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大秦滅亡屬于必然，但從技術的角度分析，始皇還是可以人為延長大秦的周期，那就是，堅持關中本位和打造第二政治中心。
首先，秦國能夠兼并六國是關中資源優勢的加持，包括經濟優勢和優質的兵源，這是秦軍能持續開拓的基礎，也是在統一之後始皇能夠保證關中大學營和皇權不受六國殘餘勢力沖擊的底氣。
隻要大秦能夠始終維持自身的資源優勢，那麼局勢就不至于惡化，即使關東出現變局，大秦也能維持關中的穩定進而東出函谷處理危機。
也就是說，隻要堅持關中本位，維持大部秦軍鎮守關中的格局，那麼秦國就能保證本土安全并有多餘的力量解決關東問題。
但始皇在統一之後接着就對百越用兵并大力開發嶺南，導緻關中的資源逐漸被抽空，為什麼陳勝部将周文能夠輕松打進關中，就是因為關中的空虛，這是自孝公之後秦國本土第一次被六國勢力攻入。
看看大秦廟堂當時的反應，簡直就是手忙腳亂，要不是章邯及時挺身而出，将修築骊山陵的刑徒組織起來臨時組建了一支軍隊，暫時解決了生存危機并東出函谷剪滅魏咎、項梁等群雄，大秦可能亡得更快。
這就說明，秦國當時連本土安全都不能保證，更不能奢求經略天下，原因就是，始皇放棄了關中本位，在開拓嶺南和經略北境的過程中将關中抽空。一旦始皇駕崩，其個人威勢不能再繼續維持脆弱的穩定，那麼危機馬上就會出現。
讀史的人總是在糾結為什麼子嬰就不能借助關中的地利守住大學營，維持統一之前秦國獨霸關中的格局，是以還給子嬰打上了“庸人”的标簽，說這個人啥也不是。關鍵是子嬰也難，本來就沒有什麼人，完了章邯還率領僅有的秦軍成建制投降了項羽，在無兵可用的情況下，地利根本就不能發揮作用。
等于是始皇自己給大秦挖坑讓子孫後代跳了進去。
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分析，不僅始皇要堅持關中本位，二世、三世甚至更長的時間内，秦國都要堅持關中本位，直到大秦完全消化六國故地、消弭所有沖突并形成統治慣性。
這樣看的話，始皇急着開拓嶺南根本就是一張錯牌，在危機四伏的情況下透支了家底。這和北境的問題還不能相比，匈奴是肘腋之患，而嶺南則完全可以由二世、三世或者四世之後再打這張牌。
統一之前，秦國需要聚集力量，統一之後，秦國更不能出現力量分散的狀況，因為守江山的難度本質上是要比打江山更難的。
在堅持關中本位的同時，始皇還可以着手打造第二政治中心。在統一之前，鹹陽作為秦國政治中心可以覆寫關中及周邊地區，但在統一之後，鹹陽對于整個天下就有點力不從心了，因為當時的交通條件畢竟有限，即使是在始皇修築了馳道、直道、新道的情況下，鹹陽依然對齊國、楚國、燕國、嶺南這樣的邊遠地區鞭長莫及，無法對邊地發生的變局做出最快速的反應。
這個時候，秦國就非常有必要在關東打造第二政治中心以加強對六國故地的控馭。這不是為難始皇，因為他有曆史經驗可以借鑒，西周當時就是這麼做的，周公在以鎬京為都的同時在洛陽打造了第二政治中心，就是在保證大學營安全的情況下鉗制四方諸侯。
西周實行的是兩京制 圖源/劇照
而且，關東的地理面積本來就比關中大，始皇就更有必要在關東打造一座新的國都以同時解決軍事、政治、文化問題。完了始皇再以宗室領銜經營其地，這樣就能在出現危機時保證關中有一個大的戰略緩沖空間。
即使如此，秦國對齊國、楚國這樣的邊遠地區的統治力依然薄弱，這個時候，始皇最好的辦法就是分封皇子為藩王，以藩鎮的形式來治理其地。
這樣，秦國本質上就有了三個層面的政治中心：關中本位、洛陽為副、藩鎮為輔，完全可以填補統治盲區，解決秦國本土官吏不足的問題，形成對全天下覆寫的格局。等到真正形成天下一盤棋的格局之後再進行削藩。
但始皇既沒有參考西周的做法，也沒有聽取王绾等人分封皇子的建議，而是采取建立流動政府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說實話，關于大秦存在的問題始皇心裡是門清，是以他就采用持續性的大巡遊建立流動政府來鎮撫六國故地，就是，鹹陽一套班子，始皇自己再帶一套班子。
但這樣做是有明顯的弊端的。首先就是資源的過度消耗。始皇每次巡遊，都會調動天下的神經，一系列資源都要向他的車隊彙聚，這樣肯定會造成資源的極大消耗。為什麼後世的皇帝很少進行大巡遊，原因就在這裡。
可是即使如此，始皇依然不能解決所有沖突，因為，在關東廣袤的土地上，他根本無法做到同時兼顧，隻能解決他所處的地方的問題。
而且，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常年進行大巡遊是一件極其耗費心力的事情，始皇作為創業皇帝能夠忍受艱苦條件，二世和三世不一定就能堅持了，胡亥在即位之後清楚的知道大巡遊對于穩定帝國的作用，可他也隻是象征性巡遊了一次就躲進鹹陽宮不想出來了。
就是這僅有的一次巡遊，胡亥還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為了證明自己繼位的合法性。
這樣看的話，始皇就太有必要在關東打造第二政治中心，同時在楚國、嶺南這樣的邊地分封藩王來鎮守。如果二世、三世能夠堅持适當的大巡遊，那就更完美了。
如此，任何地方出現動亂，大秦都能做出最快速的反應，還能保證在發生危局時有人來勤王。
而且，這樣還能解決經濟和文化問題。如果始皇在關東建立了第二政治中心，那麼七國之間的文化就能更好地進行交流，而且，藩王們還可以将大秦先進的生産技術帶到邊地，促進嶺南等邊遠地區的開發，一舉多得。
另外，兩京制還能培養儲君組建自己的班子，提前為接班做準備。比如，始皇可以自己坐鎮洛陽，完了讓鐘意的皇子坐鎮鹹陽，形成創業皇帝威懾關東，儲君在關中本地提前适應的格局。
完全不用擔心在權力更疊之際可能出現的亂局。
當然，在堅持關中本位和打造第二政治中心的同時，始皇如果能打好繼承人這張牌那就更好了。
本質來說，堅持關中本位也就是維護大秦勳貴的利益，如此勳貴才能為保衛大秦出力。但這裡邊有個問題，就是，始皇的兒子們都沒有軍功，無力駕馭勳貴，将來極易發生對勳貴的清洗，自斷臂膀，胡亥即位之後誅殺蒙氏兄弟就是證明。
如果想避免悲劇，保證皇帝和勳貴的通力合作，始皇最好的辦法就是選擇和勳貴利益高度綁定的皇子，而扶蘇明顯符合這個條件，他和蒙恬以及長城軍團本質上是一體的。
隻有勳貴不缺席大秦的統治，同時他們的利益能夠得以保證，那麼這個群體就能保衛大秦，進而解決關東的亂局。
勳貴決定了大秦的命運 圖源/劇照
想想，陳勝吳廣起義之後，假設蒙恬、蒙毅、馮劫、馮去疾、李斯這些人都在，大秦何至于那麼快就分崩離析。
畢竟，在軍事層面，蒙恬這樣的人才是專業人士，且有實戰經驗的加持，當時的沛公劉邦在他們面前還明顯屬于國小生的水準。
當然，如果當時大秦有藩王，始皇又在關東打造了第二政治中心，那麼關東群雄就更激不起什麼浪花了，直接就會被就近的力量給撲滅。
除了這些，大秦在意識形态領域還處于空白狀态。為什麼大澤鄉起義之後，秦國在地方上的官吏都成了造反的主力，原因就是意識形态的缺位，大秦官吏根本就沒有忠君思想。
以吏為師隻有在太平無事的情況下才能發揮其高效性，但在危機出現之後，這樣的高效性也能轉化成滅亡大秦的動能。
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就是這個道理。
不過這一點也有點為難始皇了，畢竟他當時還沒進化到什麼問題都能預判的地步，直到漢武帝時，意識形态的空白才被填補，漢武帝用董仲舒以儒家學說建立起了一套服務價值觀的體系。
但是，沒有打造第二政治中心卻絕對是始皇的失誤，因為他有曆史經驗可以作為參考。
後世的曆代王朝就充分吸收了大秦滅亡的教訓，都會打兩京制的牌甚至多個政治中心來解決問題。比如，隋唐都以洛陽為第二政治中心，元朝以上都和大都同時兼顧草原和中原兩大勢力。
而且，隋唐都能堅持關隴本位，忽必烈能夠堅持草原本位，清朝始終以八旗為主力，都是吸取秦亡教訓的具體表現。
大秦最大的作用就是，建立了大一統的制度，完了又給後世提供了經驗教訓，避免後世繼續踩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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