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書｜文學史叙述的“政治學”

每日一書

基本資訊

目 錄

一、紅、黃、藍：色彩的“政治學”——1958年“紅色文學史”的編寫

二、死亡與重生？——當代中國的馬雅可夫斯基

三、穿越當代的文學史寫作——洪子誠教授訪談錄

編者導言

文 | 李松睿

都是些空話，空話，空話。

當波洛涅斯詢問哈姆萊特手中拿着的那本書的内容時，丹麥王子說出了上面那句著名的台詞。這既是在懷疑用文字寫就的書籍的實際功用，也是對哈姆萊特自身命運的某種預示。因為沒有人比哈姆萊特更懂得用語言去攻擊和嘲諷别人，在這方面，哈姆萊特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大師；但同時，也沒有人比哈姆萊特更沉溺于空想，更拙于行動。最終，複仇行動因為丹麥王子的不斷延宕慘遭失敗，而這出戲也是以像大多數悲劇那樣，在落幕時舞台上躺滿了死屍。

莎士比亞筆下的這句台詞，代表了某種廣為流傳的觀念：“文字”（words）不過是一連串虛無缥缈的符号，它或許會因為華美的修辭而攝人心魄，但由于它無法讓自己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毫無實際功用，不過是漂亮的“空話”（words）而已。這一觀念，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籠罩着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界。由于研究對象的特殊性，當代文學研究天然地與文學批評有着一定的親緣關系，在它狀态最好的時候，它或許能夠對文學創作進行指導，以至影響創作潮流的走向，但在很多情況下，它卻不過是創作的某種附庸。在面對具體的文學作品時，當代文學研究界給出的解釋往往是“橫看成嶺側成峰”。也就是說，當代文學研究的成果在很多時候隻是某種印象或意見，受到時代背景、知識結構、思想觀念以至個人趣味的深刻影響，因而無時無刻不在變化，很難為學界貢獻出确切、堅實的知識。所謂“詩無達诂”，固然可以為這樣的研究路數提供近乎無懈可擊的辯護，卻無法阻止學界同行用帶有疑問的眼光上下打量當代文學研究者。這或許就是中文系内部隐秘流傳的鄙視鍊（搞古文字的看不起搞古代文學的，搞古代文學的看不起搞現代文學的，搞現代文學的看不起搞當代文學的）的由來。

而正是洪子誠教授的相關研究，使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不再僅僅以文學批評的面貌出現，獲得了進行曆史化研究的全新路徑。在筆者看來，洪子誠治學的特點是暫時擱置對文學作品的審美判斷和各式理論的征引，将文學作品、文學現象以及相關問題還原到曆史語境中，使其從審美對象轉化為曆史化研究的材料。應該說，審美判斷是文學研究最重要的主題之一；運用理論重新“打開”文本，也能夠極大地拓寬研究者的視野。這樣的研究方式本身自有其價值，也是當代文學研究的主流方式，隻是洪子誠不想加入這樣的“合唱”之中，而更願意選擇探索一條新路。是以，洪子誠不願意，或者說暫時擱置探讨一部作品究竟寫得如何，而是去考察作家在何種語境下創作了這部作品，對作家、作品的評價又受到哪些社會曆史條件的制約，進而打開了全新的研究視野。正是這一視野的開拓，使新中國成立後文學組織機構的設立、不同等級的文學期刊、相關文學讨論背後的政治動因等問題，都成為研究的對象和材料，讓當代文學研究逐漸擺脫了被人诟病為“空話”的命運，建立在更加紮實的基礎之上。

本書所收錄的兩篇論文，就鮮明地展現了洪子誠的這一研究方法，同時也顯現出他近些年研究興趣的轉向。

第一篇論文《紅、黃、藍：色彩的“政治學”——1958年“紅色文學史”的編寫》原刊于《文藝研究》2020年第 11期。這篇文章是洪子誠對北京大學中文系 1955級學生編寫《中國文學史》教材（以下簡稱“55級文學史”）的經過及背景的回顧。全文共分為八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了教材編寫的背景：反對資産階級學術權威運動；第二部分分析了集體寫作的基本原則，并指出在編寫“55級文學史”過程中形成的寫作原則，對當代文學研究以至中國當代學術研究影響深遠；第三部分介紹了“55級文學史”出版後的廣泛影響；第四部分以何其芳為中心，分析了古代文學研究界批評“55級文學史”的思路和立場；第五部分單獨拿出“中間性作品”概念，分析古代文學研究界如何利用這一概念，搶救某些無法在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鬥争中獲得較高評價的古典作家，同時指出當代文學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中間人物論”，直接來自古代文學研究界的這些争論；第六部分介紹了“黃皮本”《中國文學史》誕生的背景；第七部分回顧了周揚主持的全國高校文科教材編寫工作和“藍皮本”《中國文學史》的誕生；第八部分被命名為“餘波”，介紹了費振剛、謝冕、黃修己等當事人在數十年後對“55級文學史”及編寫過程的思考。“55級文學史”在中國文學研究界影響深遠，親曆者亦有很多言說，洪子誠作為1956級學生，雖然沒有親身參與學長的這項工作，但他在這篇論文中借助曆史化的研究方法，細緻梳理了20世紀 50年代《中國文學史》教材的編寫過程，不僅梳理了曆次修訂的基本情況，還通過全面占有相關史料，揭示教材編寫背後相關人士對諸如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文學史、如何處理文學史發展事實與曆史唯物主義之間的龃龉、怎樣評判非無産階級創造的文學遺産等根本性問題的思考。也就是說，這篇論文看似介紹了一本中國文學史教材的編寫和修訂過程，但實際上更呈現了一個特殊時代思考文學的獨特氛圍。

第二篇論文《死亡與重生？——當代中國的馬雅可夫斯基》原刊于《文藝研究》2019年第1期。這篇論文延續了洪子誠此前開展的“閱讀史”系列研究，繼續探讨那些 20世紀50年代以來對其思想、經曆有着重大影響的作家、作品。而這一次，洪子誠選擇考察的對象是蘇聯著名詩人馬雅可夫斯基。這篇文章共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呈現了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文壇對馬雅可夫斯基熱情譯介、接受影響的情況；第二部分分析了馬雅可夫斯基在蘇聯的境遇，以此為基礎指出中國讀者在很長一段時間内隻能片面了解馬雅可夫斯基的情況；第三部分介紹了中蘇交惡如何使得中國讀者不再談論馬雅可夫斯基，而“文革”結束後，中國人又在何種語境下重新重視這位詩人；第四部分探讨了當馬雅可夫斯基更加全面的資訊被介紹到中國之後，中國文壇對這位詩人的複雜态度；第五部分則分析馬雅可夫斯基自身的複雜性，他的命運與 20世紀錯綜複雜的政治之間的關系。讀者會發現，洪子誠在文章中絲毫沒有讨論馬雅可夫斯基詩歌創作的特點和價值，而是細緻辨析不同曆史時期制約人們了解馬雅可夫斯基的社會條件，呈現時代語境的改變如何全面改寫了馬雅可夫斯基在讀者心中的形象。而正是在馬雅可夫斯基從革命詩人到愛情詩人的變化過程中，時代與曆史的複雜資訊，已經被洪子誠以獨特的方式捕捉到了。

相信讀過本書收錄的這兩篇論文後，讀者還會注意到洪子誠帶有鮮明個人印記的叙述風格。表面上，作者隻是按照時間線索，用清晰、樸素的語言，詳細羅列與研究對象有關的各類史料，呈現的主要是紮實的材料功夫。但在叙述的字裡行間，洪子誠其實内蘊玄機，有着自己清晰的好惡和價值判斷，隻是他更願意以一種内斂的方式進行表達。例如，在談到中國當代詩人受到馬雅可夫斯基政治詩的影響時，洪子誠指出：“狂熱的‘革命’正好是政治詩滋生的豐厚土壤，馬雅可夫斯基的那種詩歌體式繼續擁有極強的生命力。‘紅衛兵戰歌’，郭小川、張永枚等人這個時期的詩，‘工農兵學員’的《理想之歌》，‘文革’後到80年代初賀敬之、張學夢、葉文福、駱耕野、曲有源、熊召政等人的創作，都受到馬雅可夫斯基的影響。”這顯然是對文學史事實的客觀叙述，不過在這段引文之後，洪子誠馬上加了一句：“自然，這裡列舉的詩人、詩作的思想藝術水準高低互見，甚或差距懸殊。”在這裡，作者沒有對任何作家、作品進行評價，但平實的語言背後，已經将褒貶融入其中，頗得春秋筆法之妙。再比如，洪子誠談及何其芳批評“55級文學史”用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鬥争為線索叙述文學史，極大地簡化了文學史的複雜面貌時，看似高度肯定何其芳的觀點和貢獻，不過他很快就補充說：“何其芳的看法相信會得到衆多學者的首肯，但在當時，這樣的批評卻不是誰都可以做的，眼界、才情等不說，更需要相應的身份和資格。”一句簡短的評論，卻不動聲色地揭示了那個年代學術讨論背後的權力結構，讓人不由得停下來玩味其中的深意。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洪子誠能夠在以呈現史料見長的文字中，化入帶有較強文學性的段落，使論文不僅在表達觀點、梳理材料，更成為展示個人才情的文章。如在《死亡與重生？——當代中國的馬雅可夫斯基》一文的結尾，作者忽然從史料中宕開一筆，談到馬雅可夫斯基紀念館的外牆裝飾物。在今天，那是一個巨大的俄文“我”，而根據霭爾莎·特麗沃蕾在 20世紀 30年代撰寫的《馬雅可夫斯基小傳》，那上面則是一首詩：

我的作為詩人的響亮的力量

整個給了你，

戰鬥的階級。

在這裡，牆上的智語由帶有強烈集體主義色彩的“階級”，變為打上個人主義烙印的“我”。洪子誠借助這兩個具體可感的意象，讓讀者清晰地體認到被時代所裹挾的詩人，其面貌如何被時代所改寫。

限于《文藝研究》小叢書的體例，這篇《編者導言》無法完整呈現洪子誠教授的學術思想和治學特點。好在，本書還收入了原刊于《文藝研究》2010年第 6期的訪談《穿越當代的文學史寫作——洪子誠教授訪談錄》。在這篇訪談中，北京大學中文系賀桂梅教授從求學經曆、學術思想發展、研究興趣轉變以及治學方法等方面向洪子誠提問，後者對此進行了非常認真的回答，相信讀者可以從中收獲更多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