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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美啟迪考研|清美史論教授李硯祖:馬格林的《世界設計史》

清美啟迪考研|清美史論教授李硯祖:馬格林的《世界設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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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硯 祖

李硯祖,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藝術史論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設計和工藝美術史論研究與教學。出版著作十餘部,發表論文200餘篇。2003年獲首屆國家級教學名師獎。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鳳凰文庫·設計理論研究系列”主編,《世界設計史》總審校。

1.

就西方設計史的譯介和研究而言,20世紀80年代開始,國内有不少學者從事這方面的工作,當時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辛華泉以及策劃和籌備中國工業設計協會的一批專家學者,江蘇無錫輕工業學院的張福昌、吳靜芳,廣州美術學院的王受之、尹定邦等,都在譯介外國設計史,在設計發展的動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果把建築界的相關譯介聯系起來看就更為壯觀了。

就我所見而言,近幾十年來,翻譯出版的各類設計史論著作已經上百種,早一點的如英國學者尼古拉斯·佩夫斯納著,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汪坦主編,王申祜譯的《現代設計的先驅者——從威廉·莫裡斯到格羅皮烏斯》(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近一點的如美國學者大衛·瑞茲曼著,王栩甯等譯的《現代設計史》;

中國學者撰著的如王受之編著的《世界現代設計史》,何人可撰著的《工業設計史》(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等。其中,王受之先生應該說最具成就,從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他編著的第一本《世界設計史》後,出版了系列的西方設計史著作,如《世界現代平面設計史》《世界時裝史》等。在設計史譯介方面深具影響的還有湖南大學設計學院的何人可教授,其譯著的《工業設計史》簡潔、脈絡清晰,成為很多高校設計專業的教材。

其後,随着中國設計教育的發展,設計史著述日趨豐富,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學者大衛·瑞茲曼的《現代設計史》,是寫作和翻譯都比較好的版本。此外,還有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的《設計問題》《設計文化》等設計理論研究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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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設計史 》(卷1&卷2)

2

在今天,翻譯出版設計史方面的著作,其價值和意義已不同于20世紀80年代。一是中國學者著述的設計史以及翻譯的各類設計史已經有很多版本,在設計專業教育中設計史早已成為必不可少的基礎課程之一,國内學生對于莫裡斯、包豪斯耳熟能詳;二是中國設計教育的體系已逐漸完善并具有了中國特色和優勢。中國學者自己不斷有創新性成果問世,設計學者的隊伍不斷壯大,設計學的建構和體系同樣比較完善和獨具特色。而關注世界設計學界的最新成果,加以吸收和揚棄,已經成為一種慣例。正是在這種狀态下,我們翻譯了美國著名設計學學者馬格林的最新大著《世界設計史》。

作為譯著的最早讀者之一,我以為馬格林先生的這部巨著,有以下幾點值得我們關注:

一是世界性視角,史述全面完整。有對中國、日本這些有着悠久設計曆史和豐富資料國家的叙述,也有對近東、中東等設計文獻少有國家,甚至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的叙述,可謂能寫則寫,盡其努力。有些内容雖然不夠全面,但作者有意識地淡化歐洲中心主義史觀的影響,盡量做到“世界”一詞的訓示性和包容性,馬格林認為“寫一本關于世界設計曆史的書也有理性和政治的原因。我意識到把歐洲和美國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人們的成就排除出設計史是不公平的,設計史應以世界各地設計的自身價值來審視,而不是用西方工業化國家同時期的所作所為加以衡量。”這一取向也對應了當今全球史研究的學術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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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設計史》(卷1&卷2内封圖)

二是書中關注的不僅是器物以及設計師本身,還試圖将器物和人物置于當時的社會和生活之中去認知,既有明晰的發展脈絡,又有曆史背景的深層次描述,有史有論。這不僅與作者的曆史觀有關,重要的是與他對于設計的認知和設計史的認知有關,“我們所定義的不管任何形式的設計在世界各個地區一直以來是如何運作的。這意味着不能對設計進行單一的定義,我們需要思考人們為了滿足日常需求進行物品生産的不同條件。是以,我強調了在曆史當中已經成為人類活動目的裡不可或缺的物品、系統和服務。”這部龐大的設計史,包容宏富,不僅有滲透與日常生活的器具、用具,有相當的篇幅涉及軍事武器和航天工程設計。

三是立足于跨學科的學術視野與設計史的本體建構。設計史是一門相對年輕的學科,在21世紀的今天,曆史學、考古學、藝術史、科學史、技術史等諸多學科經過了長期的發展,碩果累累,在理論、方法上都已體系化、學科化。作為一個定義相對寬泛、邊界相對模糊的設計的曆史叙述,即“如何著述一個邊界含糊不清或者部分問題已經被其他的學科覆寫的學科曆史”,是設計史家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

在長期的研究中,馬格林意識到,“隻要有利于從新的視角連貫的、有目的性地解讀曆史,就可以運用其他曆史學科範圍内的主題和技術”。當然,跨學科的基礎是自身學科的内在規定性,也就是說立足于自身學科的本質建構。這不僅涉及史觀的問題,還涉及方法論的問題。在總論中,就方法論的問題馬格林寫道:“像布羅代爾一樣,我采用了跨學科的方法,但是比起關注其引發的社會結果,我更加強調這些産品是如何形成的。”

上述我對馬格林史述的簡單議論,實際上是贊賞其理論自覺,即在曆史研究中的理論自覺。馬格林先生作為設計史家,他是将設計理論作為設計史研究的基礎的。他在其編著的《設計問題:曆史·理論·批評》中寫道:“設計史學家,通過将理論納入曆史過程中,也能賦予理論更多可信度”,不僅如此,他還指出:“設計史仍是一個過于年輕的領域,還不能如藝術史和文學史那樣,形成關于其實踐的批評性廣泛讨論。”一旦“将理論家、曆史學家、批評家和設計師聯合起來的這種多學科模式,會為設計研究作出巨大的貢獻,同時,設計研究本身也有潛力被結合成為一門新學科,并将設計帶入它所屬的經濟、政治、文化讨論的中心。”

從這些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馬格林先生對于設計以及設計史本身的自明性認識。即他寫的設計史是經過他建構或者說設計過的設計史。事實上,設計史是對以往設計曆程的追憶與想象,除設計的實物與史料外,作者的史觀決定了其曆史叙述的選擇與方向,其史觀又與其理論素質相聯系,這又可謂之曆史的“闡釋學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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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設計史》(彩色&單色内頁圖)

3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的設計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和發展,中國的設計學界也同樣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和成果 。設計學的學科建設,在基礎理論方面應包括設計理論、設計史、設計批評三方面。作為一位研究者,實際上需要在這三方面下功夫。

誠如馬格林所說:“我們還很難知道一位設計學者怎樣能将理論、批評和曆史帶入設計專業核心問題的讨論中,無論這些問題是否與設計實踐、教育相關,甚 或與設計和設計師的公共認知相關。顯然,我們需要一門設計研究的新學科來培養這樣的學者。”就設計史而言,既包括外國設計史,也包括中國設計史。中國設計史不僅需要通史一類的著作,也需要門類史、各種專業史等,這方面需要中國設計學界靜下心來,專心緻志地研究與撰著。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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