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吉辰
好行其德，名臣題詞贊品性
克紹箕裘，進士撰文譽家風
《古志搜奇錄》第六篇雖然介紹了乾隆年間本縣百年英才李晖李刺史的一些事情，但作為金榜題名的進士，卻沒有發現他留的詩詞文章給大家品讀欣賞，總感覺十分遺憾，好像做菜忘了放鹽，差了一些味道。
日前，在浏覽本縣金石碑刻專家王仁君先生的公衆号文章時，赫然發現了有關進士李晖的一張拓片，正是文曲星轉世的他特意從四川廣元任上寫給南因高玉璠家族的碑記。真是應了那句話，“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在這裡感謝為古碑拓片的王仁君、吳朝賓兩位老師。
據說他們在野外蚊蟲叮咬中完成那次拓片後不久，準備冒着酷暑再做拓片時，重返現場卻發現那通乾隆年間的古碑已經不翼而飛了。憤怒歎息之餘，二人不禁感慨，任何古代遺存的實物，和現代人其實都有個緣分。和這些文物有一面之緣已屬幸運，能夠日日相見，乃至撫摸把玩，更是緣定三生、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回想大多數本縣地面以上的古代遺存，都随着社會動蕩時的偷墳掘墓，改朝換代時的戰争炮火，土地使用時的愚昧無知，崽賣爺田時的急功近利而蕩然無存。地面以下的文物，或許還有零星的幸存，能夠看到多少，就看緣分了。
現在咱們看看清朝乾隆年間的進士李晖，到底都寫了點啥，并簡單做一點注解：
恭惟
（無具體意思。在古代文人撰寫特殊文章時，以此作為誠懇态度、良好祈願的發起詞。）
太學生高親䑓（tai）諱玉璠字瑤池捐施社學誌
國子監的太學生，我家親戚、令人尊敬的高先生諱玉璠字瑤池捐款施地興辦鄉義學紀錄
蓋聞家有塾，黨有庠，是以養育人材，厚風俗也。南因原屬巨鎮，其間崚嶷□□，可以上達者，世不乏人，特以無力延師，多緻廢棄。餘親翁瑤池先生仗義踈财，建學施地，敦請舉人趙先生設铎，多有成就焉。越及數年，忽以疾辭，而親翁亦逝。後因社學參差，縣邑侯王公移置在城，請餘惠教邑士。居二年，而餘又宦遊矣。
聽人們常說家裡擁有私塾，鄉黨辦有學校，是用來培養教育人才、敦厚風氣習俗的場所。南因本來就是縣裡的大集鎮，這裡人才濟濟，可以向上發展的，哪個朝代也不乏其人。特别是那些沒有經濟能力來聘請老師的，導緻很多學業荒廢而放棄。我親家的父親瑤池先生，仗義疏财，建義學并捐贈學田，聘請本縣舉人趙先生（趙繩獻，乾隆丙辰中舉）擔任宣布教令的校長，成就了很多人的功名。過了幾年，趙先生忽然因病辭職，而這時親家翁高先生也仙逝了。後來因為鄉村的義學條件參差不齊，縣令王人雄大人把在義學上課的學子統一集中到縣城，我因在鄉丁憂的，他聘請我給本縣學子講課。二年屆滿之後，我又到外面任職去了。
七月書聞雲峰諸親家，克繼前志，複請歸鄉。敦請廪膳生員高親家，惠教秀士，肇興萬室菁莪（jīng é，《詩·小雅》篇名），快睹千門桃李，斯誠一時尚義之舉，亦千載被德事也。阖鄉慕其慷慨，鹹欲樹匾立碑，以揚厥德，而囑餘為志。餘前舌耕社學，又慕餘親翁瑤老先生之德，爰具道其始末雲。
在七月接到書信獲悉雲峰幾個親家，能夠繼續發揚前人的遺志，又懇請縣令，在南因重新開辦義學。誠懇的邀請縣廪膳生員（免費在縣學食宿的秀才），來賜教一衆秀才學子，開始興旺萬家的有志讀書的學子，很快可以看到所教育的門生會遍及千家，這真稱得上是一段時間内的崇尚義氣的舉動，也是德澤千年的好事。鄉親們都崇敬瑤池老先生的慷慨解囊，都想給他送匾額立碑記，用以頌揚他的德行，并囑咐我為此事做個志文。我前期在社學講課，又敬慕親家翁瑤池老先生的德行，于是叙述親家翁興學的始末。
賜進士出身現任四川保甯府廣元縣知縣李晖頓首拜撰
朝廷賜進士出身（三甲的統一稱謂）現任四川保甯府（府治在阆中）廣元縣（現在已改市）知縣李晖磕頭跪拜撰文。
本邑廪膳生員族孫高沖頓首拜書
本縣學宮廪膳生員本族孫輩高沖磕頭跪拜書寫
大清乾隆二十五年歲次庚辰仲冬榖旦阖鄉親友仝立
大清朝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幹支紀年是庚辰年冬天第二個月的一個晴朗美好的吉日全體鄉親親戚朋友一起立碑。
經查閱《廣元縣志·民國志》、《新甯縣志·同治志》、《元氏縣志·五志合刊》等資料分析得知，李晖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戊辰年入春闱，金榜題名，名列戊辰科三甲第一百三十三名進士，後一般會被朝廷安排首先擔任翰林院編修。在這個職位上，父母中僅存的一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離世，李晖循例離職要回元氏牛房莊丁憂三年，一年過後，賦閑在家的李晖受縣令王人雄的請托，給本縣學子講經授課。而縣志所留的王欽祚與李晖的步韻文章，估計就是李晖在這段授課時（1756-1758年）的唱和之作。根據《元氏縣志·乾隆志》藝文志中王人雄所作《元氏義學記》中所載，“乾隆丙寅年，餘擎次子欽祚，有南嶽之旅”的記述，王欽祚為知縣王人雄的次子。
三年屆滿後的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李晖走馬上任到廣元作知縣。孟冬榖旦，以李晖、李皓、李皚弟兄三人，攜子輩李作肅、李作哲，孫輩李鳳鳴、李鳳來，為父李周多、母徐氏的合葬墓，矗立了朝廷封贈為文林郎、孺人的墓碑。刻碑立碑時，這些事務估計是委托在鄉的弟兄們操辦的，李晖應該已上任廣元知縣了。
之後就是李晖在本篇文章中所說自己“宦遊”了，根據上面的資訊綜合分析，其在廣元知縣任上撰寫本篇志文，經過驿路郵寄到元氏之後，由南因村具有廪膳資格的秀才、高家族孫高沖書寫，并請石匠镌刻到石碑上，擇良辰吉日後，阖鄉親戚朋友為已經去世的高玉璠先生樹立興學功德碑的大事才圓滿告竣。
十年後，李晖于乾隆三十三年離任廣元縣，八年後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一月莅任四川新甯縣知縣。四十四年四月交卸、引見（按照清朝制度，四品以下外放官員任職期滿後，要循例結清府庫财糧以備後任，并進京朝由吏部官員引薦見皇帝）。于十二月複任，四十六年（1781年）七月卸任。任職期間有“乾隆四十三年,邑令李晖自達州西聖寺迎來德岸法師卓錫于金山寺,并增置殿堂與廊舍”的記錄。（詳見四川新甯志）。調任達州知州應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或之後，還沒有發現确切的記載；而做廣元知縣之後、新甯知縣之前，還有八年的其他任職，暫時還不知其宦遊何方。這個謎團和其任職達州知州一樣，有待在其他州縣的古志裡面去尋找答案。
身為天子門生、賜同進士出身的官員，其曆史形象還如此模糊。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年代久遠，再者就是缺乏文字的詳細紀錄和實物佐證。但這正是曆史的朦胧美，期待熱心此項事業的您一起掀開這層面紗。
讓我們把注意力回歸這塊石碑所刻的文章，看看進士李晖所言的親家翁高玉璠。
《元氏縣志·乾隆志》義行篇記載，高玉璠，國學生，乾隆五年，将己房屋捐充義學，膏火孤貧衣食，所捐幾及千金。由此延請塾師，散給孤貧，可以永垂不朽。且據該生呈稱，所施房屋地畝，實家有餘資，以助教養，并無求榮之志。當蒙督憲給予“好行其德”匾額。嗚呼，既行其德，又辭其名，可謂義士矣！
義學篇載，南因村義學一處，乾隆四年，監生高玉璠捐置。房屋地畝開列于左：臨街瓦房三間，北廂瓦房三間，正瓦樓三間，樓後正磚平房三間，磚廂平房三間，莊地六分。高玉璠并捐地共二頃九分九厘，共折征糧每年一十兩九分三厘。又每畝除佃戶籽種并輸納錢糧外，拟定征收租二鬥五升，共征收租五十石二鬥五升。内分義學二十五石，額外孤貧二十五石二鬥五升。乾隆四年，經前縣詳據監生高玉璠呈請立案垂久，肯辭議叙，蒙前制憲孫公嘉淦給“好行其德”匾額。
綜合以上兩篇記述，大緻意思是：從乾隆四年（1739年）開始，國子監太學生高玉璠陸續捐獻了位于南因村自己名下擁有的占地六分、臨街的宅院一座作為南因義學；宅院有瓦房至少十五間（瓦樓如是一層三間，分兩層的話，就是十八間），并捐獻土地二頃多，合200畝有餘作為學田。租金分兩部分：二十五石糧食所得用以支付學塾授課講師的酬勞；另外二十五石二鬥五升給孤（喪父、喪母或父母雙亡）貧（家裡條件差）有志讀書者提供點燈照明（膏）和夥食費（火）和衣着。高玉璠捐獻的這些資産價值将近一千兩銀子，可以因做過這些事情而永垂不朽。
乾隆五年（1740年），太學生高玉璠在捐獻時向官府的聲明中有“所捐獻的房屋地畝，屬于自己家裡用不了的财産，用來幫助教化百姓、養成風俗，并沒有花錢求榮耀顯達的意圖”。并呈請将捐獻記錄在案，以備長久。并明确放棄捐銀議叙（是朝廷納捐後，授予相應人等一定職銜的制度）。時任元氏知縣的陳福根據高玉璠的義行，上報直隸總督府。時任直隸總督的孫嘉淦大加贊歎，親筆書寫“好行其德”的匾額授予高玉璠。高玉璠先生既然踐行了如此高德的事業，又拒絕了名聲帶來的榮耀，可以稱得上是義士啊！
此事發生在280年前，為了友善大家了解，咱們做一對比。
第一個對比是高玉璠捐獻的這個六分大小（400平方米）、十幾間瓦房、臨街的院子。根據縣志乾隆志記載，南因其時已經有了逢四、九的集市。臨街的房屋，首先占盡地利優勢，自然可用于商貿。再者那時候普通老百姓的房屋多是土坯做牆、茅草罩頂的土坯房。從那時候大型寺廟的構造來窺視彼時的瓦房，一般為卧轉砌牆或表磚罩牆，内壘土坯，四梁八柱，起脊搭架，梁檩相間，椽葦封頂，外鋪青瓦。就是到了200年後的民國時代，《元氏縣志·民國志》風土篇民生目裡面還有“至居住一節，房屋雖亦趨繁華，然平房居多，大抵半磚半土，若樓房瓦屋，城鎮外不易睹也”的描述。另外該志中記述了在同下栗山燒石灰行銷附近州縣的紀錄，但未紀錄燒磚瓦。記憶中，生于清末民初的老人們還懷着羨慕的神采說某個地主家蓋的房屋是象鼻子瓦口，卧磚牆。據老人們說，早期本地少有煤炭的情況下，建築用磚基本上是從山西等地采購而來。解放後的一段時間内，村民蓋房時，木材土坯本地可以取材或生産，但是磚瓦等需要燒造的建材，在本地還是相當不易獲得的材料。正是鑒于此種條件，在動亂的社會環境下，寺廟等無主的古建築才容易被拆毀後重複利用。第三個是房屋院落的面積較大。從叙述的房屋局勢和功能來看，屬南北街上，在路東或路西所修建的一個完整的四合院。既然用作義學，肯定是桌椅齊全，家具也該一應俱全，是個可供食宿的地方。這在當代也能算上别墅，何況是生産力低下、人均支配财富稀少的古代？是大多數人家幾代人奮鬥也不能企及的高度。
第二是高玉璠捐獻的土地達到了兩頃有餘，合200餘畝的規模。對照同期土地交易的大緻标準5兩紋銀計算（董堡曹文夅于乾隆十九年賣地契書所列），僅僅土地就折合1000兩。按乾隆志記述當時縣令的奉銀45兩計算，僅土地價值就相當于縣令不吃不喝22年的收入。而按當時大部分中進士的學子的年齡來說，大都是30歲以上的人，20多歲能中進士的，絕對是天縱英才。是以幾乎等于一個縣令大半輩子掙的奉銀。對普通的農家來說，就是精打細算也得幾代人持續不斷積累也難以達到這麼多，這真是一筆遙不可及的财富規模。
正因如此，時任元氏縣令陳福逐級上報，才換來康雍乾三朝名臣孫嘉淦題匾“好行其德”。但另外一個原因是孫嘉淦在雍正朝曾任國子監司業，相當于最高學府的教務長，後擔任國子監祭酒，期間說不定和身為國子監太學生的高玉璠有過交集。這有一定的想像空間，大家自行腦補。
以孫嘉淦為原型的“孫嘉誠”，在二月河所編的曆史劇《雍正王朝》裡面，被年羹堯找茬後以軍法處死。而在真實的曆史上，以“誠實”而著名的孫嘉淦曾擔任國子監祭酒、左副都禦史、刑部、工部尚書，直隸總督、協辦大學士等高官，于乾隆十八年壽終正寝，谥号“文定”。這在滿清時期，可是無尚的光榮啊！
說的有點遠，從碑文上看，李晖的子女或李晖兄弟的子女與高玉璠的孫輩子女結親後，才有可能稱呼高玉璠為親翁，或親家翁。而在乾隆二十五的時候，高玉璠也早已去世。這樣看來，推測其與孫嘉淦可能是同時代的人。而高玉璠子輩高雲峰等人呈請縣令同意後，将社學重新移回南因繼續授課，廪膳生員高沖等人做講習，延續了高家教化一方百姓的家風。
受高玉璠家族影響，宋曹王錫箓、王偉升祖孫二人于乾隆五十二年完成義學，南佐王道昌捐獻莊窠一座，由縣令撥官田補助完成義學。但這都是後話了，且和高玉璠捐施的價值不在一個量級，不可同日而語。
其實此篇文章應該在李晖開始那篇文章後撰寫，因為資訊掌握不對稱，不全面，造成此篇文章後移，成為補充。但是此篇卻知道了另外一個道理，就是元氏縣的這些縣志留名的古人，他們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同我們現在社會的人一樣，親朋故舊都有，喜怒哀樂俱全。那時候攀親更講究門當戶對，一如明朝的趙維藩和因村的魏家。
高家現在還是南因的名門望族。在我剛剛上班的時候，王國斌副縣長當時還是北程鄉黨委書記，而戴着眼鏡的高文章先生是北程鄉經聯社主任。高文章應該和高玉璠是本家吧？歡迎高玉璠的直系或旁系後人提供相關資料和故事，以厚本鎮教育之風。
![李晖《聖地井岡山》[圖]](data:image/gif;base64,R0lGODlhAQABAIAAAP///wAAACwAAAAAAQABAAACAkQB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