起來。在小鼹鼠所有的講述和回饋中，星星閃現——細心的讀者将發現，有許多星星的形狀源于這位小詩人從城市遊曆觸摸到的物質的形狀。這正是藝術創作的運作機制。
《小鼹鼠與星星》插圖。
從形式層面上說，這些都是城市生活裡極不惹人注意的平凡之物和小細節，埋沒在慣常的視角和名稱中，但鼹鼠的重述讓它們“陌生化”，使它們熠熠生輝；從意義層面上看，這些事物是城市煙火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也是動物城對少數群體的愛的給予。對于後者，鼹鼠可能并無所知，然而人類對于惬意和美好總是有體會、能記得的，尤其是對一個敏感的孩子或者詩人而言。是以，小鼹鼠一一記在了心裡，并以文學的魔法回饋了城市人，将他們帶出枯竭的荒原、虛無的黑洞。
是的，“星星”當然是智慧和愛的螢火。文學世界的永恒法則是美者無敵、仁者無敵（再強調一遍，這裡的“無敵”不是指人物獲得世俗意義上的勝利）。寫作者表現出了對這兩條法則（其實是一緻的）和對虛構力量的高度信賴。
對虛構之力的信任并非易事
信任虛構之力，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即使對盛名已負的作家而言。
常立曾經在一篇以餘華小說《第七天》為探讨對象的論文中指出，這部作品雖有批判現實的道德勇氣，而在與世界經典文學（他以《包法利夫人》為例）的對比中卻顯出一處明顯而至關重要的缺憾，即作家并未從心底裡相信虛構的力量、文學的力量——“如果足夠信任作品的虛構，就無法了解鼠妹及其他死去的人們為何盼望離開永生之地（即無錢買墓地之人死後所居之處）而向往安息之地（即有錢買墓地之人死後長眠之地），除非永生是一種難以承受的殘酷的天罰。”
但小說對永生之地作出的卻是浪漫童話般的描述，并沒有給出天罰之類的暗示。對比福樓拜将庸常生活中“失敗”的小人物包法利夫人塑造成文學史上小布爾喬亞女性版堂吉诃德的壯舉，常立認為假如作家本人“沒有對文學可能性的信仰，沒有對虛構之力的信任，就無法在文學中創造出生命的喜悅，這是我們當下的文學距離‘偉大’還比較遙遠的原因”。
我們确實能夠在另一些文學寫作者中看到他們真摯強烈的“迷文”“迷語”情結。莎士比亞在情詩中寫：
當你在這永恒的詩行中得到永生；
隻要人們能呼吸，眼睛能看見，
隻要此詩長存，它将使你永恒。
對屋大維看似恭順的詩人奧維德在《變形記》的最末段，話中有話地立下雷霆之言，與終結羅馬共和國的帝國君主争奪不朽的精神王國領袖地位：
我的作品完成了。任憑朱庇特的怒氣，任憑刀、火，任憑時光的蠶食，都不能毀滅我的作品。時光隻能銷毀我的肉身，死期願意來就請它來吧，來終結我這飄搖的壽命。但是我的精粹部分卻是不朽的，它将與日月同壽；我的聲名也将永不磨滅。羅馬的勢力征服到哪裡，我的作品就會在哪裡被人們誦讀。如果詩人的預言不爽，我的聲名必将千載流傳。
俄國詩人、時年19歲的馬雅可夫斯基在“未來派”宣言《給社會趣味一記耳光》中強勢宣布：
我們指令尊重詩人們的下列權利：一、有任意造詞和派生詞以擴大詩人詞彙數量（造新詞）的權利……如果說在我們的字句上暫時還留有你們“健全的理性”和“高尚的趣味”的肮髒烙印的話，那麼，在這些烙印上面，自身有價值的（自在的）詞所具有的新的未來的美的亮光，已破天荒第一次在時隐時現地閃耀。
這種對虛構和寫作者力量的強大信心是當下許多原創文學作家并不具備的。
一旦講故事，就必須遵循文學的至高法則
詩人必須保留不死的英雄夢想。并且，他們會有一些常用的花招去維系和踐行它，比如反諷和對“美”之元素的提煉——
在黑暗的地下，鼹鼠奶奶給孩子們講星星的故事是為了貶低白天和城市的價值，她用隔斷的方式保護視力障礙的孩子們。小鼹鼠沒有全信，是以他還是選擇了出門，他感受到了白天、觸摸到了城市的樣子。
但我要提請讀者注意，這裡最有趣的一點是在他所塑造的美好世界中，“星星”仍然是基本元素，詩人吸收了長者故事裡最美好閃光的部分。一個好的講故事的人需要會“提煉”之術（确切地說，“提煉之術”包含兩個部分，即有發現“美”的敏感和以美的元素重組新的意義世界的能力）。
《小鼹鼠與星星》插圖。
文學就某種角度而言确實是超道德的，其遵循的最高道德就是美。那些老輩子的仇恨故事、帶有許多陳腐觀念的民間傳說，用文學的目光觀察之并非全無是處——不論如何，你我都會承認，星星是美的。于是詩人提取了星星這個元素，當他再造世界、完善世界時，就以此為基模或核心。
更值得反刍的是，即使是想把孩子留住的奶奶，一旦選擇了講故事的方式，便也必須遵循文學的法則，用“美”作為理由把子孫們留下。
繪本的文字作者在前述文章中談及《包法利夫人》為何卓越時輕輕滑過的一句話可以作為這類情節的注腳，他說這一切是靠着福樓拜對“文體至上的唯美主義”的追求最終實作的。也就是說，對“形式”的不懈追求保障了小說意義的成功實作。舉這個“小說家中的小說家”、最著名的文體家為例來論證寫作者對語詞和文法的看重及對其進行再造的自覺确實是再恰當不過了。
但鼹鼠奶奶沒料到的是，美的種子一旦種下，就很難完全被掌控。因為世界上的美可能都在互相好奇和彼此尋找，它們天性要蔓延。文學評論家保羅·瓦萊裡在一百年前的一次國際筆會上講，理論上各國的作家們是聚不到一塊兒的，因為他們所從事的正是把各自民族差別于其他民族的工作，他們要挖掘各自語言的獨特性。隻有奇迹才可能讓各種文化下的作者歡聚一堂——這就是“愛”的奇迹。
瓦萊裡認為，各種各樣的文學都互相地為人所鐘愛，它們互相尋找，并強烈地愛慕對方。情人間互相征引，彼此影響，映出萬千種新的倒影。在這個繪本裡也是如此，依靠小鼹鼠，“美”生出了一個更新進化後的“新星星故事”，他以星星講述了一個包納了城市之美和善的故事，它反諷卻又豐富了“奶奶的星星故事”，而城市人欣喜地接受了它。這何嘗不是一種文化的自我維護和“拓張”？但它順從了美的天性，這比鼹鼠奶奶們靠把自己和子孫封閉在地下世界、編恐怖故事貶抑城市人的文化要有效多了。
一則“迷語”的寓言
《你要去哪兒》，常立 著，張帆 繪，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11月版。故事描述了一位智力障礙的男孩，名叫小石頭。在與他人的交往中，他隻會說一句話：“你要去哪兒？”不同的人物對于他的問話有不同的反應，有人認為他沒有禮貌，有人從他的行為中悟出了一些道理，也有人隻是和他一起玩……
我們再來看看《你要去哪兒》這個以智力發育障礙兒童為書寫對象的故事。作者在這裡聚焦了“溝通對話”之力。這個故事起于“對話的落空”，終于“對話的達成”，确實非常“兒童文學”。參照前文瓦萊裡的感歎，假如這是一個成人文學腳本，大機率要變成巴别塔的飄零四散結局。“黃金樂園奇迹”是兒童文學的常見結局，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值得一提的是，故事發展于“對話的誤解”——問話者和回答者角色反轉，智力發育障礙的小石頭被當作“先知”的實質原因是他成為了人們與自己對話的媒介、成了一面鏡子，映出了問話者們内心真實的渴望。
《你要去哪兒》插圖。
健全的問話者們生活在語言之中，卻迷茫而不知自己的前路，小石頭的失語恰好構成了一種靜默應答的力量，對話的停頓空缺亦是言語的一種方式，“無應之答”使得人們有機會、有勇氣也有理由去将自己的真實願望付諸實踐。全文充分肯定了對話、肯定了語言的力量，卻也沒有貶抑靜默和空白，即使我們不把空白當作另類的言語來看，至少我們也能明白，有一些東西可以超越語言，那就是人們探求真實自我的欲望和施予愛的願望。
如果不是這樣，公主和王子就不會毅然決然向能把人變成石頭的恐怖城堡進發，魔法師也不會自己決定回去解開“化石咒”——這個魔法師多少有點像王爾德筆下那個守着自己的花園不讓人進來玩的巨人了。
《你要去哪兒》的畫面中也有一些不易察覺的細節——人物身體的着色時而顆粒化、時而平滑順暢。不知道這是出于畫者的有意設計還是“直覺”，但可以發現，似乎隻要人物處于“對話”之時或溝通狀态暢通時，他們的身體塗色就很順暢，水性顔料的流動和透氣感就非常明顯，而一旦對話結束，人物的面部和四肢着色就變得顆粒化了。
也就是說，畫者張帆确實非常精準地捕捉到了這部作品的主題，并訴諸視覺表達。語言讓形象不再粗粝，而變得溫潤柔和起來。“對話”讓世界不再是一片藍灰的憂郁之林，歸根結底，是“愛”通過言語行為讓人從石化中恢複生命。
《我聽見萬物的歌唱》，常立 著，楊博 繪，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11月版。它講述了一位内向、孤獨的聾人女孩學習手語，獲得友誼，重新認識世界的故事。
對愛和語言的強調，正是貫穿三本特殊教育繪本的主題，這同樣也展現在《我聽見萬物的歌唱》中——當對方聽見我，我才能聽見萬物的歌唱，萬物各有其聲，世界變得五彩缤紛，耳朵裡也蔓延出花束來。愛的花朵綻放在語言的枝條上——精神上探求美和善的義涵，形式上則不斷挖掘新的語言符号使用之法、贊美語言文字的力量，這正照應着優秀文學作品的兩大終極追求。作者的“迷文情結”由此可見一斑。
實際上，闡釋工作也是如此。文學評論者是這樣一些人，我們需要于虛空中捉住準确、恰當的語詞和句式，将之組合起來。比起文學創作者，我們可能是更需要踐行文體家福樓拜理念的那類人：“某一現象，隻能用一種方式來表達，隻能用一個名詞來概括，隻能用一個形容詞表明其特性，隻能用一個動詞使它生動起來，作家的責任就是以超人的努力尋求這唯一的名詞、形容詞和動詞。”
《我聽見萬物的歌唱》插圖。
不過，從一個寬泛的角度來說，所有以符号構造世界的藝術家都是如此，任何好作品都追求精确，即使看起來是泥沙俱下的粗粝，即使是印象派般的“看起來很模糊”，或者像立體主義畫家們熱衷于幾何圖形，也無不是以模糊的形式精确提煉世間之物留給我們的印象——從光影的角度，或者從身體結構關系的角度。
讓我借用馬拉美和瓦萊裡的話結束這篇“迷文”的書評吧——宇宙除了最終産生一種完全的自我表達外沒有其他目的，“世界生來就是一本走向美的書籍”。所有的表現者、所有依靠語言能力的增長而存活的人們、所有為這部宏偉的書履行一點小職責的人，一起為這部美麗的書幹杯！
附記
為了對特殊群體有更深的了解，進而更好地進入文本評論，我決定至少讓自己失去一天光明，去盡量體會視力障礙者的世界。我深知，許多獨一無二且微妙的感受隻有通過肉身的經曆才能獲得。正如創作者探索各種形式的創作表達一樣，評論者也在探索評論的寫作路徑。
這個計劃一開始就是打折扣的，比如我需要一大早約見好友才能正式戴上眼罩由她帶着我去尋找我們的目的地——朝陽區的一家貴州餐廳，那裡有我忽然很想吃的絲娃娃；比如因為絲娃娃實在不是種友善的食物，為了不給好友添太多麻煩，進餐時我隻好取下眼罩；比如她不熟練于看地圖導航，又堅持不肯扶我下自動扶梯，每每這種時刻，我也不得不摘下眼罩，否則真是寸步難行。
盡管如此，我還是希望能記錄下一些身體印象。
我第一次靠着自己足底的觸覺去判斷該前行還是轉彎，這才發現盲道原來常常“不翼而飛”，而窨井更是盲道殺手。窨井蓋和行道樹總是正好“出沒”在那一條并不寬敞的盲道上，給本來就行進艱難的視障者人為提高難度系數。
身體的困難經驗真切地提示着我“權力”運作的規則，作為權力的上位者，我們排除“麻煩”時可以霸道地将它們挪置、轉嫁到少數群體本就狹窄的生存空間中，我們放任自己在一種半自覺不自覺的混沌狀态中“為惡”（包括在盲道上停車這樣的行為），是因為傾斜的權力結構自有一套法則去測量并解釋世界，而這套法則的制訂絕不會和權力的下位者們扯上關系，他們作為弱勢者，是不可見的。侵占的暴行建立在我們對可見權的把控上，既然是一片空無，自然就不存在侵占。
當我探出右腳去左晃右點怎麼都找不到那些凸起時，我把它收回來放在一尺見方的單元格裡和另一隻腳并緊，好友問我怎麼不走了，我站在那兒開始感到一種憤怒從腳底升起。我真切地覺得自己被這個世界扔到了一個斷崖上，沒有人來過問，因為沒有人在乎這裡有一個人窘迫地、沒有尊嚴地直立在一塊小小的地磚上。
我對朋友說：我猜視障者的鞋底是不是比一般人薄，他們可能和一些漂亮的厚底靴無緣，否則真的很難感覺出地上那些凸起的形狀。但我後來意識到，假如鞋底很薄，走不了多久腳就會非常痛，視障者會變成現實版的小美人魚。
失明人士運動時身體的狀态和健全人或許是很不一樣的。那天我挽着她的胳膊，大多數時候我的步幅都很小，幾乎像是在快速走小碎步，即便對方是我很信任的人，前方确無障礙時我也不曾停頓，但我仍然感覺到整個小腿的肌肉都像在往後縮，那與我日常行走時身體毫不猶疑地趨向前方是完全不同的。
按照身展現象學者的說法，肢體有意向地向某個方向伸出，是辨別權力和施加主體影響的行為，比如過去的體育課上，男孩們打籃球時揮動的雙臂、猛扣籃的動作，既占據了相當大的個體空間，又在這個空間範圍内傳達了強烈的主體意志力，女孩畏畏縮縮的肢體則辨別出一個狹小的、不受其影響的空間。緊繃後縮的肌肉指向和全體形态似乎意味着身體主人對所在空間施加的影響力為負，殘酷地說，此刻的人在空間裡幾無主體性可言。
當她告訴我前方是一片平地時，我會在伸出右腳象征性地“探視”一番後急不可待地大踏步拉着她往前沖，偶爾脫離她的胳膊跳來跳去；但又不敢沖得太多，每一片平坦都是如此珍貴，舍不得馬上走完它們。
從我們約見的地方到目标地據導航顯示步行隻需要七分鐘，但那天我們走了足足四十分鐘。我不知道真正的視障者是否亦是如此，但那天沒有急事要辦的黑暗中的我并不覺得四十分鐘很漫長——很可能健全者和視障者對時間的感覺是很不同的。
那天我發現自己的觸覺确實比平時更敏銳了，飯店裡裝熱水的杯子，摸在手心我覺得燙；聽覺不是什麼時候都更好，沒有額外聽到多少美妙的聲音，倒是在公園的亭子裡時，周圍人叽喳說話的聲音變得特别清晰——似乎對噪音更敏感了。真糟糕真不公平，我想，生活已經這樣艱難，對痛感卻反而更加敏銳了。但仔細想來，這又是極“科學”的，這很可能是身體的自我保護機制，隻有加倍靈敏的危險感覺力才能更好地保護非健全的肌體躲過災禍。但這個對比仍然讓人心情不好，我仍然覺得不公——在獲得幸福的天平上，我們之間的機會不平等。假如人隻能順從自然的定義，文明又有何價值？
我們作為幸運的健全者，是做得不夠的。
我知道，為了友善出行，視障者會很快在腦中建構路況圖，這種能力在健全人看來就像偵探片裡的記憶迷宮一樣酷炫，他們過馬路時可以靠發動機的聲音判斷汽車的遠近，聽上去真的擁有“超人”般的技能。這似乎是在印證一種常見的說法：上帝對你關上一扇門的同時也會為你打開一扇窗，失去視力的人總擁有比健全人更敏銳的聽覺。然而，這樣的話不能用錯地方，視障者——一如健全人——需要從平凡生活中找到獨有的力量、有資格擁有詩意栖居的方式，他們可以對自己這樣說；但假如城市規劃決策者們以此自我寬釋，那它就成了一碗馊變的雞湯。
所有的自動扶梯都很可怕，伸着長舌像要把你卷進去碾碎；
紅綠燈上沒有提示音；
北京永安裡下陷的地鐵站像一隻張開巨口的黑洞，沒有護欄，假如有出行“探險”的視障者（沒錯，視障者在我們這座城市裡出行仿佛就在原始叢林裡毫無裝備地探險一樣）曆經千難萬險有幸路過這裡，很可能會跌進這個黑洞；
爬公園假山的時候，小小的下山道上隻有你和你的同伴，其他人都選擇從另一條路走；
找不到盲道隻是最小的窘迫。出行時生命安全尚未能有保障，體面則幾乎是不存在的，随時有可能踩上動物的便溺。
這還是有朋友從頭到尾牽引的情形，那天可能是她這輩子到目前為止說話最多的一天，不停地提前告訴我需要走幾步、前方的路障是什麼形狀、有多高、公園裡的壁畫有多麼混搭、商場裡的保安大哥用哀傷同情的眼光看着我。
雖然我裝了視障人士會用的手機系統并提前訓練自己熟悉它，但仍然在那天的實際使用中放棄了。因為我的手機太卡，朋友的耐心敗給了黑暗中的我反複失敗的摸索。
當我看着視障女孩“小星星”飛速摸讀各種文學作品、彈鋼琴、站在向日葵花田裡聞花香，我覺得心靈被治愈、疲憊奇迹般地褪去，而語言變得多麼蒼白。
可是，正如吉爾伯特所說，寫作者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即使隻能表達到這個程度？”
是以繪本的作者呼籲，所有的寫作者“在這個無情的世界上頑強地創造出喜悅”。
如此，那神話裡所言的創世第七日裡的完工與安歇之時才能真正到來。
注：題圖和文中插圖來自“在一起·融合繪本”。
文/王帥乃
編輯/申婵 王青 羅東
校對/楊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