蟑螂、老鼠、蒼蠅和蚊子是人盡皆知的四害。他們攜帶病毒，數量增長難以控制，給人類和其他生物造成了很嚴重的生活生存困擾，是以人人都希望除之而後快。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四害”這個名号可不是它們一直占有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四害并不包括蟑螂，取而代之的是現在的國家保護動物“麻雀”。當時人們大多認為麻雀吃糧食而且數量衆多，是以才是人民的“一大害”。于是在國家發出“除四害”的訓示後，全國人民齊動員，上到耄耋老人下至學步孩童，都為除麻雀而争相奔走。
老百姓們動腦筋，想辦法。于是半天殲滅500多隻，一天消滅小1000隻，甚至于七天收獲20萬隻的戰績一時之間層出不窮。
鳥兒有翅膀都在天上飛，那大家都是采用什麼方法剿滅麻雀的呢？這場“滅四害”之戰結果如何？沒了麻雀糧食存下了嗎？麻雀又為何從人人喊打的角色搖身一變成了大陸的保護動物呢？
四川扛起“先頭”大旗
上面訓示下來了，最先出效果的非四川莫屬了。四川地形豐富，山水密林植被茂盛，鳥類自然也多。在當地政府的引領下小孩子拿起了彈弓，大人拿起了獵槍，老人布置起捉雀陷阱，但幾天下來效果甚微，彈弓很難命中目标，而且子彈哪有麻雀多，陷阱抓捕費時費力。同年3月四川“除四害指揮部”在郫縣農民穆青雲那裡得到了一個好方法：“麻雀會飛”是它們的優勢同樣也是劣勢。再會飛總要找落腳的地方，天上的事我們管不了，可地下的事我們就能控制。如果讓它們無處落腳休息，一直飛，飛得精疲力盡不就自己掉下來摔死了嗎？
于是郫縣人民被組織起來，拿上家夥什，地頭田間，房前屋後吆喝聲，敲擊聲不絕于耳，麻雀剛要落地便被吓跑了，不過這個村不能停留那就飛到别的村去，一整天也就隻有零星幾隻落下來摔死的。
于是組織人員開始反思：“方法有效不過是範圍太小了，我們要讓麻雀停無可停，落無可落，食無可食。”然後緊接着便在鄰縣也組織起“戰場”來。
這次群衆更多，範圍更廣，鍋碗瓢盆全部出動，日出到日落“咣咣咣…”的聲音響徹全縣，麻雀都被這個陣勢吓住了，哪還敢落下來吃糧食，隻得漫山遍野四處飛逃，好多累不住的都摔在地上沒了動靜。這次試驗證明了上司的設想，“規模越大，越有效果。”
該方法便被推廣開來，不同的縣或村還對該方法加以優化，不止吆喝，敲響，還在田地裡紮上幾十萬個草人，空地處點了十萬多個火堆，設立數十萬的捕鳥陷阱，所到之處麻雀屍橫遍地。
在邛崃縣甚至将滅麻雀按人頭算了定量的任務。為了這個人民的“頭号敵人”，工廠停工停産，學生停課停學，機關機關歇業放假。全體人員一起出動從天剛亮便忙活到深夜，大家都累得腿腳不聽使喚，不過結果證明有付出是有回報的，這個縣這一星期就剿滅20多萬隻麻雀。
有效方法全國推行
如此行之有效的方法被峨眉山電影制片廠拍成了紀錄片，一經播放，四川省便被各地當作了除四害的标杆，北京作為中國首都我自然也不甘示弱，在4月19日所有學生，教師，機關幹部，科研從業人員全都走上街頭轟轟烈烈地開始起麻雀捕殺行動。投放引誘麻雀的毒餌，埋伏射擊，敲鑼打鼓的“疲勞戰術”，全市群衆各顯神通。四天便消滅了40多萬隻麻雀。
這種“大規模作戰方式”也越傳越廣，全國各地紛紛開始效仿。
不過在全民參與滅麻雀的同時也有一些反對的聲音出現。例如中科院生物研究所的朱洗，他同一些科學家認為麻雀雖然吃糧食谷物，但是這隻占一小部分，大多數時候它們是吃害蟲的，如果大肆捕殺麻雀勢必會破壞生物鍊的平衡，很有可能出現蟲災，到時候損失的可就不是被麻雀吃掉的那一小點糧了。為了更有力地佐證這個觀點他還舉出了普魯士國的例子，1744年該國國王腓特烈大帝就曾動員全民消滅麻雀，不久之後國家便發生了嚴重的蟲災，為了避免更多，更長時間的糧食作物損失，又不得不從外國進口麻雀來控制害蟲。不過，科學家畢竟隻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都盲目地上行下效。
節約糧食适得其反
然而自然規律見效的也很快，1959年的春天蟲害席卷了中國的大部分城市，這時候人們才聽到了科學家為麻雀喊冤的聲音。1960年麻雀正式被從“四害”中除名。但59，60，61年的大饑荒還是讓中國飽受摧殘。
在很多八零後的記憶裡，童年裡不可缺少的一個娛樂項目就是上樹掏鳥蛋，那個時候麻雀不是什麼保護動物，但也不缺，它幫莊稼除害蟲，也會讨幾顆糧食充充饑，兩者和諧共處。
随着科學技術的發展進步，人們對自然的探尋更加深入。人類社會的發展不可避免地減少了野生動物的栖息地，保護自然家園這一話題得到人類的重視，于是以國家法律避免了人類對野生動物的傷害就變得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