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時評】馬斯克收購推特沖擊美精英統治

本文作者：嚴诤

導語：美國特斯拉（Tesla）CEO馬斯克（Elon Musk）收購推特（Twitter）反映了統治美國的精英階層内部的鬥争。消息傳出兩周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由建制派把控的喉舌媒體，連篇累牍地從各個角度就此舉對所謂民主體制的危害性展開大批判，傑夫·貝索斯和比爾·蓋茨等與民主黨關聯密切且控有媒體平台的大資本家們輪番出鏡警告，特斯拉與華關系也被列為潛在罪狀。

美國《新聞周刊》（News Week）5月2日刊文稱，美國論壇網站“Reddit”前CEO鮑康如（Ellen K. Pao）在億萬富翁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擁有的《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刊文，呼籲政府監管推特收購，防止富人控制交流管道。美國新聞網站“Axios”則稱，馬斯克“越來越像電影大反派”。這些言論與其說是媒體人和文化人的哀号，不如說是精英之間鬥争的幌子。縱觀西方曆史，精英統治是不變的常态，這也是意大利社會學家羅伯特·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所指的“寡頭統治的鐵律”。在各種組織中，“精英階層”往往會使用其技能、資源和權力，将自身與普通群體區分開來，而這種動态模式同樣适用于由公衆組成的民主社會。精英階層可能與某個政黨的民主使命相悖，但沖突的是，由于普通群眾沒有手段、時間和能力監督民主體制的日常運作，如果沒有精英階層對關鍵機構加以控制，民主政治将無法運作。是以，精英統治不可避免，但公衆可以采取行動讓自己免受寡頭統治的危害，現實的辦法便是由精英來對抗精英。

現階段美國精英對馬斯克收購推特的反應，類似于曾經的英國對北美大陸殖民地領主的反應，前者要求後者注意自己的地位和說話方式。精英之間的權力鬥争危及言論和思想自由，因為現任統治階級會緊密團結在一起，将後起者拒之門外，并在媒體盟友的幫助下占據叙事主導權，将後起者對現有狀态的威脅歪曲為對大衆的威脅。如此一來，後起者對于現任統治者發起的權力挑戰演變成了公共危機。

值得注意的是，現任統治精英階級所使用的“民主”一詞僅指既定的政治秩序，即極度寡頭政治，而非理想化的公衆參與式治理體系。推特等媒體平台通過選擇性推送使群眾的精力和注意力與現任統治精英階級利益保持一緻，這類平台不再僅僅是一家私有企業，而是成為了一種控制資訊的工具。對于一個通過内容審查來維持謊言的政權而言，控制資訊管道對于集中權力至關重要。

（圖檔來源：網易新聞網）

推特曾以各種借口封殺部分使用者，因為其所發内容違背現任精英統治階級控制群眾思想的原則。美國國土安全部（DHS）還在馬斯克收購推特後宣布成立“虛假資訊治理委員會”（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重點打擊所謂“錯誤和虛假資訊”，這是美國政權在面對潛在威脅時控制資訊管道的又一方式。文章最後稱，對美國現任統治精英不滿的群眾可能無法逃避精英階級的存在，但群眾至少可以與更符合其利益的人站在一起，幫助後者斬斷現任統治階級的權力鍊，并精心打造一種更适合美國群眾的政治秩序。

馬斯克收購推特在美掀起軒然大波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從推特較小的盈利能力和滞後的産品創新能力來看，各方關注的不是一樁商業收購案，而是一場具有象征意義的政治事件；對立各方争奪的也不是一家公司，而是對公共輿論場的控制權。這種争奪的背後，是在更廣闊的背景下，美國公衆與長期以來控制國家機器的精英階層的對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建制派如此大動幹戈，卻無法用其掌控的輿論大軍阻止收購，且大多數公衆在這個問題上站在了精英階層的對面，認為讓馬斯克控制網絡媒體平台比讓政客們控制更安全，這揭示了雙方對立的深度和廣度。顯然，對美國精英階層權力合法性的質疑不僅來自公衆，也來自精英階層内部和幕後資本。在美國現有體制下，公衆對精英的反抗必須由新的精英群體代表其實施，也必須得到操縱精英的資本的認可。考慮到這一點，公衆不滿、精英代表和資本意見的同時出現，讓大變革出現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大。近日，與馬斯克收購推特案同樣具有象征意義的另一件事是，《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一書作者、新一代反建制代表人物J.D.萬斯（James David Vance）5月4日在俄亥俄州聯邦參議院的共和黨初選中勝出，如果他能在今年年底的中期選舉中順利當選，政治前途将不可限量。

其次，推特收購案從一個側面展現了美現任精英階層所陷入的悖論。當整個世界都在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候，處于相對衰落期的美國也面臨巨大的内部變動。自特朗普2016年當選總統後，美國國内政治光譜急劇變幻，各種勢力重新排列組合。由于兩黨輪流代表不同資本勢力執政并操控國家政權的難度加大，導緻兩黨建制派在拜登上台後迅速合流。他們背棄了通過變革解決美國國内問題的承諾，一方面利用媒體控制權壓制不同聲音，另一方面則共同選擇了“内病外治”的老一套方案，即企圖将國内沖突外溢到國際關系中，通過制造世界大戰和全球金融危機來解決國内問題。于是，沙利文和布林肯等來自民主黨的自由幹涉主義者，與當年發動阿富汗戰争、伊拉克戰争的新保守主義分子迅速苟合，俄烏沖突就此引爆。但建制派同樣面臨兩個難題，一是社交媒體的興起導緻公衆意見更難壓制，特别是在治理無力、觀念極化的狀态下，左翼進步派和右翼保守派擁有非常穩固的支援者群體；二是世界格局的變化導緻沖突外引的後果變得更不可控，特别是在美實力下降後，對中俄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打壓遏制會給美自身帶來更大的副作用。為解決這些難點，建制派隻能加大賭注，采取超規格且破壞其自身規則的行為達到目的，如對特朗普的社交媒體封殺和對俄開展史無前例的金融制裁。但這些舉措帶來了更深層的問題，即規則的崩壞。與拜登相比，選擇相信社交媒體平台算法的特朗普和認為SWIFT中立的普京，反倒更像是守規矩的一方。美國當權者維護統治的悖論在于，必須通過破壞已有規則的行動，在其國内外重整所謂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但問題在于，他們的合法性是由這些規則所賦予的，這就導緻公衆感到此前擁有的賦權權力受到威脅，而更重要的是，控制美國政治的壟斷資本也會感覺控制權受到威脅。是以，馬斯克在俄烏沖突後提出收購推特恐怕并非心血來潮，作為資本推出的代言人，此舉也不僅僅代表其個人喜好。馬斯克所要求的言論自由，既有為公衆奪回基本權利的表層含義，本質上也是資本要收回對言論自由的定義權，進而收回現任精英階層自以為可以随意使用的輿論控制權。當然，美國政治背後的資本勢力也是錯綜複雜的，各路資本利益并不完全一緻，這就導緻了目前的争論和鬥争，拜登政府不敢直接否決收購案，隻能通過所謂“虛假資訊治理委員會”加以節制，而這隻會進一步加劇沖突。

最後，推特收購案還預示着網際網路治理領域正在醞釀新一輪沖擊波，即更加錯綜複雜的變革思潮與技術革新下的輿論治理環境。網際網路媒體平台既是讨論治理合法性的内容平台，其本身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也是對治理合法性的一種诠釋。美對輿論控制權的争奪主要在内部，表面上是現任精英階層與公衆的鬥争，本質上是資本控制的不同精英群體之間的争鬥，公衆與資本的利益在根本上并不一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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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以人興，政以才治。太和智庫，關注時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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