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曾伯壶铭文“壶章”考

摘要：湖北京山苏家垄曾国墓地新出曾伯壶铭文所见“壶章”一词，主要涵义是指壶铭所彰显的作器者功绩（包括政治功绩与自身德行）。结合彝铭与传世文献可知，东周时期青铜器“自我铭功”的功能逐渐凸显。另外，五年琱生簋和琱生尊铭文中的“章”也应表抽象含义，指“君氏”之德行。

关键词：曾伯壶；铭文；壶章

湖北京山苏家垄曾国遗址第79、88号墓各出“曾伯桼”铭文青铜壶两件，时代为春秋早中期。4件壶造型一致，壶腹铭文共83字（含两重文），内容相同，可与传世曾伯桼簠（《集成》04631、04632）铭文对读。《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考古收获》一文在公布考古资料的同时，亦刊有李零、李天虹等专家所作壶铭释文[1]。其中“壶章”一词的涵义，虽经学者探讨，但仍有可商补之余地。我们在此基础上略作阐释，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曾伯壶铭文云：“唯王八月，初吉庚午。曾伯桼哲圣孔武，孔武元屖，克逖淮夷。余温恭且忌，余为民父母。惟此壶章，先民之尚。余是是则，允显允異。用其鐈鏐，唯其玄良，自作尊壶。用孝用享于我皇祖，及我文考。用锡（赐）害（匄）眉寿，子孙永宝。”其中“惟此壶章，先民之尚”两句整理者无说。有学者指出，“章”读为酒浆之浆，“尚”读为“常”。“余是”后面一字，读作“抒”，训为挹。整句话意思是：“酒壶这种东西，是先民所常用，我效法先民所用的酒壶所做的用来挹取酒浆的这个酒壶，实在很是特殊，很不相同。”[2]

按，此观点可商。首先，壶浆、浆等词先秦文献有载，似不见“章”与“浆”相通例。金文中“浆”字写作“”。西周早期尚盂铭文记载“归柔鬱、旁（芳）鬯、”，其中“”字，李学勤先生读作“浆”[3]，甚是。其次，从功用来说，青铜壶在两周时期并非仅用作酒器[4]。如，宝鸡竹园沟西周墓地M4出土随葬品中，“酒器有爵、卣、尊各一件，觯两件，斗一件，勺一件，所有酒器都放置在一方形漆盘内，漆盘已朽，仅能从残存漆皮辨认出器形；水器有壶一件，盘一件，出土时壶在盘内”[5]。春秋早期纪侯壶铭文曰：“纪侯作铸壶，使小臣以汲，永宝用。”（《集成》09632）春秋早期国子山壶自铭“盥壶”（《铭图》12270）。可见，此时铜壶除了作酒器之外，还可作水器等用途。最后，这种理解于文意不合。壶铭的上文载：“曾伯桼哲圣孔武，孔武元屖，克逖淮夷。余温恭且忌，余为民父母。”大意是说曾伯睿智勇武，治理淮夷，并温和恭敬，堪为民之父母。显然，这是作器者的自矜之辞，其重点在于强调自身品质，而非言壶之特殊。因此，此处若突然强调“壶浆”，则显得十分突兀。

我们认为，“壶章”之“章”，如字读即可，不必通假。沈培先生言及此铭时曾提及“章”乃“章明”之义[6]，有一定道理，然此处“章”似有所特指，不如径直理解成壶铭所彰显的功绩。《国语·鲁语上》“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章言“善有章，虽贱赏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韦昭注：“章，明也。”《国语·晋语四》“文公问元帅于赵衰”章言“以德纪民，其章大矣”，韦昭注：“章，著也。”两处“章”意思相近。《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王引之《经义述闻》引王念孙语：“凡功之显著者谓之章。’……‘使子孙无忘其章’，即上文所云‘示子孙以无忘武功’，则‘章’者正章明功业之谓，非谓篇章也。”[7]皆可参。从铭文来看，此“章”不止包括具体功绩（“克逖淮夷”、“为民父母”），还包括统治者自身的威仪、德行（“哲圣孔武”、“孔武元屖”、“温恭且忌”），这两个方面都是曾伯用来显扬自身功绩的重要表现[8]。

曾伯于壶铭所显扬之“章”，乃“先民”之所尚。这里的“先民”，金文未见，但观之典籍，当具有特殊涵义。《尚书·召诰》云“相古先民有夏”，《诗·小雅·小旻》“匪先民是程”，《诗·大雅·板》“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诗·商颂·那》“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左传》哀公十五年“先民有言曰：无秽虐士”，这些记载中的“先民”涵义类似，均非普通民众，而是指民之贤者。曾伯壶铭文中，曾伯所列自身的文治武功、治国方略及德行，其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念，正是“先民”所秉持、崇尚的，优秀统治者所拥有的政治品质。曾伯之所以要强调“壶章”乃“先民”所尚，一方面说明自身功绩乃是继承先辈所得，另一方面也有自比前贤、夸耀自身功绩的意味。

“壶章”这一表述，其实展现出了东周青铜器铭文的新特征。结合其他彝铭资料与传世文献可知，东周时期青铜器“自我铭功”的功能日趋凸显。《礼记·祭统》记载：

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夫铭者，壹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

依此记载，子孙在钟鼎之器上镌刻祖先功烈，既显扬孝道，又垂范后世。这更符合西周铜器的特点与功能。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虽不乏作器者功绩之记载，其重点却在于颂扬宗族祖先，“祭器”的性质比较浓厚。到了东周时期，贵族在彝铭中多进行自我称扬（如本铭通篇自矜之辞），原本用于夸耀祖先的溢美之词被用于形容作器者自身，在这一过程中，青铜器“自我显扬”的特征逐渐凸显。《左传》襄公十九年载：

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臧武仲谓季孙曰：“非礼也。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称伐，则下等也；计功，则借人也；言时，则妨民多矣，何以为铭？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

臧武仲在批评季孙作钟行为时，提到天子、诸侯及大夫铭功的不同内容，这在当时社会未必如此严格遵行。但此记载反映出，春秋贵族群体盛行在铜器上铭功，镌刻内容包括“令德”、“言时计功”和“称伐”等。又如《国语·晋语七》“既弑厉公，栾武子使智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章记载晋悼公任命魏颗之子令狐文子时称：“昔克潞之役，秦来图败晋功，魏颗以其身却退秦师于辅氏，亲止杜回，其勋铭于景钟。”这里魏颗的战功被专门记于景钟。青铜器的“铭功”功能到战国时期更为明显。战国晚期中山王方壶铭文（《集成》09735）云：

因载所美，昭犮（跋）皇功，诋燕之讹，以憼（儆）嗣王。……呜呼！允哉若言，明犮（跋）之于壶而时观焉，祗祗翼翼，昭告后嗣，唯逆生祸，唯顺生福，载之简策，以戒嗣王。

铭文显示，作器者中山国君任用贤臣，在平定燕乱中立下大功，故而要立言于壶，使功烈彰显，使时人观之，使后继者引以为训。铭文中，“昭跋皇功”、“明跋之于壶”均指将其言著之于壶以显大功。战国早期羌钟铭文“用明则之于铭”（《集成》00157）一句涵义与之相近。可见，传世文献和金文材料表明，著己功于铭乃当时的社会风尚。

综之，曾伯壶铭文中“壶章”，乃是指壶铭所显之功绩。“壶章”及类似表述展现了东周青铜器“自我铭功”的新功能。这里顺便谈一下五年琱生簋、琱生尊铭文中的两处释读问题。簋铭曰“妇以壶告曰”，又说“余惠于君氏大章”（《集成》04292），尊铭云“召姜以琱生幭五寻、壶两，以君氏命曰”，又说“余惠大章”[9]。这两处铭文所表达的意思应该相类。“以壶”之“以”，读作“与”，赠予之义[10]。“妇（召姜）”为何要赠予琱生壶？当是因为壶上记载“君氏之令”故[11]。两处“章”，学者多解为玉璋之璋，其实此时“君氏”已去世，琱生似不必要回赠玉璋。这里的“章”，乃由“君氏”所惠及琱生，和曾伯壶铭文中的“章”一样，乃表抽象含义，似指“君氏”之德行[12]。

附记：小札于2018年初写成、投稿。后读到沈培先生（《新出曾伯壶铭的“元屖”与旧著录铜器铭文中相关词语考释》）与蒋文先生（《据出土及传世文献说上古汉语中“继承”义的“序/叙”》）文章中对此问题有所涉及，思路与本文近是。今论文定稿前一并加引于文中。特此说明。

（作者：宣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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