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似乎總能從顔真卿的書法作品中找到可以佐證他生平事迹的證據，碑帖作為物證，其文字内容豐富了曆史事件的内涵，還可以彌補史料之不足，其藝術價值乃至真僞問題退居次要位置，這其中對某些存疑碑帖的使用所采取的态度，以及某些與道德建構相違背的碑帖所引起的争論，都已經不再屬于藝術範疇。
核心事件與碑帖
宋代修撰的《新唐書》較為完備的記載了顔真卿作為一個忠臣的形象，其一生事迹不斷傳誦，後來又不斷産生新的較為簡短的版本。宋孝宗（1163～1189）時為官的沈樞（生卒不詳，孝宗時官待制）在《通鑒總類》中有如下概括：
顔真卿獨守平原以拒賊。
顔真卿感激軍士以讨賊。
顔真卿雍容辨敕而就死。
唐顔真卿不為賊黨誘脅失節。
盧杞出顔真卿宣慰李希烈。
盧杞欲出顔真卿于外。
顔真卿論元載專權。
這一概括，已經簡略為三個事件：一是“安史之亂”，二是“宣慰李希烈”，三是“立朝正色”。前兩個事例是作為一個忠臣最為有利的證據，在生死面前，忠誠成了顔真卿第一位的選擇，還有什麼比用生命來檢驗一個人的道德更加有說服力的呢？
新、舊《唐書》中大量篇幅是關于“安史之亂”的論述，《新唐書》和《舊唐書》相比在總體字數上并沒有多大差别，而在叙事重點上将重心偏移到以“安史之亂”為中心。毫無疑問，“安史之亂”是《顔真卿列傳》的核心事件，可以比較肯定的說沒有“安史之亂”就沒有顔真卿，顔真卿官銜的幾次重要升遷也是從這一事件開始的，通過這一事件顔真卿的地位不斷得以攀升。
“忠誠”是顔真卿最鮮明的人格特征，而“立朝正色”、“以身殉國”成為“忠誠”最有利的補充，這三個事件成為一個“鐵三角”共同支撐起顔真卿的偉大形象。
三個核心事件均有書法作品與之比對，分别是《祭侄稿》、《争座位稿》、《移蔡帖》，這裡人們所關注的是碑帖作為一個文化符号的含義，也就是碑帖是如何在古人的論述中成為一個中介，而并不僅限于碑帖作為一件藝術品的價值。
首先，一個碑帖是在某種情境中産生的，碑帖的内容顯然能夠作為一種直接佐證人物生平事迹的證據。除了作為證據，人們似乎還可以通過碑帖進行進一步的聯想和發揮，在古人對《祭侄稿》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這一點，這裡就不再占用太多的筆墨贅述。這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明代《祭侄稿》曾經有過兩個版本，其中都有名人的題跋，我們現在看到的《祭侄稿》為鮮于樞題跋過的，另外一個沒有流傳下來的為陳深、陳繹曾、文徵明跋過，兩者中必然有一件為“僞”，但題跋者對這一問題似乎并不願意去深究，其所擁有的文化内涵顯然已經超越了藝術的範疇。
其次是《移蔡帖》。《顔魯公集》四部叢刊本為《蔡州帖》，帖中并沒有書寫年月，後人通過内容推斷為顔真卿奉使宣慰李希烈期間，也有人提出懷疑。此帖的最初刻石者乃北宋時朝散郎、秘閣修撰、知同州軍州事唐重（1083～1128），至于此帖的來源，是經唐重搜訪而得來的。唐重所見過的也是石刻本，唐重本人對于此帖是否為顔真卿的真迹也不太确定。我們來看唐重的跋文：
觀此筆迹不顯歲月，以事實考之，蓋使李希烈時也。……重既摹公之像于蒲，繪而祠之，又訪得此石本，狀貌老矣。公以乾元元年自同徙蒲，至奉使時垂三十年，氣節不衰，而狀貌非昔也，乃刻石而寘之祠室，俾觀者有考焉。
唐重之是以将此貼定為顔真卿殉國之前，是通過文字的内容得出的判斷。但是他也并不确定地說：“俾觀者有考焉”。
《石墨鎸華》中也認為從内容上來說，應當為顔真卿奉使李希烈時所書：
魯公行書“奉命來此，事期未竟，隻緣忠勤，無有旋意。”又作二語雲：“人心無路見，時事隻天知。”宋刻同州下有公小像，不知原刻在何處。然觀其詞意，乃使李希烈時也，亦足悲夫！
但是這一點有人也提出過質疑：
《金石文字記》載此書在同州，上有公像，下有靖康元年唐重題字，而餘所得本無有，豈别一刻與？公以峭直為宰相所忌，斥逐非一，亦未必定是使希烈時書，但觀其言詞慷慨，意旨悲惋，彌令人歎息，痛恨于青蠅之詩也。
以上文字為《金石文鈔》先引《金石文字記》中顧炎武（1613～1682）的記載，趙紹祖（1752～1833）然後又發表了自己的觀點，認為“亦未必定是使希烈時書”。對于《移蔡帖》的真僞問題并不能輕易的下結論，但這并不妨礙古人把它作為代表顔真卿重要曆史事件的符号價值。如王澍（1668～1743）在《竹雲題跋》中說：
此帖所謂“隻緣忠勤，無有旋意，中心悢悢，始終不改”者，蓋其時書以明志之語也。或者議公年逾七十不肯緻政，難以言智。當是時唐室禍亂相仍，殆無虛日，又林甫、盧杞相繼為相，中外之勢危若累卵，公以五十年舊臣不忍坐視其亡，而甯以身殉，此其心迹，直與日月争光者也。或又議公不死于希烈僣号之時，至為希烈所殺，以為公惜，希烈之陷汝、僣号等，反耳，公不死于僣号之時與不死于陷汝之日一也，豈謂公于此時尚複有偷生畏死之心哉！一日不死，或者朝廷匡複，尚可留其身以有為，未可知也。且建議遣公者杞也，從杞遣公者德宗也，以宗社柱石之臣投之亂賊，是魯公之死，君相死之耳。《綱目》大書顔真卿為李希烈所殺，罪君相也。
王澍從文字的内容出發聯想到一連串的事件，至于碑帖的真僞以及是否為顔真卿奉使期間所作似乎已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碑帖的象征意義以及所能激發讀者的聯想作用。
作為道德補充的《乞米帖》
宋距唐未遠，顔真卿墨迹流傳相對較多，流傳至宋代的顔真卿碑帖所涉及的内容也較為豐富。除了人們經常談論的與重要曆史事件關聯的作品以外，也有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其它内容，比如《乞米帖》。對于這一類字帖的評論成為古人關注的另一個重點，尤其是某些内容頗能起到豐富曆史人物形象的作用。
最早評價此帖的是歐陽修(1007～1072)，他在《集古錄跋尾》中說：
顔帖為刑部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雲：“拙于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蓋其貧如此。此本墨迹在予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出于相家，而清苦甚于寒士，嘗模帖刻石以遺朋友。故人雲：魯公為尚書其貧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
諸葛亮（181～234）在《誡子書》中說：“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清苦”成為一種德操，《乞米帖》恰恰可以從這一角度豐富顔真卿的人物形象。
歐陽修不但從内容出發來證明顔真卿清貧守道，而且他還同時表揚了墨迹的收藏者——王子野。
黃裳（1044～1130）在《溪山集》中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予觀魯公《乞米》及《醋》二帖知其不以貧賤為愧，故能守道，雖犯難不可屈也，剛正之氣發于誠心，與其字型無以異也。”非但認為文字内容值得稱道，他還從字型中發現了更多的資訊。
當然也有人對此貼的真僞提出過異議，明人安世鳳(1573～1620)《墨林快事》中說：
古人遺帖，有明是僞作，卻居之不疑，而具五官之哲公為所惑，全不一思，遂容其以黑為白，令真白者疑其面目，良可憎恨！此貼全文：藥須鹿肉，恐鹿肉艱得，乃思及于鹿脯中新好者，如今之不得鮮姜用幹姜也。今雲“藥要鹿脯”矣，又雲“新好者”，文理不通，不可以欺下裡，乃群然尊信，幾至奪真，好奇喜異，固恒情乎？其字不過于原帖中翻轉移易大段，不及舊者遠甚。
在《蔡明遠帖》中人們看到了顔真卿“近乎人情”的另一面，用以豐富顔真卿“仁德”之形象。王澍（1668～1743）在《竹雲題跋》中說：
公以去年十月刺饒州，明遠相從趨事，今來江右，又複千裡饋饷轉輸不絕，公深德之，故有此序也。
他認為顔真卿寫作此貼展現了一種“德”，在另外一則題跋中他還表達了顔真卿“近于人情”的一面：
蓋明遠于公為大有勞故于其去也，丁甯反複不能自已如此，魯公作人堅剛如鐵乃于朋友之間萬分委至，故知千古真君子未有不近人情者也。
重情重義的品質，從顔真卿開始還影響到了顔真卿的奴仆，在《山堂肆考》中載有對顔真卿奴仆的記載：
銀鹿——唐顔真卿家僮，名銀鹿，事魯公終身。
清乾隆十二年(1747)官修的《續文獻通考》中更是将此一民間傳說演繹為官方的一種認識，修撰的史臣有言：“臣等謹案，是編輯古來義仆事迹，其以銀鹿為名者，銀鹿為唐顔岘家僮，事顔真卿終身，至禍患不避去故也。”顔真卿的形象從多個角度，多個方位依托流傳的碑帖豐富而完善起來。
作為政治符号的書法
《忠義堂帖》、《自書告身》問題
後世每當政局出現危機之時，人們往往會想到顔真卿在“安史之亂”中的忠誠表現，其所在危難之際所起到的關鍵作用不但成為朝廷所推崇的榜樣，而且也成為許多同樣具有忠誠思想的士人所效仿的對象。
首先，我們來看看《忠義堂帖》産生的背景。該貼是南宋嘉定八年（1215）留元剛（約生活在宋甯宗時）編集顔真卿墨迹摹勒上石的一部彙帖。後二年（1217），鞏嵘又續刻幾種，共收帖四十五種。這是一部刻于特定曆史時期的彙帖，細心人不難發現1215到1217年這個特殊的年份。中國曆史上南宋和北宋的分水嶺是1217年。“靖康之難”這一曆史事件導緻北宋政權覆亡。外族入侵，國破家亡，這一情境不由使人聯想到唐朝的“安史之亂”，更使人聯想“安史之亂”中到能夠力挽狂瀾于不倒的顔真卿。此情此境需要類似顔真卿這樣的忠臣來保家衛國，《忠義堂帖》無疑成了顔真卿作為一個忠臣的符号，而這個符号最主要的内涵顯然已經超越了書法本身。
其次，我們來看這樣一部彙帖中所收錄碑帖的情況。現在我們看到的較為完整的拓本是浙江省博物館藏清初孫承澤（1592～1676）海雲閣舊藏本，此被認為是原刻原拓。此帖的流傳可能不甚廣，根據朱關田對拓本與《文集》的校對來看，有不少出入，甚至他懷疑編輯《顔魯公文集》的黃本骥(1781～1856)都沒有看到過完整的原拓。黃本骥一生搜求顔真卿的各種資料，如果連他都沒有見過的話，頗能說明此帖的流傳和傳播範圍的有限，至于其中原因，在此不好做出判斷。
再次，我們關注的重點還是關于其中的“僞帖”問題。鑒于第一點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作為一種政治符号或者說是古人借以明志的符号，是不會将顔真卿書家的位置擺在第一位，換句話說，書法的真僞及其藝術性在這裡并不是最重要的，其中存有僞帖也是自然可以了解的了。這一點留元剛似乎也是清楚的，在《顔元孫告》、《顔昭甫告》後面的跋文中說：“或系頵、碩輩所書，不必皆魯公手迹也。顔頵、顔碩乃顔真卿之子，連留元剛也并不确定“告文”是不是顔真卿之子的手筆，但是文字的内容與顔真卿一家有關聯，而且書體特征又比較吻合“顔書”特點，是以一并收錄。
經朱關田校對《鄒遊帖》、《鹿脯帖》、《捧袂帖》、《守政帖》、《鹿脯後帖》、《裴将軍詩》、《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郭氏家廟碑》、《乞禦書放生池碑額表》、《贈顔昭甫華州刺史制》、《自書太子少師告身》、《自書刑部尚書告身》，都與《顔魯公集》文字有出入，具體原因可能不一而同，在此不作推測。留元剛跋文中說：
顔氏告身，世傳魯公親筆，或謂頵、碩輩所書，英風誼氣，千載不磨，是以興起人心，為世所重者，要之，不專以字畫論也。
留元剛交代的也比較清楚，收錄這些不太确定的書迹，重要的是“興起人心”，是以“不專以字畫論也”。朱關田也認為：“諸帖中亦頗有可疑者，諸如《送辛子序》以及自書諸告身，包括上引《書清遠道士詩》，筆法全不類魯公，或出自赝品，或屬他書誤入，尚可深入研究”。
《自書告身》同《忠義堂帖》屬于同一類問題，對于此帖真僞的讨論至今沒有停止，大多數學者傾向于斷其為僞作。有日本學者石田肇曾撰文《南宋初期的顔氏和顔真卿評價——以自書告身為中心》，詳細說明了《自書告身》出現的曆史背景，并從這一角度出發論述其為僞作，對于結論我們并不作評判，就論述的線索來說無疑抓住了《自書告身》所應該從屬的政治符号這一屬性。
餘論
曆史上大量“僞帖”的産生并不斷被後來人使用，有其滋生的土壤和背景，是以我們在了解一件碑帖時，要盡量照顧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将其放到一定的曆史情境中了解，顔真卿道德楷模的典型意義，碑帖作品作為一種有力的支撐，“真”和“僞”，“優”和“劣”必然會引發許多與藝術本體有關的争論，對于圍繞此話題展開的讨論應當保持警醒的态度，找準切入點，才能準确了解古人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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