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蒸汽輪船出現以前，人類要出海貿易，必須利用季風和洋流。
人類能去哪裡，要看季風和洋流去哪裡。
大西洋的季風和洋流能貫通歐美非洲，是以歐洲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人漂到北美洲捕撈鳕魚，到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更是發展出歐美非三角貿易，開啟了殖民世界的時代。
而東亞的季風和洋流分兩路，一路是橫渡太平洋到美洲，另一路是到東南亞。
但是在人類認知不發達的年代，想橫渡太平洋到完全陌生的美洲，顯然是天方夜譚，基本不可能做到。
于是中國商人出海貿易，最佳選擇便是利用季風和洋流到東南亞，然後做為中間商，要麼收購貨物運回中國販賣，要麼轉賣給阿拉伯商人，讓這些阿拉伯商人做二手中間商，把商品賣到歐洲。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商人在唐宋年間，便開始在東南亞地區活動。
宋朝學者朱彧在《萍洲可談》裡說：“北人過海外是歲不還者，是謂住番，并有十年不歸者。”
所謂住番和十年不歸，其實就是中國人移民東南亞了，不過那時候中國的人口較少，移民數量不大，這些移民基本和土著女性結婚生子，融合到東南亞土著人口中了。
到了明朝中後期，随着大航海貿易的程序，華人移民東南亞的速度開始加快。
1596年，荷蘭人到爪哇時就發現：
“中國人村莊有很精美的住宅，村落用結實的栅欄圍起來。中國人多是商人，但也有中國人是種植胡椒和水稻的農民。”
農商結合，華人移民在東南亞生活的很滋潤。
19世紀，全世界人口大爆發，中國人口也飙升到4億。
人口數量暴增，土地數量的增長卻有限，不可避免地出現“人多地少”的沖突，于是中國人開始自己找出路。
北方人靠山吃山，有的拖家帶口去東北“闖關東”，有的去“走西口”做生意，福建和廣東人則靠水吃水，離開故土“下南洋”去了。
由于福建和廣東的移民人口數量龐大，他們到了東南亞以後，不必再和先輩們一樣改名換姓，而是根據祖籍地域聚居在一起，分成潮汕人、廣府人、閩南人、客家人等等，建立起大量華人農村。
于是呢，東南亞的華人移民開始家族化和鄉土化，繁衍出近代東南亞華人這個龐大的群體。
二、
華人移民東南亞以後，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逐漸形成穩定的人際關系和貿易網絡。
歐洲殖民者也發現了這一點，開始利用華人。
因為歐洲殖民者是帶着槍炮而來的，能征服東南亞國家的土地和民族，但由于人口太少，治理起來就比較困難，想做為殖民地進行經濟剝削更是難上加難。
要達到目的，歐洲殖民者必須尋找盟友，一起發财的同時，順便做他們的白手套。
華人穩定的人際關系和貿易網絡，正好契合了歐洲殖民者的需求，屬于拿來就能用的趁手工具。
歐洲殖民者尤其滿意的是，相比東南亞土著來說，華人也是人口稀少的群體，隻有社會關系卻沒有社會基礎，和華人結盟根本不怕華人背叛，甚至反客為主在背後捅刀子。
而華人移民是求财的，也需要強硬勢力的保護，并且提供安全的經商環境。
于是雙方一拍即合。
有槍炮的歐洲殖民者，成為東南亞地區的最高層，有社會關系的華人，成了東南亞地區承上啟下的中層，那些原生的土著則階層掉落，成了東南亞地區的最低層。
至此，東南亞地區基本形成泾渭分明的社會結構。
既然是結盟，肯定有具體的分工，總體來說，歐洲殖民者向華人配置設定了貿易中介權和包稅權。
以印度尼西亞為例。
華人利用人際關系和貿易網絡，一方面低價向土著收購農産品，然後轉賣給荷蘭殖民者，供其運回歐洲銷售，另一方面購買荷蘭和其他歐洲殖民者的工業品，然後轉賣給土著居民。
這樣在兩頭買賣，價差便是華人的利潤。
包稅權是荷蘭殖民者對各種稅收和專賣，采取招标承包的辦法，給出價最高的商家承包，但在實際招标的過程中，華人基本是唯一的投标人。
于是印度尼西亞各地的農業稅、商業稅、進出口稅、賭場稅、鴉片稅等等，都由華人承包下來，按照中标的數額上交荷蘭殖民者，剩下的便歸自己所有。
理論上，承包稅收是正經生意，但在實際操作的時候，包稅人想賺到豐厚的利潤，必須用一切手段壓榨，才能在納稅人身上榨到足夠的油水，滿足上層殖民者的名額，也滿足自己的利益。
于是在印度尼西亞，實際上形成荷蘭殖民者和華人越來越富、土著居民越來越窮困的局面。
東南亞的其他國家也差不多。
是以在1804年的時候，馬來西亞的華人有五六千，其中一半的人有房産土地等産業，即便是從事捕魚、農業、木匠等職業的華人，也能在市場上得到豐厚的收入，遠超同層次的土著。
到了1900年左右，越南華人幾乎壟斷了大米和日用消費品的流通，資本總和相當于越南零售業的三分之二，而印度尼西亞的華人壟斷了制糖業，他們開辦的糖廠占印尼所有糖廠的95%以上。
殖民者之是以願意讓渡利益，主要原因是轉嫁沖突。
因為向華人讓渡了利益，殖民者便不用髒自己的手，穩固統治賺取利潤的同時，還可以向土著表達一種意思：“你們過的這麼慘，都是華人剝削導緻的，和我們沒關系。”
在這樣的配置設定模式下，有些土著對華人的感官并不好。
不過歐洲殖民者才是東南亞地區的唯一統治者，華人和土著都屬于被統治階層，屬于同病相憐的階級兄弟，是以在整體族群的概念上，土著和華人的關系也不差。
也可以說，在歐洲殖民者統治時期，土著和華人的階級問題，掩蓋了經濟問題。
三、
二戰結束以後，東南亞各國的局勢發生了大變化。
随着反法西斯戰争的勝利，第三世界的國家和人民受到鼓舞，出現強烈的反殖民浪潮，于是英法荷等歐洲殖民者的殖民地被拆分，傳統的殖民勢力表面上退出東南亞，東南亞各國獲得表面上的獨立。
國家獨立了，但取代歐洲殖民者做統治者的，自然不是人口占少數的華人，隻能是人口占多數的土著民族。
那些東南亞的國家，原本是三角型社會結構，歐洲殖民者是統治者，華人和土著是被統治者，現在随着歐洲殖民者的退出，三角型社會結構變成華人和土著的二進制型社會結構。
這種社會巨大變化的後果，便是華人和土著的階級友誼破裂，轉化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
而華人做為被統治者，偏偏還掌握了大量的社會财富，其規模遠比20世紀初期更龐大。
在菲律賓，華人控制了零售業的40%、米業的80%、煙草業的70%、金融業的80%，資本占菲律賓資本總額的20%。
在馬來西亞，華人壟斷了銀行、百貨、旅館、劇場等服務性行業，擁有四分之一的橡膠産業，此外華人的外貿額占馬來西亞外貿總額的80%。
在泰國，從對外貿易到農村零售，幾乎都掌握在華人手中，七大銀行有五家是華人的。
在印度尼西亞，華人經營的商業機構有19萬家，遍布鋼鐵、水泥、金融、農業、紡織、餐飲等領域，是極其重要的一支商業資本力量。
掌握了這麼雄厚的資本，華人的人口是多少呢？
很少，普遍不到各國人口的5%，更有甚者隻有1%的人口規模。
華人這麼少的人口，這麼雄厚的資本，還是被土著民族統治的群體，簡直就是小兒懷金行于鬧市，招人恨啊。
于是東南亞各國為了重塑國家的民族性，也為了重新配置設定社會财富，便不約而同的推出限制華人商業、扶持土著資本的政策。
菲律賓出台一些列菲化法律，規定公共菜場隻有菲律賓人才能營業，強迫華人商販退出菜市場，新成立的銀行董事會必須有三分之二的菲律賓公民，外僑進口商必須将一半貨物平價轉售給菲律賓商人。
印度尼西亞推出“堡壘政策”，禁止華人在縣以下地區經商，将華人用數百年建立的貿易網絡連根拔起，導緻數十萬華人失業。
這些東南亞國家的政策，基本都是針對華人的。
而且由于華人以中文為紐帶，組建起非常多的社團和幫派，東南亞國家在限制華人經濟規模的同時，也出台限制華文學校的政策，不允許華人說祖先傳下來的母語，準備一舉拆分華人的人際關系。
是以二戰結束後的20年間，除了極少數上層富豪以外，東南亞的大部分華人都被欺負的非常狠，慘淡經營罷了。
四、
就這樣到了20世紀60年代，那些東南亞國家也折騰的差不多了。
正好美國卷入越南戰争的漩渦，為了友善就近擷取戰争物資，也為了轉移國内的落後産業，便開始向越南周圍的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進行産業轉移。
這些東南亞國家，順利坐上經濟直通車。
但美國進行産業轉移是一回事，東南亞的國家能不能接住是另一回事。
這些國家的上司人看了一圈發現，華人的經濟基礎不錯，人又勤勞肯幹，想接住美國的産業，還得依靠華人啊。
此外，以美國為首的外資進入東南亞國家，首選也是和懂經營的華人資本合作，合資開辦工廠或者跨國公司的子公司。
于是被打壓拆分了二十多年的東南亞華人，在六十年代後期又重振旗鼓，成為二戰後新政權的輔助階層，以及國際資本和東南亞國家的中介人。
在這樣的背景下，郭鶴年等華人富豪，在原有的經濟基礎上逐漸崛起，進入世界富豪的第一梯隊。
當然了，既然是和新政權合作，那麼出現商人和政客勾結的事，也是在所難免的，因為不是這篇文章的主題，我們就不多說了。
不過凡事都有兩面性。
一方面是華人重新占據了相當份額的經濟産業，那麼做為東南亞國家的少數人口，顯然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曆史已經給過教訓了。
于是那些在曆史的程序中經商成功的富豪，不再和前輩們一樣，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而是借助經濟全球化的東風，在世界各國布局産業，打爛了一坨還有另一坨，随時可以潤。
比如郭鶴年的産業就不都在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中國、印尼、澳洲等國家，都有他的産業。
至于中下層華人，基本都是三四代移民了。
他們對大陸祖籍的記憶已經模糊，為了避免可能到來的危險，便加入居住國的國籍、改信伊斯蘭教和天主教、學習英文和方言等等，主動開始民族融合。
另一方面，沒有徹底同化卻又被認為富可敵國的華人，在某些國家遇到社會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時候，便又成了政府轉移沖突的工具，而受害者幾乎都是經濟實力不強的中下層華人。
于是在二十世紀後期，東南亞國家的反華運動屢次爆發。
規模最大的有兩次。
八十年代後期越南驅逐百萬華人，造成華人多年積累血本無歸的悲劇，九十年代後期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重創，印度尼西亞的民怨沸騰，政府便挑動排華，導緻數十萬華人慘死。
華人原來是歐洲殖民者轉移沖突的工具，現在成了東南亞國家轉移沖突的工具，真是應了那句話：
民變在即，便掠之于商。
從這個意義上講，東南亞華人的命運，和猶太人是一樣的。
五、
曆史上猶太人的命運悲慘，除了放高利貸遭人恨以外，最大的問題是，猶太人的背後沒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東南亞的華人總是被針對，本質上也是因為背後沒有強大的祖國支援。
1740年的時候，印度尼西亞爆發屠殺萬名華人的“紅溪事件”，荷蘭殖民者擔心影響東印度公司和中國的貿易，便在第二年派遣使者和中國修好。
乾隆皇帝卻說：“莠民不惜背棄祖宗廬墓，出洋謀利，朝廷概不聞問。”那意思就是，這些人不是中國的耗材，你們殺就殺了吧。
東南亞華人做依附于歐洲殖民者的中介商，實在是逼不得已，沒辦法，但凡清朝給力一些，東南亞就是華人的天下了。
是以東南亞的華人也清楚，祖國強大，自己才有地位。
近代中國淪落，東南亞華人很有危機感，紛紛出人出錢支援祖國。
比如抗戰剛爆發，陳嘉庚便成立“馬來西亞新加坡華僑籌赈祖國傷病難民大會委員會”，親自出任主席，籌款1000萬新加坡币，送回大陸支援抗戰。
到了改革開放的時候，東南亞的華人富商紛紛回國投資，帶來大量外彙和産業，這裡面肯定有分散危機的意思，但回報祖國的情懷，肯定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老一輩華人其實是熱愛祖國的。
現在中國的國力起來了，對東南亞那些依然熱愛祖國的華人，肯定也是有力的支援，等将來中國走向世界的時候，這些東南亞華人也是一支重要的統戰力量。
到時候祖國和海外華人一起進步，總不能辜負了他們這麼多年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