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日軍一起巡邏的北韓巡檢
1896年2月11日，漢城警務廳數十名沖入北韓王宮景福宮，将時任内閣總理大臣金弘集押走。
随後，在親俄派官員的指使下，金弘集被警務官安桓押到一座小石橋之上當街砍殺，并被暴屍在漢城最繁華的鐘路地區。
更加奇怪的是，看到這一幕的漢城市民非但沒有不忍，反而拍手稱快，并對遺體做出各種殘忍舉動，丢石頭、割肉生吃、打碎*顱，甚至割去丁丁。
因為在他們的眼中，金弘集上司的内閣是親日賣國賊，是阻擋北韓獨立自主的罪人。
但實際上，金弘集為人踏實勤懇，終身緻力于北韓的改革富強，斡旋與清、日、俄之間，被譽為——“救時之才”。
金弘集
即使是他曾經和日本政府合作，卻依舊在半島光複後，被南韓認為能力出衆，勤懇負責，促進了半島近代化和社會的進步，甚至連半島北方都稱他為“有良心的革新官僚”，對他的死感到惋惜。
兩國評價在此，可見金弘集絕對是一位半島愛國者。
但為什麼這樣一位緻力于半島富強的愛國者，卻成為了漢城市民眼中罪大惡極的賣國賊呢？
今天，我就想和大家講述一下金弘集命運多舛的一生。
出身名門政績彪炳，被譽為“救時之才”
金弘集出身名門，為官宦世家慶州金氏之後，其父金永爵官至開城府留守，曾擔任北韓國王高宗的經筵講官。
金永爵能擔任國王的老師，自然才學極佳，而金弘集作為他的兒子，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漢學教育，并在1868年獲得丙科狀元及第。
北韓國王高宗
聽到自己老師的兒子中舉，北韓國王高宗十分欣喜，還特意下旨對他一番表揚和賞賜，但此時高宗不知道的是，這個金弘集日後将成為自己的“眼中釘肉中刺”。
不過金弘集也是有些悲劇，剛剛中舉其父金永爵便因病去世，守孝三年即将期滿時，其母昌甯成氏又亡故，金弘集隻好繼續守孝。
等于中舉後5年多的時間，金弘集就是在守孝中度過的，根本無法在官場上實作自己的政治抱負。
終于，在1873年，守孝期滿的金弘集被起複為權知承文院副正，三年後被外派至興陽縣監，執政期間治理有方，更是在饑荒時救助了數萬饑民。
1876年，金弘集調回漢城，曆任戶曹、工曹、兵曹、禮曹參議等職務，并憑借着優異表現獲得了同僚和國王高宗的一緻認可。
而就在1876年，半島之上發生了一件改變北韓國運的事情，這就是日本憑借堅船利炮打開了北韓國門，并逼迫半島簽署了喪權辱國的《江華條約》。
日本也憑借此條約取得了在半島之上自由貿易、關稅免征、日本貨币流通、居留地、自由勘測海岸、領事裁判權等優勢特權。
當然，随着日本的不斷掠奪，北韓方面也知道這樣下去不是回事兒，也想在一些争議較大的條款上據理力争一下。
是以，北韓方面在1880年任命金弘集為修信使出使日本，目的是想與日本協商仁川不開港、米谷禁運、關稅改訂、公使駐紮等事宜，而結果當然是日本一條都沒有同意。
擔任修信使的金弘集
雖然在正事兒上沒有成功，但這也是意料之中的，因為日本不可能放棄剝削之舉。不過金弘集此行的收獲卻是巨大的。
一是明治維新後日本蒸蒸日上的社會風貌對金弘集的刺激極大，讓他見識到了國家發展的方向。
二是清朝駐日公使何如璋等人積極與金弘集商讨國家富強之策，鼓勵北韓積極對外交往，更是親自撰寫一本名為《北韓政策》的小冊子送給金弘集，表示北韓應當接受西方先進科技，以求自強。
北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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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回國後迫不及待地将《北韓政策》呈給國王高宗，并獲得了高宗的高度贊同。
但這種建議卻捅了北韓保守派士大夫和儒生們的馬蜂窩，他們高舉“衛正斥邪”的旗幟，大力抨擊《北韓政策》。
300多名儒生甚至在漢城組織了一次伏阙上疏，痛罵金弘集為禽獸，史稱——“辛巳斥邪運動”。
主張改革的金弘集一時間成為衆矢之的，不得不連上三道奏疏請求免職，而對《北韓政策》深表贊同的國王高宗也是十分惱怒。
他一方面将金弘集轉移到其它地方避風頭，另一方面這對上疏儒生嚴厲鎮壓，處死和流放多人，迅速平息了這場風波。
随後，金弘集重返任上，被任命為統理機務衙門通商司經理事，開始參與處理北韓的外交事宜。
負責外交事宜期間，金弘集主導了《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的簽署，還積極同英國、德國的使臣交涉，為北韓引入了大量商機。
彼時北韓已經開始與各國交流
清朝官員馬建忠在和金弘集交流後對其印象極佳，評價道：
“金弘集年逾四旬，望之似三十許人，通達識時務……蓋國中佼佼者。”
1881年，北韓爆發“壬午兵變”，掌握實權的北韓王妃闵妃逃走，金弘集本來也在刺殺名單之内 ，但變亂發生之際他及時逃走，是以隻是宅邸遭到破壞。
壬午兵變後，金弘集獲得重用，不僅前往仁川主持與日本簽訂《濟物浦條約》，還随趙甯夏前往大陸“謝恩”，在《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上簽字。
壬午兵變中的北韓訓練隊
歸國後，金弘集被任命為禮曹判書，後又兼任外務督辦，成為了北韓對外交涉的最高負責人。
身背各方罵名，屢遭高宗鳥盡弓藏
面對一次又一次被日本掠奪的情況，北韓的有識之士開始大力推行開化運動，希望通過改革讓半島走上富強之路。
而在主張開化改革的群體還可細分為兩派：
一是金弘集、金允植等人為代表的“穩健開化派”，主張維持中朝關系，推行漸進式改革。
二是以金玉均、洪英植、樸泳孝等人為代表的“激進開化派”，要求半島必須脫離大清完全獨立，并效仿日本進行全面改革，他們也被稱為“開化黨”。
開化黨
為什麼金弘集建議漸進式的改革呢？
因為彼時北韓國力衰弱，如果貿然脫離大清的庇護，面對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的日俄兩國，根本沒有自保之力。
隻有在大清的保護下先行發展經濟和科技，才能在日後國力富強之時有真正完全獨立的能力。
但金玉均等開化黨人不信邪，不僅對金弘集等人的主張十分不滿，還天真地以為日本是真心幫助北韓走向富強。
于是，就在1884年10月，開化黨人聯合日本發動“甲申政變”，殺死保守派大臣6人，奪取了政權。
甲申政變
亡命日本的樸泳孝、金玉均四人
高宗和闵妃緊急向大清求援，袁世凱果斷率領駐朝清軍出擊，挫敗了日本的政變陰謀，金玉均等人亡命日本。
（對這段事件感興趣的朋友可以關注這篇文章：北韓親日派發動政變，袁世凱果斷出兵，為大清在北韓“續命十年”）
甲申政變被挫敗後，由于金弘集非但沒有參與政變，還充分表現了才能和忠誠，被高宗擢升為議政府左議政，并代表北韓與日本簽訂《漢城條約》，進一步讓出不少權利。
雖然這個條約可謂是城下之盟，誰來都得簽字畫押，但仇視金弘集的保守派大臣借題發揮，瘋狂宣傳金弘集親日賣國，很多不明真相的群眾也開始謾罵起金弘集。
如果高宗是個有風骨的明君，這些風言風語和保守派的攻讦不會起作用。
北韓高宗
但無奈高宗李熙是個懦弱無主見之人，雖然很欣賞和信任金弘集，但還是将他改任“判中樞府事”，看起來這是個級别很高的從一品大員，但實際上就是個閑職。
于是，很多人戲谑的稱金弘集就像“雨天穿的鞋一樣”，隻是下雨時用用，天晴後就被棄置一邊。
雖然日後金弘集兩次恢複左議政的職位，但在保守派的壓制下，也很快就被迫辭職，隻能繼續閑散下去，而這一閑散就是十年之久。
就任總理大臣，主導北韓近代化改革
1894年，北韓爆發東學黨起義，清朝和日本同時出兵北韓，半島政局出現巨大動蕩，江山社稷可謂風雨飄搖。
東學黨起義（劇照）
在此情況下，北韓國内呼籲改革的聲音愈發高漲，改革的阻力到達了曆史最低谷。
金弘集作為穩健開化派的領軍人物，此時開始大力倡導改革，力主在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進行“更張事業”。
随後，金弘集被任命為外務總理，并在日軍攻占景福宮挑起甲午戰争後，又出任了議政府領議政，掌握了真正實權。
雖然金弘集獲得重用有着日本人支援，但他本人并不是投靠了日本人，隻是因為看到了日本社會改革後的景象，想全面仿效學習。
尤其是他看到日軍占領王宮軟禁高宗的行為後，更是感到十分痛心，表示一定要通過改革充實國力，讓北韓走向富強。
憑借着出衆的政治才能和開化派前輩的資曆，日本人十分重視金弘集，日本外相陸奧宗光甚至還将金弘集稱為——“深孚衆望的前輩”。
甲午更張時期的金弘集
在掌握了實權後，金弘集迅速開始推行改革之舉，在景福宮内組建“軍國機務處”，作為改革的核心機構。
随後幾個月的時間，“軍國機務處”頒布了208條改革法令，對北韓政治、經濟、社會進行全方位的近代化改革，曆史上将這次由金弘集主導的改革稱為——“甲午更張”。
改革期間，金弘集殚精竭慮，幾乎所有時間都待在宮中，很少回家，而面對諸多困難和阻力，他也據理力争，絲毫不擔心會得罪人。
他甚至連高宗的君權都進行了嚴格限制，因為金弘集清楚，如果不在君權方面進行改革，根本不可能走上富強之路，落後的封建制度不可能上司先進生産力，但這種改革也讓高宗十分惱怒。
但可惜的是，面對日本的狼子野心和保守派的阻撓，金弘集個人的想法和能力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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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陸半島的日軍
而真正能夠實施的政策，往往也都是日本認為有利于自己控制和殖民的措施，比如實行銀本位制、允許日本貨币流通、與日本結盟等。
其實，金弘集雖然認可日本的發展成果，但也知道日本人居心不良，是以還曾在平壤之戰期間還密通清軍，試圖讓清軍掌握優勢，但無奈兩國的軍事發展差距并不是靠情報便能夠改變局勢。
在此情況下，日本人雖然看中金弘集的能力，但對其并不是無條件的信任，不僅派遣了很多親日官員進入軍國機務處，還通過各種手段限制改革。
這樣一來，金弘集可謂是被左右夾擊，一方面日本人對他全面壓制，另一方面群眾也都認為他是賣國賊，左右為難之下改革也陷入停滞。
身背罵名而亡，慘遭市民辱*屍
金弘集的猶豫和遲疑日本人都看在眼中，便緊急逼迫北韓政府赦免流亡日本的開化黨人樸泳孝，并将他安插到北韓政府中擔任内務大臣。
而樸泳孝在半島曆史上也是個極具争議的人物，他長相俊美學識淵博，是北韓國王哲宗的驸馬爺，也是南韓國旗的設計者，一生為北韓的富強而奮鬥。
樸泳孝
與此同時，他也是個臭名昭著的“韓奸”，曾三度遭到南韓方面放逐，被半島南北坐實了親日賣國賊身份。
（對樸泳孝生平感興趣的可以關注這篇文章：他是“南韓國旗設計者”，卻被南韓列為“韓奸”，釘在恥辱柱之上）
随後，樸泳孝通過官制改革開始實施内閣制，廢除了軍國機務處，和金弘集聯合組閣開始進行——“第二次甲午更張”。
雖然金弘集仍擔任名義上的改革最高指揮“内閣總理大臣”，但因為樸泳孝本身是更加親日的存在，高宗也因為君權受到限制一事對金弘集積怨已久，是以這次改革幾乎完全是由樸泳孝主導。
金弘集感到不知所措，便于1895年5月辭職退出政界。
然而僅僅一個月後，之前和樸泳孝互相利用的闵妃便開始了操作，她無法忘記此前甲午戰争時被日本人趕下台的屈辱，便抓準時機抱上了俄國的大腿，扶植了一批“親俄派官員”上台。
闵妃（明成皇後，照片有争議）
好巧不巧，此時“恰好”有一名日本人透露樸泳孝要刺殺闵妃發動政變，還“恰好”讓一位北韓人知道了。
樸泳孝所謂的“叛逆陰謀”暴露後，高宗李熙吓壞了，此時他又想起來被自己冷落的金弘集，立即召其入宮商議對策，并對罷免他表示悔意，希望他再度出任總理。
是以，隻有起錯的名字，沒有叫錯的外号，金弘集“雨鞋”之名誠不欺我。。。。
随後，樸泳孝再度亡命日本，金弘集于七月五日取代樸定陽擔任内閣總理大臣，第三次入主内閣。
雖然沒有了樸泳孝，但改革工作依然不好開展，這主要是因為闵妃趕走樸泳孝後憑借着俄國人的支援掌握了實權。
而所謂的“内閣總理大臣”金弘集根本就是被架空的狀态，是以他組建的新内閣也被戲谑地稱為——“金皮闵肉”。
但闵妃沒想到的是，俄國人鼎力支援的局面反而讓日本人決心铤而走險。
在日本公使三浦梧樓的策劃下，北韓訓練隊、日軍守備隊和日本浪人于1895年8月20日淩晨攻入景福宮，暗殺了闵妃，史稱——“乙未事變”。
三浦梧樓和日本浪人
随後，日本人控制北韓高宗，肅清了北韓政府的親俄勢力，金弘集内閣各大臣均被親日派取代，同時逼迫高宗下诏，使内閣權力淩駕于高宗之上。
雖然金弘集本人是此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但在聽說乙未事變的消息後，竟一度有以“主辱臣死”之義自殺的打算。
幸好俞吉濬勸阻，高宗也私下勸慰金弘集，表示這是形勢所迫，才讓此舉作罷。
但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乙未事變發生時，俄國技師士巴津和美國軍事教官戴伊恰好身在景福宮内，親眼目睹闵妃之死的情況，并向全世界披露事件真相。
随後，各地儒生和百姓以“為國母報仇”和“頭可斷，發不可剪”為口号而發動起義，“南韓國父金九”也是在那個時候親手殺死了一名日軍軍官。
喊出“發不可剪”的口号主要是因為金弘集政權推行斷發易服的改革，此舉從長遠來說沒有問題，但明顯有些操之過急，這也是其民怨頗深和被罵親日韓奸的原因之一。
在此情況下，親日派内閣成為了衆矢之的，無論金弘集是不是真心為北韓富強奮鬥，他在群眾眼中都成為了最大的“賣國韓奸”，持續了一年半的金弘集政權已是風雨飄搖。
與此同時，高宗李熙和太子李坧得知闵妃之死的真相後悲痛異常，對日本及金弘集内閣恨之入骨，是以尋找各種途徑脫離日本掌控。
此時，俄國及北韓親俄派趁虛而入，李範晉、李完用等親俄派官員經過缜密策劃，終于幫助高宗逃出景福宮，前往俄國駐朝公使館避難，史稱——“俄館播遷”。
（對這個故事感興趣的朋友可以關注這篇文章：身為“南韓開國皇帝”，卻隻能躲在俄國使館主持國務，極度屈辱）
而高宗在抵達俄國公使館後，立即下诏稱“亂逆執政，惟意矯誣” ，下令嚴懲逆黨，并将金弘集、俞吉濬、趙羲淵、鄭秉夏、張博定為——“逆賊五大臣”。
金弘集在得到消息後正在朝房商讨政事，身旁大臣勸他趕快逃跑流亡，但金弘集拒絕了這個提議吧，并表示——“死耳！甯效(樸)泳孝成逆名乎？”
然後，他準備前往俄國公使館，決心在高宗面前證明自己的忠誠和為北韓富強的志向，而其餘大臣則逃往日本公使館避難。
但金弘集還沒有走出景福宮就被巡捕抓到，根本沒見到高宗，鄭秉夏也随後被巡檢逮捕，兩人都被監禁起來。
被監禁期間，鄭秉夏顯得焦急狂躁來回踱步，而金弘集卻鎮定自如，還責備鄭秉夏道——“生死乃天命，但承順耳，焦躁将焉用哉？徒損失體面而已！”
金弘集
可見，此時的金弘集已經決意以死明志，進而證明自己的清白和為北韓富強的本心。但可惜，親俄内閣并不打算給金弘集解釋和表達真心的機會，下令立即處死二人。
随後，警務官安桓将二人押往警務廳外的小石橋，踢成下跪姿态，然後招來總巡蘇興文等人将金、鄭砍殺。
随後，兩人被暴*屍在漢城繁華的鐘路地區，旁邊還有面旗子，上書——“大逆無道金弘集鄭秉夏”。
兩人應該是類似上圖的旗子
緊接着，金弘集二人便遭到辱*屍，漢城市民對他做出各種羞辱性的動作，丢石頭、生啖其肉、碎*顱骨，甚至割去丁丁。
史載如下：
“都人士女重重疊疊圍住，莫不稱快，不滿足其不施淩遲之刑。。。都人怨弘集主剃令，争擲瓦礫，肢體碎裂，有割其肉生啖者”
至此，金弘集這位為北韓富強拼搏一生的革新志士，就這樣身背無數罵名而亡。
金弘集為人溫和謹慎，從政踏實勤懇，終身緻力于北韓的對内改革和對外開放，如果他早生了幾十年，可能就是能載入北韓史冊的肱股之臣。
但無奈生不逢時，不僅由于《北韓政策》風波和甲午更張等事件而備受攻擊，更是因為後期與日本合作的态度遭到北韓群眾唾罵。
但從後世對金弘集的評價來看，其根本算不上什麼親日賣國韓奸，北韓著名史家樸殷植評論道：
“蓋據八月之變（乙未事變）而論之，金弘集以首相特與聞而不能讨賊者，坐之以此，固無辭為解，而若加以主謀之犯者，不特伊之不服，亦舉世之人悉其枉，今殺此人而曰複仇，可乎？”
意思就是金弘集确實有過錯，但是被說成是最大的罪人絕對是冤枉，處死他根本就不是什麼為國報仇。
金弘集書法
到了現代，北韓稱他是一位“封建統治階級出身的革新官僚”、“有良心、先進的官僚”。
南韓史學界也對金弘集以肯定為主，認為他能力出衆，勤懇負責，推行開化政策，促進了南韓的近代化和社會的進步，是“愛國者”。
為什麼金弘集雖然和日本合作，卻沒有被半島視為賣國韓奸呢？
原因主要是以下幾個：
（1）當時北韓所面臨的危機非常深重，政權風雨飄搖，即使是再有能力的人，也不見得會比金弘集做得更好；
（2）金弘集擔任總理大臣期間殚精竭慮為改革，連家都不怎麼回，盡忠報國之态度十分端正，且絲毫沒有貪贓之舉；
（3）面對自己必死的局面，非但沒有和其它大臣一樣逃亡日本，反而決意以死明志，保留了最後的忠誠，可見其内心是坦蕩的；
南韓著名曆史學家李瑄根為金弘集的死感到惋惜，而他的一句話的話我認為也很貼切，即——“金弘集為列強角逐的祭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