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農業平台：下一個農業風口

筆者認為在目前國情下，服務規模化是中國實作經營規模化的主要方式，随着農業社會化服務興起，傳統以小農戶為主的農業生産經營活動将逐漸轉變為社會化服務組織。交易對象發生變化、産業重新分工，産業鍊也将進行重構，而數字農業平台迎來發展機遇，同時也面臨着挑戰。

本文中，筆者将數字農業平台（Digital Agriculture Platform）了解為融合了數字農業（Digital Agriculture）、精準農業（Precision Agriculture）等概念，面向生産經營者的服務平台，提供農業資料采集、決策支援、大資料分析等服務，甚至延伸至上遊的農資采購等和下遊的産銷對接等。

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興起

第三次農業普查資料顯示，2016年全國農業經營戶20743萬戶，其中規模農業經營戶398萬戶，小農戶占比為98%，經營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70%。農業部資料顯示，截至2020年6月底，全國依法登記的農民合作社為221.8萬家，截至2019年年底，全國家庭農場有85.3萬個。這意味着在目前中國國情下，想通過家庭農場等主體形式實作規模經營的路子走不通。而筆者在《社會化服務組織：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未來？》一文中提到，在中國農業勞動力、土地制度等的限制下，中國農業呈現出零碎化、兼業化等特征。相比于通過土地流轉實作的經營規模化，通過服務規模化更能适應目前小農戶為主的國情。《農業農村部關于加快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指導意見》指出：

大國小農是基本國情農情，人均一畝三分地、戶均不過十畝田的小農生産方式，是大陸農業發展需要長期面對的基本現實。這決定了大陸不可能在短期内通過流轉土地搞大規模集中經營，也不可能走一些國家高投入高成本、家家戶戶設施裝備小而全的路子。目前，最現實、最有效的途徑就是通過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将先進适用的品種、技術、裝備群組織形式等現代生産要素有效導入小農戶生産，幫助小農戶解決一家一戶幹不了、幹不好、幹起來不劃算的事，豐富和完善農村雙層經營體制的内涵，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有機銜接，推進農業生産過程的專業化、标準化、集約化，以服務過程的現代化實作農業現代化。

政策檔案的相關判斷反映出目前政策大力支援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内在邏輯。近幾年農業社會化服務在不斷加碼的政策支援和中央财政資金投入下取得較快的發展，資料顯示，截至2020年全國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數量超過90萬個，農業生産托管面積超16億畝次，服務帶動小農戶7000萬戶，農業社會化服務興起。

産業分工下的産業鍊重構

服務規模化充分展現了規模經濟效應，在服務規模化的程序中，傳統以小農戶為主的農業生産經營活動将逐漸轉變為社會化服務組織。交易對象的變化、産業分工重塑的趨勢下，傳統的以銜接小農戶而形成的投入品供應、流通、銷售等環節舊有模式勢必發生新的變革。

這種變革主要展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在上遊投入品供應環節，社會化服務組織依靠規模集采以及直接向終端的服務的優勢，對傳統投入品流通體系造成沖擊。以農藥為例，傳統的小農戶的農藥主要從農資店購買，其後植保服務逐漸興起，在其效率、價格、安全性等優勢下，植保服務得到廣泛的采用。農藥的流通也受到挑戰，小農戶無需購買農藥，隻需購買植保服務，傳統農藥流通鍊條從“經銷商—農資零售店—農戶”開始轉變為“農藥企業/大型經銷商—植保企業”。

在生産、加工環節中，社會化服務組織經營規模擴大，對先進技術、智能裝備等采用需求更強，同時對延伸産業鍊，涉足加工的動力更足。2021年一号檔案提出“把産業鍊主體留在縣域,讓農民更多分享産業增值收益”，社會化服務組織将成為“産儲加銷”一體化的主要載體。

在下遊流通消費環節，傳統小農對接經紀人、運銷商的多層流通網絡逐漸轉變為直接對接大型分銷商、終端零售企業等，流通環節将顯著減少；同時随着下遊訂單集約化的發展趨勢、産地直采的意願也來越強。在這兩種合力之下，農産品流通模式也将發生巨大改變。

農業數字平台的機遇

農業服務規模化能展現農業規模經濟效應，另一方面，在規模化經營下對農業生産作業、經營管理等方面要求更高，筆者據此判斷服務規模經營主體的農業數字平台的機遇也将來臨。國外相關平台發展曆程可供參考：

在生産端，國外圍繞農場生産經營管理決策湧現出一大批數字農業平台，他們為農場提供農場管理系統（FMS）、資料內建決策、資訊咨詢等服務，代表企業有Farm Edge、Easy Farm、Exact Farming等。還有為農戶提供農資采購、市場資訊、銷售等服務，代表企業有FBN、Agro.Club等。

在上遊，農化、農機企業正在延伸價值鍊，從傳統生産資料、産品供應轉向提供農藝決策、金融等更多服務。典型代表有拜爾、先正達、巴斯夫、約翰迪爾等。例如拜爾不僅僅提供農化産品，拜耳Climate Fieldview平台與全球涉及航空成像、金融保險、土壤分析等領域的70多個平台建立合作夥伴關系。

在中下遊，傳統加工貿易企業也不甘落後，通過投資、并購等方式搭建數字農業平台，與農戶建立更緊密的聯系，同時延伸價值鍊，向經營者提供農資供應、金融等更多服務。典型案例如翺蘭國際。OLAM希望通過建立平台将成千上萬的農民與公司連接配接，去掉中間層層的中介和投機者，引進新技術和解決方案，以測試和提高産品品質，實作完全的可追溯性、智慧物流等。同時，OLAM也在Digital Origination項目中試圖通過農民負責人和收集中心網絡向農戶提供作物投入、金融産品、保險和其他服務。

可以預見，農業生産經營将發生巨大的變革，數字農業平台将起着巨大的作用，而社會化服務組織将成為農業生産數字化的主要載體。對數字農業平台而言，一方面市場需求空間潛力巨大，盈利模式較為多元，筆者粗略梳理目前市場主要的盈利模式有：軟體服務費用、傭金費用（幫農資企業銷售農資等）、資料服務費（為保險等機構提供資料等）、經營分成等；另一方面，意義更大的是在服務過程中社會化服務組織可以積累大量關于環境、生産作業等相關資料，湧現更多的應用場景，例如FBN（Farmers Business Network）依據其廣泛的會員網絡，釋出了玉米、大豆種植面積報告，為傳統統計手段做出了補充；拜耳的數字工具Seed Advisor為種子經銷商提供了一種可預測的模型，将行業最大的專用種子基因庫與區域種子性能資料相結合，幫助預測種植者田間表現最佳的雜交品種…..這也是産業鍊上、下遊企業紛紛涉足農業數字平台原因之一。大資料時代，誰控制了資料，誰就掌握了主動權，數字農業平台直接服務于生産者，在采集農業資料上更有優勢。

面臨的挑戰

數字農業平台的前景廣闊，而如今國内針對社會化服務組織的解決方案尚在起步階段。筆者認為中國數字農業平台主要面臨幾個問題：1）硬體成本高、技術落後。例如作為基礎的傳感器，目前中國農業傳感器存在硬體成本較高、技術落後等問題；2）規模小、數量少、付費意願不足。目前中國合作社、家庭農場整體數量少、經營規模小，這對數字農業平台而言缺乏市場基礎，同時在付費意願上，中國農業經營戶對軟體的付費習慣還需要培養......

但筆者認為以上問題隻是短期的，例如在市場培養方面，前期可以以政府項目資金、服務采購的方式進行推廣，讓小部分規模主體用上，企業在擷取利益的基礎能進一步研發投入，提高技術水準，技術水準的提高又能提高服務水準，而服務水準的提高又有利于市場推廣，市場的擴大會形成規模經濟，硬體成本下降......整體形成正向增強回路。

雖然在目前國外農業技術、數字化水準均領先于中國，而受制于環境的差異（土地規模、教育水準、付費意願等）、資料安全日益敏感等問題，國外農業數字平台向中國拓展業務較為少見，國内數字農業平台目前面臨着發展視窗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