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未
亞歐内陸的東西方陶瓷貿易始于12世紀末，景德鎮窯、定窯和耀州窯的瓷器通過宋、金和西夏邊境榷場及回鹘商人轉運，到達中亞西遼和西喀喇汗王朝境内。蒙古對亞歐大陸的征服一度刺激了東西方陸路交通，但直到1323年察合台汗國歸降之後，元朝與察合台汗國、金帳汗國、伊利汗國之間的陸路交通始告暢達無阻。1346年察合台汗國分裂，1351年元朝南方戰亂，中國陶瓷的陸路貿易管道再度中斷。中亞和東歐地區所發現數量衆多的14世紀早中期景德鎮窯、龍泉窯瓷器及少量磁州窯類型陶瓷，就是這一時期亞歐内陸貿易短暫繁榮的結果。盡管持續時間較短，但中國陶瓷通過陸路貿易可遠達俄羅斯西部，為探索當時陶瓷貿易體系結構提供了必要條件。影響亞歐内陸陶瓷貿易體系構成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方面是區域中心城市對于貿易圈範圍的控制作用；另一方面是中低端陶瓷器産銷競争對貿易圈内涵的塑造作用。對亞歐内陸陶瓷貿易形成控制作用的三座區域中心城市是元大都、察合台汗國都城阿力麻裡和金帳汗國都城薩萊。阿力麻裡是亞歐内陸陶瓷貿易體系的中間節點，中國北方窯場陶瓷與中亞、東歐釉陶以此為界各向東西分布。這就形成了分别以元朝和金帳汗國轄地為中心的東西兩個貿易圈，高檔瓷器為跨貿易圈商品，而中低檔陶瓷則更多地局限于圈内流通。
自埃及福斯塔特（Fustat）、伊拉克薩馬拉（Samarra）、伊朗屍羅夫（Siraf）等遺址陸續開展考古發掘以來，從南中國海到西印度洋的海路交通就成為探讨8至15世紀中國陶瓷外銷的主要線索。近年全球史視野下的中古時期東西方貿易研究，除了繼續關注環印度洋地區之外，也對廣闊的亞歐内陸展開了探讨。不過，就陶瓷貿易而言，多年積聚的考古材料尚缺乏跨區域串聯，出土中國瓷器所反映的陸路貿易實況也未得彰顯。有鑒于此，本文彙集中亞及東歐地區主要城鎮遺址出土的宋元時期陶瓷資料，以同時期中國陶瓷考古發現為參照，結合中西文獻記錄，對亞歐内陸陶瓷貿易開展的時段、路線及體系加以初步探讨。
一 從撒馬爾罕出發
亞歐内陸陶瓷貿易始于何時？傳統觀點認為，中亞與伊朗内地發現的唐代陶瓷即經陸路而來。不過，這個問題還需要依具體考古材料而論。1979年，希什金娜（G. V. Shishkina）披露了烏茲别克斯坦撒馬爾罕阿弗拉西阿蔔（Afrasiab）城址西部發現的一件唇口玉璧足白瓷碗，出土地層被認為屬于10世紀中期。此前，類似白瓷在伊朗尼沙布爾（Nishapur）也有出土，伴出的還有越窯玉璧足青瓷碗、長沙窯青釉褐彩執壺、北方窯場白釉綠彩器等。1973年，威爾金森（Charles K. Wilkinson）在介紹并分析這批器物時指出，該地還發現了伊拉克和河中地區的釉陶，說明中國陶瓷既有可能通過絲綢之路經河中而來并繼續西去雷伊（Rayy），也有可能通過海路先到伊斯蘭世界中心伊拉克，再由陸路東達尼沙布爾。魯熱勒（Axelle Rougeulle）考慮撒馬爾罕白瓷碗來曆時，看法與威爾金森相近，認為有可能先從海路抵達波斯灣港口巴士拉或屍羅夫，後經呼羅珊道由巴格達、雷伊、尼沙布爾而至，或經沙漠道由設拉子、伊斯塔克爾（Istakhr）、尼沙布爾而至，也有可能從中國北方經絲綢之路而來。現在看來，由于沉沒于寶曆二年（826）稍後的印度尼西亞黑石号中相似器物組合的發現，一方面可知這些陶瓷的生産年代當在9世紀前期，另一方面确認海陸接力轉運的推測應該更符合實際。
〔圖一〕 撒馬爾罕出土宋金瓷器
盡管撒馬爾罕發現的晚唐白瓷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再接續陸路輾轉而來，但該地卻另有考古材料可為亞歐内陸陶瓷貿易提供線索。希什金娜同時還介紹了阿弗拉西阿蔔城址12世紀堆積中出土的一件定窯印花白瓷碗〔圖一：1〕。無獨有偶，1980－1982年該城北部星期五清真寺附近的44号發掘區又出土一件定窯印花白瓷盤，并伴出兩件景德鎮窯劃花青白瓷碗〔圖一：2－4〕，所屬地層機關年代推測為12世紀後期。該發掘區表層另出土兩件龍泉窯青瓷，一為花口折沿菊瓣盤，一為斂口劃花高足碗〔圖二：1、2〕，年代均為14世紀早中期。另據弓場紀知介紹，1972年撒馬爾罕帖木兒内城出土景德鎮窯青花瓷八棱瓶（或執壺）殘器一件〔圖二：3〕，也屬于這一時期。
〔圖二〕 撒馬爾罕出土元代瓷器
如此，撒馬爾罕出土宋元瓷器便可以分為時代不同的兩組：一是金代定窯白瓷、南宋景德鎮窯青白瓷組合；二是元代龍泉窯青瓷、景德鎮窯青花瓷組合。有關亞歐内陸陶瓷貿易的讨論即由此展開。
二 中亞及東歐地區出土宋元陶瓷
〔圖三〕 比洛沃茨科耶遺址出土瓷器
〔圖四〕 克拉斯納亞-列契卡城址出土瓷器
亞歐内陸的宋金陶瓷發現較少，集中于中亞，除撒馬爾罕外，均出土于七河地區。早在1940年代，伯恩斯塔姆（A. N. Bernshtam）上司的謝米列契考古隊在吉爾吉斯斯坦楚河流域的調查發掘中就有宋金瓷器發現。比什凱克以西40公裡的比洛沃茨科耶（Belovodskoe）遺址出土的劃花青瓷碗殘底〔圖三〕，他誤以為屬于龍泉窯，其實是耀州窯産品。此後，比什凱克以東30公裡的克拉斯納亞－列契卡（Krasnaya Rechka）城址〔圖四〕、以東40公裡的肯布倫（Ken-Bulun）遺址〔圖五〕、托克馬克以南10公裡的布拉納（Burana）城址（即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亦名八剌沙衮）〔圖六〕、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以東20公裡的塔爾加爾（Talgar）城址〔圖七〕，均出土定窯印花白瓷碗和景德鎮窯劃花青白瓷碗。另外，吉爾吉斯斯坦國家博物館還藏有一件景德鎮窯劃花青白瓷瓶出土品〔圖八〕。這些器物同窯場産品的面貌相當接近，年代亦應同時。相似形制、紋飾的耀州窯劃花青瓷見于金代晚期遺址，定窯印花白瓷見于12世紀晚期至13世紀早期的墓葬、窖藏及紀年印模；相同紋飾及修足、裝燒工藝的景德鎮劃花青白瓷碗見于12世紀末的南海Ⅰ号沉船。中亞發現器物的年代也應在此範圍之内。
〔圖五〕 肯布倫遺址出土瓷器
〔圖六〕 布拉納城址出土瓷器
〔圖七〕 塔爾加爾城址出土瓷器
〔圖八〕 吉爾吉斯斯坦國家博物館藏瓷
元代陶瓷數量較多，分布範圍亦廣，中亞、東歐均有發現，大部分都位于當時東西交通線上重要城市，以下分四個區域由東向西依次列舉。
（一）七河、錫爾河、阿姆河地區
中國阿力麻裡（Almaliq）城址，即察合台汗國都城，位于七河地區東部，出土龍泉窯青瓷、景德鎮窯卵白瓷、青花瓷、鈞釉瓷等。哈薩克斯坦奧特拉爾（Otrar）城址，即訛答剌、兀提剌耳，位于錫爾河中遊，出土龍泉窯青瓷、景德鎮窯青花瓷〔圖九〕。土庫曼斯坦庫尼亞－烏爾根奇（Kunya-Urgench）城址〔圖十：1、3－4〕，即花拉子模舊都玉龍傑赤，位于阿姆河下遊，與其以西50公裡烏茲别克斯坦境内的舍馬哈－卡拉（Shemakha-Kala）城址〔圖十：2〕均出土龍泉窯青瓷。
〔圖九〕 奧特拉爾城址出土瓷器
〔圖十〕 庫尼亞-烏爾根奇與舍馬哈-卡拉城址出土瓷器
（二）伏爾加河中下遊、裡海北岸地區
〔圖十一〕 薩萊楚克城址出土瓷器
〔圖十二〕 謝利特連諾耶城址出土瓷器
〔圖十三〕 察列夫斯科耶城址出土瓷器
哈薩克斯坦阿特勞以北50公裡的薩萊楚克（Saraichik）城址，意為小薩萊，位于烏拉爾河南岸，出土龍泉窯青瓷和景德鎮窯青白瓷、卵白瓷〔圖十一〕。俄羅斯阿斯特拉罕以北100公裡的謝利特連諾耶（Selitrennoe）城址〔圖十二〕，被認為是金帳汗國初期都城拔都薩萊(Sarai Batu)，伏爾加格勒以東60公裡的察列夫斯科耶（Tsarevskoe）城址〔圖十三〕，被認為是金帳汗國續建都城别兒哥薩萊（Sarai Berke），均位于伏爾加河下遊，出土龍泉窯青瓷、景德鎮窯青白瓷、卵白瓷、青花瓷和磁州窯類型白地黑花瓷。喀山以南90公裡的博爾加爾（Bolgar）城址，即不裡阿耳，位于伏爾加河中遊，出土龍泉窯青瓷、景德鎮窯青白瓷、青花瓷和磁州窯類型白地黑花瓷〔圖十四，圖十五〕。其東80公裡托列茨科耶（Toretskoye）遺址，出土龍泉窯青瓷、磁州窯類型白地黑花瓷。喀山克裡姆林宮，出土龍泉窯青瓷。
〔圖十四〕 博爾加爾城址出土瓷器 龍泉窯
〔圖十四〕 博爾加爾城址出土瓷器 左：景德鎮窯 右：磁州窯
〔圖十五〕 博爾加爾城址出土瓷器
（三）北高加索、克裡米亞及黑海沿岸地區
〔圖十六〕 傑爾賓特城址出土瓷器
〔圖十七〕 馬加爾城址出土瓷器
〔圖十八〕 阿紮克城址出土陶瓷 左：龍泉窯 右上：景德鎮窯 右下：磁州窯、江蘇窯場
俄羅斯傑爾賓特城址，即打耳班，扼守裡海西岸高加索山南北關隘，出土龍泉窯青瓷〔圖十六〕。布瓊諾夫斯克近郊的馬加爾（Majar）城址，出土龍泉窯青瓷、景德鎮窯青白瓷、卵白瓷、青花瓷、磁州窯類型白地黑花瓷、黑釉瓷〔圖十七〕。亞速阿紮克（Azak）城址，即塔納（Tana），位于亞速海東端頓河河口，出土龍泉窯青瓷、景德鎮窯青白瓷、卵白瓷、青花瓷、磁州窯類型白地黑花瓷、江蘇窯場醬釉陶〔圖十八〕。烏克蘭斯拉維揚斯克以北近郊的察裡諾（Tsarino）城址，位于頓涅茨河南岸，出土景德鎮窯青花瓷。紮波羅熱以南30公裡的大庫丘古裡（Bolshie Kuchugury）城址，位于卡霍夫卡水庫中，原在第聶伯河東岸，出土龍泉窯青瓷、景德鎮窯青花瓷、藍地白花瓷〔圖十九〕。别爾哥羅德－德涅斯特羅夫斯基城址，位于黑海北岸德涅斯特河河口，出土龍泉窯青瓷。巴赫奇薩賴以南的曼古普（Mangup）城址，位于克裡米亞半島西南部，出土龍泉窯青瓷〔圖二十〕。蘇達克城址，即速答黑，位于克裡米亞半島東南海岸，出土龍泉窯青瓷。其東北舊克裡木近郊的博卡塔什（Bokatash）遺址，也出土龍泉窯青瓷。
〔圖十九〕 大庫丘古裡城址出土瓷器
〔圖二十〕 曼古普城址出土瓷器
（四）俄羅斯及烏克蘭西部地區
俄羅斯莫斯科克裡姆林宮〔圖二十一〕及白城出土龍泉窯青瓷，同屬伏爾加河上遊的大諾夫哥羅德〔圖二十二〕、特維爾、科洛姆納、梁贊、下諾夫哥羅德及烏克蘭的基輔、切爾尼戈夫、盧茨克、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均出土龍泉窯青瓷。
〔圖二十一〕 莫斯科克裡姆林宮出土瓷器
〔圖二十二〕 大諾夫哥羅德克裡姆林宮出土瓷器
上述遺址出土元代陶瓷雖然數量多、分布廣，但面貌卻彼此接近，年代跨度較小。從器物種類、形制及紋飾看：大部分與1350年代因元末戰亂形成的江西高安、内蒙古集甯路等窖藏出土瓷器相類，除所謂至正型青花瓷之外，傑爾賓特所出龍泉窯花口菊瓣紋貼花大碗、大庫丘古裡所出龍泉窯侈口圈足大盤、察列夫斯科耶所出磁州窯白地黑花四系瓶都顯示出元代晚期特征。小部分與1310年代重慶老鼓樓遺址H43出土瓷器、1320年代南韓新安沉船出水瓷器相類，博爾加爾、莫斯科所出龍泉窯印花碗都顯示為元代中期特征。而像元貞元年（1295）滿城張弘略墓、13世紀晚期日本今小路西遺址、伊朗老霍爾木茲（Old Hormuz，即忽裡模子、忽魯模思）遺址出土的那群以窄蓮瓣紋為顯著特征的元代早期龍泉窯青瓷，并無一例發現。是以，可将這批陶瓷的年代整體推定為14世紀早中期（約1310－1350）。
三 亞歐内陸的中西交通
中亞及東歐地區出土宋元陶瓷可以分為時代不同的兩組，其背後的陶瓷貿易網絡、交通路線也大不相同，下面分别予以讨論。
（一）12世紀末至13世紀初
盡管10世紀中期至11世紀中期的遼代墓葬、塔基中就有自陸路傳來的伊斯蘭玻璃器、金屬器發現，但同時期中國瓷器經遼境西去的證據尚不确切。已知北宋瓷器流布範圍的西限也隻抵新疆、青海交界處。12世紀晚期至13世紀早期生産的河北定窯和江西景德鎮窯瓷器同時出現于中亞地區，表明到了這一時期，内陸國際交通确實包含陶瓷貿易活動，而這主要是借助宋、金、夏三國榷場及回鹘客商之間的轉運而實作的。
金宋榷場始置于皇統二年（1142），正隆四年（1159）陸續廢罷。大定四年（1164），複置泗、壽、蔡、唐、鄧、颍、密、鳳翔、秦、鞏、洮諸場。大定十七年（1177），恐宋人與西遼交通，陝西延邊榷場隻留秦州一處，泰和八年（1208）恢複為秦、鳳兩處。從考古發現來看，遼代後期，景德鎮青白瓷自宋地輸入數量衆多，至金代則驟然減少。除膠州闆橋鎮、墾利海北等沿海遺址較為豐富之外，華北、東北、西北内地都發現不多，且年代集中于12世紀晚期至13世紀早期，應該是大定以後通過榷場貿易進入金境。
蒙古征服之前的七河地區屬于西遼統治範圍，河中地區西喀喇汗王朝亦成其附庸，13世紀初（1210－1220）轉投花剌子模王朝并随即被其占領，不數年又被蒙古攻滅。金朝與西遼起初并無直接聯系。據《金史·粘割韓奴傳》：“皇統四年（1144），回纥遣使入貢，言大石與其國相鄰，大石已死。诏遣韓奴與其使俱往，因觀其國風俗，加武義将軍，奉使大石。韓奴去後不複聞問。”在此之前，回鹘客商已可經由西夏入金貿易。宋人洪皓于建炎三年（1129）至紹興十三年（1143）滞留金地，記錄見聞，稱回鹘“多為商賈于燕，載以橐駝，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粘割韓奴傳》又載：“大定中，回纥移習覽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貿易，自言：‘本國回纥鄒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訛魯朵，俗無兵器，以田為業，所獲十分之一輸官。’”此事發生于大定十五年（1175），貿易地點約在金夏東勝州榷場。這是瓷器進入中亞的一種可能途徑。
金夏榷場開設于皇統元年（1141）。内蒙古黑城遺址曾出土一組題作大慶三年（1142）的榷場貿易文書，其中編号俄Инв.No.313《收姜椒絹等文書》開列進口貨品名目數量就有“甆椀壹伯對”字樣，可知瓷器确實可以通過榷場貿易流入夏境。這些文書是西夏南邊榷場使向上級彙報進口商品價值和稅額的報告，對應金夏蘭州榷場。不過，大定十二年（1172）至承安二年（1197）之間曾經罷蘭州榷場，而于大定二十一年（1181）設環州榷場，則需繞行靈州道再往河西。蒙古太祖十四年（1219），成吉思汗用兵中亞，耶律楚材随行，記斑城（今阿富汗巴爾赫）“又西有抟城者亦壯麗。城中多漆器，皆長安題識”。長安漆器當是借蘭州或環州榷場入夏，經由河西走廊貿易而來。這是宋金瓷器進入中亞的另一種可能途徑。
瓷器輸入中亞，時人紀行文字中也有線索可尋。蒙古太祖十六年（1221），丘處機應成吉思汗之召赴中亞觐見，至撒馬爾罕，見“國人皆以鍮石、銅為器皿，間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論形制、紋飾、色澤，中亞釉陶均與中國瓷器大相徑庭，丘處機所見很可能就是阿弗拉西阿布城址出土的那類定窯白瓷。實際上，當時丘處機從東北門（中國門）入城，見“城中有崗，高十餘丈，算端氏之新宮據焉。太師先居之，以回纥艱食，盜賊多有，恐其變，出居于水北，師乃住宮”。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新宮，已經考古發掘，這裡距離出土定瓷的44号發掘區不過半裡之遙。
從宋金夏榷場設定及交通路線來看，自宋境出發，經中都往東勝，路程較為迂遠，而經長安往蘭州或環州，則相對便捷。從承安二年（1197）蘭州金夏榷場複置，到蒙古太祖四年（1209）西州回鹘（畏吾兒國）歸降蒙古，長安至撒馬爾罕商路最為暢通的時段不過十年有餘。而期間開禧二年（1206）南宋北伐至嘉定元年（1208）宋金和議，又縮短了宋瓷外銷的年限。西遼及西喀喇汗王朝境内所見宋金瓷器面貌相近、類型單一，定窯白瓷均為印花、景德鎮青白瓷均為正燒劃花，恰好與金朝境内所見前者多劃花、後者多覆燒印花的情況相異，而時代又集中于12世紀末至13世紀初短暫區間，這批瓷器，很可能是在一個特殊曆史時段内，有限的國際貿易活動的結果。
（二）14世紀早中期
從中亞到東歐所見元代瓷器出土地點除阿力麻裡、訛答剌、撒馬爾罕位于察合台汗國境内外，其餘自玉龍傑赤以西均屬于金帳汗國轄地，也包括受其控制的羅斯諸公國。中國江南瓷器通過陸路遠銷東歐，這是史無前例的貿易活動，顯然與蒙古勢力的大範圍擴張直接相關。
13世紀蒙古對亞歐大陸的征服一度刺激了東西陸路交通。當時大蒙古國的政治中心是哈拉和林，是以1246和1253年柏朗嘉賓（John of Plano Carpini）、魯布魯克（William of Rubruck）東來，1254和1259年海屯（Hethum I）、常德西行，共同行經路線是裡海北岸－七河地區－漠北和林。這條路線的政治意義遠勝于商貿意義。1259年蒙哥暴亡，忽必烈與阿裡不哥争奪汗位，引發了與西北諸王的長期戰争，亞歐内陸交通大受影響。1275年拉班·掃馬（Rabban Sawma）從唐古忒（Tangoth）經洛頓（Loton= Khotan）、喀什噶爾（Kashkar）去怛邏斯，及稍早馬可·波羅（Marco Polo）從巴達哈傷（Badakchan）經可失哈兒（Kachgar）、忽炭（Khotan）去上都，走的都是絲路南道，而當時絲路北道西段處于與元廷敵對的窩闊台汗國控制之下。是以，1305年教士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于大都發出的信劄描述來此道途稱：“然陸道梗絕，不通已久，鞑靼諸王自相攻伐故也。”不過，也就在此時，中亞局勢發生重要變化。大德八年（1304），諸汗國與元朝約和罷兵、通使往來。雖然此後彼此又有沖突反複，先是至大三年（1310）窩闊台汗國察八兒降，再到至治二年（1323）察合台汗國怯别降，西北終于再無大的戰事。元朝與察合台、金帳、伊利三汗國之間陸路交通始告暢達無阻，這便為亞歐内陸商貿的繁榮創造了必要條件。
1330年代，經陸路往來于亞歐内陸的教士及使節留下多宗記錄。1333年，尼古拉斯（Nicholas）奉教皇之命從阿維尼翁出發赴元大都接替亡故的孟高維諾任總主教，行至阿力麻裡。1334年，多明我會士二人自薩萊從陸路經匈牙利、奧地利、威尼斯抵阿維尼翁，并從海陸經君士坦丁堡傳回薩萊。1336－1338年，安德魯（Andrew）等奉元順帝之命出使教廷，從大都出發，經陸路抵阿維尼翁。1338年，教士巴斯喀爾（Pascal of Vittoria）的信劄稱其此前從阿維尼翁出發，經威尼斯、君士坦丁堡、薩利亞、塔那、薩萊、薩萊楚克、玉龍傑赤到達阿力麻裡。1339－1342年，馬黎諾裡（John de' Marignolli）奉教皇之命回訪元朝，從阿維尼翁出發，經那波利、君士坦丁堡、喀法、薩萊、阿力麻裡抵大都。正是基于如此頻繁的亞歐内陸人員往來，才有了裴哥羅梯（Francis Balducci Pegolotti）《通商指南》中對這一時期金帳汗國與元朝之間商貿路線的具體描述：
由塔那（Tana）至靖塔昌（Gintarchan=Astracan）乘牛車須行二十五日，乘馬車約十日或十二日。途間頗有盜匪。由靖塔昌至撒雷（Sara），有河道可通，乘船一日即至。由撒雷至散拉康科（Saracanco）乘船八日可至。不由水道，陸道亦可至。然由水道，貨物運費頗小也。由撒拉康科至玉龍傑赤（Organci）乘駱駝車二十日可至。帶貨而行，必可獲利。玉龍傑赤商務繁盛，貨到即可消出。由玉龍傑赤至斡脫羅兒（Oltrarre），乘駱駝車，三十五日至四十日可至。若無貨物随行，可由撒拉康科直至斡脫羅兒，僅五十日程耳。較之繞到玉龍傑赤便捷多矣。由斡脫羅兒騎驢帶貨，四十五日可至阿力麻裡。途間盜匪甚夥，幾于每日皆可遇之。由阿力麻裡騎驢七十日可至甘州。由甘州騎馬四十五日至一大河名曰……複由河道下行，至京師。其地商務最盛。……由京師至汗八裡王都三十日程。
馬黎諾裡留居元大都數年，于1346或1347年赴泉州經海路輾轉傳回阿維尼翁。根據他的說法，“初，離别大可汗時，得其頒賜諸物及旅費甚多。陸路因有戰争，閉塞不通，行旅裹足。故拟取道印度西歸”。1346年合贊算端汗被殺，察合台汗國分裂，這正是馬黎諾裡提及西北戰亂導緻陸路封閉的時間。稍後的至正十三年（1353），史書記載有金帳汗紮尼别之地貢方物事，可知薩萊與大都之間陸路交通曾經恢複。但是，稍早的至正十一年（1351），江淮戰亂業已爆發，至正十七年（1357）以降，戰事蔓延至華北，于是斷絕了江南瓷器北上外銷的最後可能。
四 亞歐内陸的陶瓷貿易體系
中國南方瓷器經陸路遠銷中亞乃至東歐，反映了怎樣的貿易體系？這是理清亞歐内陸宋元瓷器的流布及對其形成制約的東西交通狀況之後需要考慮的問題。
中古時期遠距離貿易體系的探讨是以印度洋為中心展開的。中國與中東伊斯蘭世界之間海上貿易的兩個中間節點是馬六甲海峽和南印度地區。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中描述道：“三佛齊國，在南海之中，諸蕃水道之要沖也。東自阇婆諸國，西自大食、故臨諸國，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者。”“大食國之來也，以小舟運而南行，至故臨國易大舟而東行，至三佛齊國乃複如三佛齊之入中國。”“中國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往，雖以一月南風至之，然往返經二年矣。”三佛齊和故臨便是上述兩個節點所在。1985年，喬杜裡（K. N. Chaudhuri）将印度洋海上貿易區分為兩種航行模式，一種是中國與紅海、波斯灣之間的直達航行，另一種是主要港口之間的分段航行，前者大約在950－1000年之間被後者所取代。由此，東西方海上貿易被劃分為三個交疊的圓環，處于航路中間節點的港口城市就置于圓周之上。盡管有研究者通過文獻分析指出，将實際上長期并行的兩種航行模式以早晚來區分是過于簡單化的描述，但對印度洋貿易圈所作三連環分析方式仍然被保留下來。1989年，阿布－盧格霍德（Janet L. Abu-Lughod）在此基礎上指出，“在13世紀及此前很久的時間裡，穿越阿拉伯海、印度洋和南中國海的亞洲海上貿易被分成了緊緊相扣的三個環路，每個環路都處于一組政治行為體和經濟行為體的共同‘支配’之下”。“作出這些劃分的最主要的依據是地理因素，雖然這些因地理條件而劃分開來的區域都漸趨轉化成不同的文化區”。她更進一步将印度洋三個貿易圈置于1250－1350年由八個亞體系（subsystems）互相聯結構成的整個亞非歐世界體系之中。這些“亞體系（由語言、宗教和帝國界定而成），它們由首都或核心城市掌控着，通過各地區之間的貿易建立聯系”。“然而，由于早期的運輸技術較為落後，體系兩段的世界城市很少進行直接的生意往來。由于行程為地理所阻隔，是以在把貨物運往更遠的市場的過程中，兩個側翼之間的中樞就充當了貨物‘集散’地和交易場所”。
這些研究的确為分析陶瓷貿易體系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視角。不過也要認識到，一般意義上的世界體系或貿易圈研究，主要是從文獻材料出發，整合交通、人員、商品、國際關系等諸多因素後所進行的綜合性區域劃分及區間互相作用關系探讨。在這樣的理論架構下，各種商品貿易都被納入整體性解釋範疇，進而忽視了不同類型商品貿易之間的差異性。是以，考慮到陶瓷隻是有利于用考古材料來呈現的貿易活動組成部分之一，無論是套用宏觀的世界體系或貿易圈理論去直接解釋貿易陶瓷的分布，還是試圖用後者現象的特殊性質疑前者理論的合理性，都難稱妥帖。
本文所秉持的立場是：陶瓷貿易體系問題的探讨應從考古材料出發，以陶瓷制品年代和産地的精準判定為前提，通過比較不同窯場陶瓷制品類型流通範圍時空關系來分析貿易體系的共時性空間結構及曆時性結構過程。如此，關于陶瓷貿易的考古學觀察才不至于降格為世界體系或貿易圈理論的一種專題化版本。
以14世紀早中期的亞歐内陸為例，需要考慮的具體問題是：從中國東南部的生産地龍泉、景德鎮到俄羅斯西北部的消費地大諾夫哥羅德，總行程超過一萬公裡，與泉州至波斯灣之間海路距離大體相當，如此長距離的陶瓷貿易在哪些交通節點城市的交替控制下完成？在不同于印度洋那樣可依季風自然地理區分航行環路的亞歐内陸，又在缺乏像沉船遺存那樣可供反映貿易實時狀态資料的條件下，如何判斷陶瓷貿易體系的結構狀況？
流布在東歐地區的中國陶瓷基本組合由南方的龍泉窯、景德鎮窯和北方的磁州窯類型共同構成，表明其在東方的貿易總策源地是華北而非江南，最為合适的交通節點城市便是“商務最盛，各國商賈輻辏于此、百貨雲集”的元大都。近年考古發現顯示，在江蘇太倉樊村泾存在着一個非常重要的元代中晚期瓷器集散地。龍泉窯和景德鎮窯瓷器由此經水路可以便捷地運抵大都，與磁州窯類型陶瓷彙合。值得注意的是，在亞速海東端的阿紮克城址，除了磁州窯類型器物外，還發現有江蘇窯場生産的醬釉陶四系瓶，這就支援了陸路外銷江南瓷器曾由江蘇集散的推斷。
但是，在元大都彙聚并向外圍地區銷出的陶瓷并不限于中亞與東歐所見龍泉窯青瓷、景德鎮窯青白瓷、卵白瓷、青花瓷和磁州窯類型白地黑花瓷、黑釉瓷。例如，漠北哈拉和林出土的元代陶瓷就更為豐富多彩，除上述類别外，數量較多的是北方窯場鈞釉瓷、粗白瓷、紅綠彩瓷、絞胎瓷、翠蘭釉陶、三彩陶等品類。而内蒙古敖倫蘇木德甯路古城、黑城亦集乃路古城及附近遺址，出土情況也與之類似。可見，處于元廷控制範圍的内陸城市，北方窯場中低檔陶瓷具有較高的比例，而這卻是中亞與東歐完全不見的情況。後者即便出現少量磁州窯類型器物，也屬罐、瓶一類的儲存器而非碗、盤一類的餐具，可能僅是作為運輸用具傳來，本身并非與龍泉窯、景德鎮窯瓷器具有同等性質的高檔商品。這樣的情況如何解釋？恐怕與中亞、東歐地區流行類型多樣的釉陶器有關。撒馬爾罕、玉龍傑赤、伏爾加河下遊、克裡米亞等地都是主要的釉陶産地，與之臨近的拜占庭、外高加索、伊朗等地釉陶也向北傳輸。在中國瓷器大量銷往中亞、東歐的14世紀中期，金帳汗國境内色彩斑斓的各式單色釉、多彩釉、釉下彩繪陶器與類似觀感的中國北方陶瓷形成了競争互斥關系。
于是，可以得到影響亞歐内陸陶瓷貿易體系構成的兩個主要因素：一方面是區域中心城市對于貿易圈範圍的控制作用；另一方面是中低端陶瓷器産銷競争對貿易圈内涵的塑造作用。
對亞歐内陸陶瓷貿易形成控制作用的區域中心城市有三座，分别是元大都和察合台汗國都城阿力麻裡、金帳汗國都城薩萊。
阿拉伯人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遊曆金帳汗國的1330年代，正值亞歐内陸貿易繁盛期，他所描述的東歐貿易中心薩萊，“可算是最美麗的城市之一，地勢平坦，面積極大，居群眾多，街道寬闊，市場繁榮。……城内還住有各種民族的人，有蒙古人，他們是本地人和蘇丹貴族，其中一部分人是穆斯林；還有阿拉蘇人，他們是穆斯林；還有欽察人、吉爾吉斯人、俄羅斯人和羅姆人，他們都是天主教徒。每一個民族聚居在一個地區，區内有各自的市場。伊拉克、埃及和沙姆等地來的僑民和商人居住的地區還築有圍牆，用以保護他們經商的錢财”。 以薩萊為基點，在其西南方向的北高加索、克裡米亞和黑海北岸地區，有蘇達克、卡法、阿紮克、馬加爾等城市作為與南歐、北非的貿易中介；在其西北方向的俄羅斯、烏克蘭西部地區，有羅斯諸公國與金帳汗國貿易往來。由薩萊向東，中亞兩個重要貿易城市是金帳汗國東端的玉龍傑赤和察合台汗國東部的阿力麻裡，後者更成為去往元朝貿易的關鍵樞紐。盡管河中地區的撒馬爾罕因其位于中國、印度、西亞、東歐交通十字路口，曆來是絲綢之路的關鍵節點，但在蒙古征服之後、帖木兒興起之前，它正處于曆史的低谷，地位已被阿力麻裡所取代。這也是分析這一時期世界體系的論著多有疏忽之處。
阿力麻裡作為亞歐内陸陶瓷貿易體系的中間節點，中國北方窯場陶瓷與中亞、東歐釉陶以此為界各向東西分布。以元大都為中心的陶瓷貿易圈西至阿力麻裡，在這個貿易圈内，江南窯場生産的高檔瓷器通過水路向區域中心城市元大都轉運，并與華北窯場中低檔陶瓷彙合，銷向阿力麻裡、黑城、哈拉和林等西北内陸城市。以薩萊為中心的陶瓷貿易圈東至阿力麻裡，在這個貿易圈内，以龍泉窯、景德鎮窯為主體的中國高檔瓷器經阿力麻裡而來，花拉子模、伏爾加河下遊、克裡米亞等地自産釉陶與拜占庭、外高加索、伊朗等地輸入釉陶各據産地且跨地域流動，多種陶瓷又一并向羅斯傳輸。
如果從世界陶瓷貿易體系的整體觀察出發，當14世紀早中期亞歐内陸陶瓷貿易的貫通支撐了該體系短時段的完整性時，可以獲得怎樣的共時性空間結構？如上所述，以阿力麻裡為節點，亞歐内陸形成了分别以元朝和金帳汗國轄地為中心的東西兩個貿易圈。相應地，亞非海域沿着南中國海、孟加拉灣與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形成了一組三連環核心貿易圈。在其外圍，又有東中國海、斯瓦西裡海岸及地中海－黑海作為分支貿易圈與之相連。而西端的歐洲内陸，則是當時世界貿易體系内僅有的未被中國陶瓷全面覆寫的地域。這一系列海洋陶瓷貿易圈結構層級怎樣，曆史變遷如何，問題遠較短時段維持的内陸貿易圈複雜，需要今後拓展讨論。目前可以明确的是，與印度洋貿易被季風等自然地理條件制約分解為三連環貿易圈相比，亞歐内陸貿易盡管要跨越元、察合台、金帳三國，但僅以中間節點城市阿力麻裡為界構成了東西兩環，之間并不存在一個明确的中間圈層。不過，海陸兩種貿易體系顯然又具有共通之處。無論印度洋的中間環路南印度－斯裡蘭卡還是亞洲内陸的中間節點阿力麻裡，突出的都是作為貿易中轉地角色，而非主要市場終端。海陸東西端貿易網絡的發達程度遠超中間地帶，環南中國海與環西印度洋如此，華北與東歐也是如此。海陸兩種貿易體系也均将高檔瓷器選擇為跨貿易圈商品，而中低檔陶瓷更多地局限于圈内流通。北方窯場産品面向華北、東北及西北内陸，福建窯場産品面向東南亞及日本，隻有龍泉窯、景德鎮窯瓷器貫通東西，覆寫整個貿易體系。
至于内陸貿易圈與海洋貿易圈之間的界限何在？問題似乎又回到文章之初對撒馬爾罕出土晚唐白瓷傳來路線的讨論上去。兩者之間在不同時代實際呈現出此消彼長、你進我退之勢，但更多地表現為從海洋向内陸的擴張。僅在14世紀早中期這個特殊時段内，亞歐内陸貿易與海洋貿易形成了兩組東西串聯、南北并行的連環，進而達成了形勢上的平衡。海洋陶瓷貿易圈的北界大約就在伊利汗國與察合台汗國相鄰的呼羅珊地區及與金帳汗國相鄰的外高加索地區。東起南土庫曼斯坦、東北伊朗，西至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各地遺址所見這一時期中國陶瓷，大多應是像撒馬爾罕晚唐白瓷那樣海路舶來再經陸路轉運而至。
（本文作者機關為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原文标題為《中亞及東歐地區出土宋元陶瓷研究》，全文原刊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22年6期，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轉刊時注釋未收錄。）
責任編輯：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