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曾伯壺銘文“壺章”考

摘要：湖北京山蘇家壟曾國墓地新出曾伯壺銘文所見“壺章”一詞，主要涵義是指壺銘所彰顯的作器者功績（包括政治功績與自身德行）。結合彜銘與傳世文獻可知，東周時期青銅器“自我銘功”的功能逐漸凸顯。另外，五年琱生簋和琱生尊銘文中的“章”也應表抽象含義，指“君氏”之德行。

關鍵詞：曾伯壺；銘文；壺章

湖北京山蘇家壟曾國遺址第79、88号墓各出“曾伯桼”銘文青銅壺兩件，時代為春秋早中期。4件壺造型一緻，壺腹銘文共83字（含兩重文），内容相同，可與傳世曾伯桼簠（《內建》04631、04632）銘文對讀。《湖北京山蘇家壟遺址考古收獲》一文在公布考古資料的同時，亦刊有李零、李天虹等專家所作壺銘釋文[1]。其中“壺章”一詞的涵義，雖經學者探讨，但仍有可商補之餘地。我們在此基礎上略作闡釋，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曾伯壺銘文雲：“唯王八月，初吉庚午。曾伯桼哲聖孔武，孔武元屖，克逖淮夷。餘溫恭且忌，餘為民父母。惟此壺章，先民之尚。餘是是則，允顯允異。用其鐈鏐，唯其玄良，自作尊壺。用孝用享于我皇祖，及我文考。用錫（賜）害（匄）眉壽，子孫永寶。”其中“惟此壺章，先民之尚”兩句整理者無說。有學者指出，“章”讀為酒漿之漿，“尚”讀為“常”。“餘是”後面一字，讀作“抒”，訓為挹。整句話意思是：“酒壺這種東西，是先民所常用，我效法先民所用的酒壺所做的用來挹取酒漿的這個酒壺，實在很是特殊，很不相同。”[2]

按，此觀點可商。首先，壺漿、漿等詞先秦文獻有載，似不見“章”與“漿”相通例。金文中“漿”字寫作“”。西周早期尚盂銘文記載“歸柔鬱、旁（芳）鬯、”，其中“”字，李學勤先生讀作“漿”[3]，甚是。其次，從功用來說，青銅壺在兩周時期并非僅用作酒器[4]。如，寶雞竹園溝西周墓地M4出土随葬品中，“酒器有爵、卣、尊各一件，觯兩件，鬥一件，勺一件，所有酒器都放置在一方形漆盤内，漆盤已朽，僅能從殘存漆皮辨認出器形；水器有壺一件，盤一件，出土時壺在盤内”[5]。春秋早期紀侯壺銘文曰：“紀侯作鑄壺，使小臣以汲，永寶用。”（《內建》09632）春秋早期國子山壺自銘“盥壺”（《銘圖》12270）。可見，此時銅壺除了作酒器之外，還可作水器等用途。最後，這種了解于文意不合。壺銘的上文載：“曾伯桼哲聖孔武，孔武元屖，克逖淮夷。餘溫恭且忌，餘為民父母。”大意是說曾伯睿智勇武，治理淮夷，并溫和恭敬，堪為民之父母。顯然，這是作器者的自矜之辭，其重點在于強調自身品質，而非言壺之特殊。是以，此處若突然強調“壺漿”，則顯得十分突兀。

我們認為，“壺章”之“章”，如字讀即可，不必通假。沈培先生言及此銘時曾提及“章”乃“章明”之義[6]，有一定道理，然此處“章”似有所特指，不如徑直了解成壺銘所彰顯的功績。《國語·魯語上》“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章言“善有章，雖賤賞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韋昭注：“章，明也。”《國語·晉語四》“文公問元帥于趙衰”章言“以德紀民，其章大矣”，韋昭注：“章，著也。”兩處“章”意思相近。《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财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王引之《經義述聞》引王念孫語：“凡功之顯著者謂之章。’……‘使子孫無忘其章’，即上文所雲‘示子孫以無忘武功’，則‘章’者正章明功業之謂，非謂篇章也。”[7]皆可參。從銘文來看，此“章”不止包括具體功績（“克逖淮夷”、“為民父母”），還包括統治者自身的威儀、德行（“哲聖孔武”、“孔武元屖”、“溫恭且忌”），這兩個方面都是曾伯用來顯揚自身功績的重要表現[8]。

曾伯于壺銘所顯揚之“章”，乃“先民”之所尚。這裡的“先民”，金文未見，但觀之典籍，當具有特殊涵義。《尚書·召诰》雲“相古先民有夏”，《詩·小雅·小旻》“匪先民是程”，《詩·大雅·闆》“先民有言：詢于刍荛”，《詩·商頌·那》“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左傳》哀公十五年“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這些記載中的“先民”涵義類似，均非普通群眾，而是指民之賢者。曾伯壺銘文中，曾伯所列自身的文治武功、治國方略及德行，其背後所蘊含的價值觀念，正是“先民”所秉持、崇尚的，優秀統治者所擁有的政治品質。曾伯之是以要強調“壺章”乃“先民”所尚，一方面說明自身功績乃是繼承先輩所得，另一方面也有自比前賢、誇耀自身功績的意味。

“壺章”這一表述，其實展現出了東周青銅器銘文的新特征。結合其他彜銘資料與傳世文獻可知，東周時期青銅器“自我銘功”的功能日趨凸顯。《禮記·祭統》記載：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是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

依此記載，子孫在鐘鼎之器上镌刻祖先功烈，既顯揚孝道，又垂範後世。這更符合西周銅器的特點與功能。西周青銅器銘文中雖不乏作器者功績之記載，其重點卻在于頌揚宗族祖先，“祭器”的性質比較濃厚。到了東周時期，貴族在彜銘中多進行自我稱揚（如本銘通篇自矜之辭），原本用于誇耀祖先的溢美之詞被用于形容作器者自身，在這一過程中，青銅器“自我顯揚”的特征逐漸凸顯。《左傳》襄公十九年載：

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彜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

臧武仲在批評季孫作鐘行為時，提到天子、諸侯及大夫銘功的不同内容，這在當時社會未必如此嚴格遵行。但此記載反映出，春秋貴族群體盛行在銅器上銘功，镌刻内容包括“令德”、“言時計功”和“稱伐”等。又如《國語·晉語七》“既弑厲公，栾武子使智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章記載晉悼公任命魏顆之子令狐文子時稱：“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這裡魏顆的戰功被專門記于景鐘。青銅器的“銘功”功能到戰國時期更為明顯。戰國晚期中山王方壺銘文（《內建》09735）雲：

因載所美，昭犮（跋）皇功，诋燕之訛，以憼（儆）嗣王。……嗚呼！允哉若言，明犮（跋）之于壺而時觀焉，祗祗翼翼，昭告後嗣，唯逆生禍，唯順生福，載之簡策，以戒嗣王。

銘文顯示，作器者中山國君任用賢臣，在平定燕亂中立下大功，故而要立言于壺，使功烈彰顯，使時人觀之，使後繼者引以為訓。銘文中，“昭跋皇功”、“明跋之于壺”均指将其言著之于壺以顯大功。戰國早期羌鐘銘文“用明則之于銘”（《內建》00157）一句涵義與之相近。可見，傳世文獻和金文材料表明，著己功于銘乃當時的社會風尚。

綜之，曾伯壺銘文中“壺章”，乃是指壺銘所顯之功績。“壺章”及類似表述展現了東周青銅器“自我銘功”的新功能。這裡順便談一下五年琱生簋、琱生尊銘文中的兩處釋讀問題。簋銘曰“婦以壺告曰”，又說“餘惠于君氏大章”（《內建》04292），尊銘雲“召姜以琱生幭五尋、壺兩，以君氏命曰”，又說“餘惠大章”[9]。這兩處銘文所表達的意思應該相類。“以壺”之“以”，讀作“與”，贈予之義[10]。“婦（召姜）”為何要贈予琱生壺？當是因為壺上記載“君氏之令”故[11]。兩處“章”，學者多解為玉璋之璋，其實此時“君氏”已去世，琱生似不必要回贈玉璋。這裡的“章”，乃由“君氏”所惠及琱生，和曾伯壺銘文中的“章”一樣，乃表抽象含義，似指“君氏”之德行[12]。

附記：小劄于2018年初寫成、投稿。後讀到沈培先生（《新出曾伯壺銘的“元屖”與舊著錄銅器銘文中相關詞語考釋》）與蔣文先生（《據出土及傳世文獻說上古漢語中“繼承”義的“序/叙”》）文章中對此問題有所涉及，思路與本文近是。今論文定稿前一并加引于文中。特此說明。

（作者：宣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另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查《江漢考古》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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