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安倍晉三遇刺身亡這一大事“強勢覆寫”，易烊千玺可能至今還處于輿論最中心。他和胡先煦、羅一舟成為國家話劇院拟聘用人員被公示的消息，攪得紅塵擾攘。
流量明星進入體制内，獲得事業編制，并不是第一次引發關注，此前關曉彤、張藝興、劉昊然等已經制造過一輪讨論。
不管是流量體制化，還是體制流量化，都隻是吸引眼球，唯有其實作過程的公平性問題，才會成為嚴肅的社會議題。這一次，對于易烊千玺這個近乎零污點的明星眼看将獲得事業編制，人們關心的就是社會公平問題。大是非下無偶像。
易烊千玺、羅一舟和胡先煦考上國家話劇院的新聞引熱議
這幾年，生活不容易，每一個人都在承受不同程度的艱難。普通人在迷茫與不安全感的籠罩下，十分渴望安定，被稱為“鐵飯碗”的體制内身份，就是一個最醒目的安定标志。
7月，23省份公務員聯考開考，央廣網報道，本次聯考的報名人數超過445萬人。而新京報報道則稱，2022年度國考報名人數史無前例突破200萬，比上年度增加51.4萬人。體制的熱度甚至輻射到時尚圈，“局裡局氣”成為或認真或調侃的“新風尚”。
體制内的薪資并不見得有多高，甯靜此前接受采訪時就透露她的“鐵飯碗”每個月隻有3500元，顯然，對于明星而言隻是微不足道的錦上添花，連點綴都不夠格。但對于普通人而言，卻是很多人擠獨木橋摔了幾次都得不到的好資源。
在兩者的張力之下，公平性的讨論就被點燃了。
軌迹的不确定
疫情尚未成為過去，我們還不能放松，仍需繼續戰鬥。這也就意味着，疫情前的正常生活狀态還不會迅速重返。
兩年半來，人們的心态在其中發生了多輪變化：剛開始恐慌不安，疫情趨穩後開始焦急等待它離開以重新開機生活。如今意識到疫情短時間内不會結束，于是試着接受疫情“在場”的同時推進人生。
疫情期間，人們的心态逐漸發生變化（《瀑布》劇照）
可是，疫情“在場”就意味着不确定，你甚至無法再有一場曾經以為理所當然的“說走就走的旅行”。更重要的是，它不可避免的會影響整體經濟，創業失敗、小生意關門、因被裁員而失業……個體深刻感受着社會的朝夕變化對生活的重創、對人生的攔腰一擊。
許多人失去對人生軌迹的“可控感”，曾經用以推測未來的經驗失去效用，人們對未來難以形成确定的藍圖。為了增加對生活的控制感，減緩焦慮、獲得内心安甯，便更加渴望被保障、被承諾。
疫情還帶來深遠的心理影響，正如《後疫情時代：大重構》一書中所說：“傳染病的特點之一就是會引發恐懼、焦慮和大規模歇斯底裡的情緒，并挑戰社會凝聚力及人們共同管理危機的能力。”
疫情也影響着人們的心理（《流感》劇照）
重慶社會科學院教授孫元明也曾撰文說，疫情會在某種程度引起社會恐慌，也就是社會大部分人的極度不安，這種不安與“恐懼”不同，心理學層面将“恐懼”界定為“企圖擺脫某種情境而又無能為力時所産生的情緒”，恐慌是社會成員的整體應激反應。
心理學認為，在緊張狀态下，我們的意志力、樂觀性、安全感會不同程度受損。我們對變化更加敏感和不耐受，心态更加焦灼、悲觀。
體制，于是就成為庇護我們的焦灼、恐懼和渴望的屋檐。
我們的緊張
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在1920年的《超越唯樂原則》一文中指出，個體身上存在生死這兩對沖突的本能。所謂“生本能”是指個體身上向往生存、發展、快樂、愛欲的力量，而“死本能”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沖動，試圖摧毀秩序、回到前生命狀态。這兩種本能作為人類前行的動力，都同時或交替産生着作用。
與之相對應，“生本能”作為動力時，人類更加樂觀；“死本能”作為動力時，人類更趨悲觀。樂觀時，我們被“希望”引領着行動和選擇；悲觀時，我們被“恐懼”引領着行動和選擇。“希望”讓我們勇于探索、大膽前行，“恐懼”讓我們停住腳步、尋求安全。
那麼，什麼情境下個體會心存希望，又是什麼讓個體心懷恐懼？
美國心理學家安斯沃思和威特1969年進行的陌生情境實驗是心理依戀理論最重要的實驗之一，據此安斯沃思提出了安全型依戀、回避型依戀和反抗型依戀等幾種類型。其中，安全型依戀是心理最健康的依戀類型，他們的特點是：并不總是依偎在母親身旁，隻是需要看到母親在場，偶爾回來接近一下母親，大部分時候都是自己在一旁安心的探索環境。但是一旦母親離開，嬰兒明顯苦惱、煩躁、不安，不再敢于探索環境，更不再有好奇心。
嬰兒對母親有依戀心理（《母親》劇照）
如果把一個人的社會關系穩定性當作母親，個體便需要有被觀看與保護的狀态，才能夠有安全感，才能向着希望探索與前行。
疫情持續，人們内心的秩序被損壞，安全感逐漸被稀釋。如今疫情總體穩定，但心中的憂慮并未消失，而是蟄伏，用孫元明的說法，從“可以被直接觀察的焦慮、緊張、恐懼等表層情緒，漸次演變為不易被察覺的信心和價值取向等深層情感”。
在這種社會心理狀态下，人們會尋求回答“多安全才算安全”。不管是緊張還是希望，都會引領人們行動。如今引領我們的，或許更多的還是緊張。
緊張被激發
蘇格拉底曾說，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過。他主要是從精神生活層面提出這一命題，事實上，回到物質生活，道理也是一樣，對于大部分人而言，物質生活也過得稀裡糊塗。
審視人生是個危險動作，因為許多人生經不起審視。疫情之前，我們為生活而忙碌而旋轉，疫情讓生活暫停，讓我們不得不停下來思考生活、面對自己。
楊德昌在電影《一一》中，描述了一個小家庭面對類似停滞事件的影響。
電影中，婆婆因為發生事故而變成無意識的病人，醫生叮囑家人要和她對話刺激她大腦。這給簡南俊一家按下暫停鍵，他們被迫停下來回憶、講述自己的生活。他們與婆婆對話，或者說與自己對話。
在電影《一一》中，簡南俊一家人被迫停下來與婆婆對話
這種對話成為他們反思人生的導火索，簡南俊的妻子敏敏因為與婆婆對話過程中發現自己每天“早上做什麼、下午做什麼、晚上做什麼，幾分鐘就講完了，每天都一樣”。她為自己“怎麼這麼少呢？”而傷心，為有一天“像婆婆一樣”失去意識或失去生命，卻白活這一生而絕望。
敏敏的弟弟自認為口才好，和婆婆對話時卻發現自己總共隻能講5句話，其中3句都是“錢”，他甚至不敢承諾“明天”繼續對話，将對話停止在“明天”二字。
簡南俊的女兒婷婷在與婆婆對話時問：世界為什麼和我們想的不一樣呢？
不要停留，忙碌的、旋轉陀螺般度過一生，或許不一定快樂，但至少不會感受到那空虛和痛苦。
疫情卻讓我們的生活不得不停滞下來，我們不得不面對自己、回顧人生，空虛、無意義感便趁虛而入，于是我們質疑、不滿、不甘。
疫情之下，許多沖突漸漸爆發（《瀑布》劇照）
這些隐藏在心中的緊張和憂思，很容易被外在條件集中激發。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易烊千玺們所代表的物質生活上層階層，以輕松的方式（免試）獲得編制這一稀缺的安全後盾，就成為了激發的機關，它一旦按下，就會引起社會集體對自身處境的比照，形成海嘯般的讨論。
人們在追問：編制對于明星如此易得是否公平？為何明星在擁有巨額收入的同時，還要和普通人搶所謂的“鐵飯碗”？
這幾年明星、網紅們的收入，從“一冰”“一爽”再到“一娅”，“計量機關”的數值早已在重新整理網友想象力。人們對明星的“既要”“又要”非常難以接受。
“不患寡而患不均”，這不是什麼深刻的政治思想，而是對人類社會集體本能的一種科學歸納，它是先驗地存在着的。
編制隻是一種想象
電影《一一》也描述了當年台灣省動蕩時代的衆生：由于時代動蕩、經濟不景氣，簡南俊合夥的電腦公司“做多賠多”，投資人威脅撤資，公司轉型受挫，簡南俊看似安穩的中産生活實則岌岌可危；阿弟一直“運氣不好”，投資賠多賺少，投資的“老豬”還卷款潛逃；大田的公司去年賠了很多錢，今年尋求合作又諸多不順。
這是一幅如果不是失意，也至少不得意的社會群像。
連嘲笑簡南俊“書讀得太多”，有舊金山資産作為退路的老闆“大大”，也在電影結尾時向簡南俊說：“這些年我這麼辛苦、這麼努力，我從早忙到晚，你知不知道，我一點都不快樂。”
《一一》劇照
即使衣食無憂，也無法保障你的快樂。同樣，進入體制内，或許會讓你感到安全，卻不能承諾給你快樂。
普通人的體制和明星們的體制，概念截然不同。
明星們進入體制之後，并不需要朝九晚五打卡上班，他們依然可以繼續着自己的原有事業，幾千元的工資對于他們而言根本不入法眼，看中的隻是體制給予的貨币以外的福利。
具體點說，編制一般是評職稱的必要條件，比如國家一級演員就大部分是體制内人士，編制可以帶來身份，明星們在乎的是這個。
甯靜曾在訪談中提到過自己的“編制”身份
而普通人一旦進入體制，體制内的生活便成為人生。
作為一個體制内人士，筆者可以告訴你，進入體制内之後，你面臨的是幾千元工資收入和同樣幾千元生活支出之間的沖突；你面臨的是沒有任何名額評價業績，而是靠無止境的加班和上司評判來劃定價值的境地；你面臨的是如果躺平，就将逐漸失去存在感的空虛。
或許你會說，隻要心态平衡好，躺平就是快樂。
曼徹斯特大學的心理學教授 Edward Tronick做過一個非常著名的實驗——靜止臉實驗（Still Face Experiment）。在這個實驗裡，當媽媽積極回應孩子時，嬰兒非常開心。但是，當媽媽開始靜止臉——對嬰兒的任何表情、行為不做回應，嬰兒起初會做出更誇張的表情、動作企圖吸引媽媽的注意，但發現一直無果後，嬰兒便崩潰大哭。
靜止臉實驗說明“被看見”“被關注”對人類來說是多麼原始、本能和重要的需求。精神分析流派也有一句名言：無回應之地即是絕境。
在體制内，躺平或許不會讓你失業，但足以讓你陷入“無回應之地”。
《理想之城》劇照
一位體制内朋友也表示，無需到躺平的階段，隻需不和大家一起加班“内卷”，上司便會忽略你，繼而同僚無視你，你無法證明自己的“存在”，更遑論“價值”。
如果你想要存在感，便必定需要加班，那代表着工作對生活時間與空間的無止境免費剝奪，且這種高強度、長時間的工作并不必然帶來薪酬的增加和職務的提升。
除此之外，體制内還意味着束縛和不自由，不隻是字面意義機關對你8小時内外的限制，還意味着你會失去選擇的自由，久而久之你還會失去離開的自由、選擇另一種生活的自由。
《肖申克的救贖》中有句很著名的台詞：“這些牆很有趣。開始，你恨它們。接着，你适應了它們，時間久了，你開始離不開它們。那就是被體制化了。”這和體制内有相似之處，我們被限制、有抱怨，但終将适應與依賴。
電影《肖申克的救贖》截圖
編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美好，它隻是慌亂之時的一種想象，不是真正的人生後盾。
或早或晚，相信疫情終将過去。期待重回那段讓我們心中充滿底氣與勇氣、眼前充滿希冀與夢想的時光，那個體制隻是一份職業而不是“宇宙盡頭”的時光。
作者 | 張靜
編輯 | 蘇米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