蟑螂、老鼠、苍蝇和蚊子是人尽皆知的四害。他们携带病毒，数量增长难以控制，给人类和其他生物造成了很严重的生活生存困扰，所以人人都希望除之而后快。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四害”这个名号可不是它们一直占有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四害并不包括蟑螂，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的国家保护动物“麻雀”。当时人们大多认为麻雀吃粮食而且数量众多，所以才是人民的“一大害”。于是在国家发出“除四害”的指示后，全国人民齐动员，上到耄耋老人下至学步孩童，都为除麻雀而争相奔走。
老百姓们动脑筋，想办法。于是半天歼灭500多只，一天消灭小1000只，甚至于七天收获20万只的战绩一时之间层出不穷。
鸟儿有翅膀都在天上飞，那大家都是采用什么方法剿灭麻雀的呢？这场“灭四害”之战结果如何？没了麻雀粮食存下了吗？麻雀又为何从人人喊打的角色摇身一变成了大陆的保护动物呢？
四川扛起“先头”大旗
上面指示下来了，最先出效果的非四川莫属了。四川地形丰富，山水密林植被茂盛，鸟类自然也多。在当地政府的引领下小孩子拿起了弹弓，大人拿起了猎枪，老人布置起捉雀陷阱，但几天下来效果甚微，弹弓很难命中目标，而且子弹哪有麻雀多，陷阱抓捕费时费力。同年3月四川“除四害指挥部”在郫县农民穆青云那里得到了一个好方法：“麻雀会飞”是它们的优势同样也是劣势。再会飞总要找落脚的地方，天上的事我们管不了，可地下的事我们就能控制。如果让它们无处落脚休息，一直飞，飞得精疲力尽不就自己掉下来摔死了吗？
于是郫县人民被组织起来，拿上家伙什，地头田间，房前屋后吆喝声，敲击声不绝于耳，麻雀刚要落地便被吓跑了，不过这个村不能停留那就飞到别的村去，一整天也就只有零星几只落下来摔死的。
于是组织人员开始反思：“方法有效不过是范围太小了，我们要让麻雀停无可停，落无可落，食无可食。”然后紧接着便在邻县也组织起“战场”来。
这次群众更多，范围更广，锅碗瓢盆全部出动，日出到日落“咣咣咣…”的声音响彻全县，麻雀都被这个阵势吓住了，哪还敢落下来吃粮食，只得漫山遍野四处飞逃，好多累不住的都摔在地上没了动静。这次试验证明了领导的设想，“规模越大，越有效果。”
该方法便被推广开来，不同的县或村还对该方法加以优化，不止吆喝，敲响，还在田地里扎上几十万个草人，空地处点了十万多个火堆，设立数十万的捕鸟陷阱，所到之处麻雀尸横遍地。
在邛崃县甚至将灭麻雀按人头算了定量的任务。为了这个人民的“头号敌人”，工厂停工停产，学生停课停学，机关单位歇业放假。全体人员一起出动从天刚亮便忙活到深夜，大家都累得腿脚不听使唤，不过结果证明有付出是有回报的，这个县这一星期就剿灭20多万只麻雀。
有效方法全国推行
如此行之有效的方法被峨眉山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纪录片，一经播放，四川省便被各地当作了除四害的标杆，北京作为中国首都我自然也不甘示弱，在4月19日所有学生，教师，机关干部，科研工作人员全都走上街头轰轰烈烈地开始起麻雀捕杀行动。投放引诱麻雀的毒饵，埋伏射击，敲锣打鼓的“疲劳战术”，全市群众各显神通。四天便消灭了40多万只麻雀。
这种“大规模作战方式”也越传越广，全国各地纷纷开始效仿。
不过在全民参与灭麻雀的同时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出现。例如中科院生物研究所的朱洗，他同一些科学家认为麻雀虽然吃粮食谷物，但是这只占一小部分，大多数时候它们是吃害虫的，如果大肆捕杀麻雀势必会破坏生物链的平衡，很有可能出现虫灾，到时候损失的可就不是被麻雀吃掉的那一小点粮了。为了更有力地佐证这个观点他还举出了普鲁士国的例子，1744年该国国王腓特烈大帝就曾动员全民消灭麻雀，不久之后国家便发生了严重的虫灾，为了避免更多，更长时间的粮食作物损失，又不得不从外国进口麻雀来控制害虫。不过，科学家毕竟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都盲目地上行下效。
节约粮食适得其反
然而自然规律见效的也很快，1959年的春天虫害席卷了中国的大部分城市，这时候人们才听到了科学家为麻雀喊冤的声音。1960年麻雀正式被从“四害”中除名。但59，60，61年的大饥荒还是让中国饱受摧残。
在很多八零后的记忆里，童年里不可缺少的一个娱乐项目就是上树掏鸟蛋，那个时候麻雀不是什么保护动物，但也不缺，它帮庄稼除害虫，也会讨几颗粮食充充饥，两者和谐共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人们对自然的探寻更加深入。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减少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保护自然家园这一话题得到人类的重视，于是以国家法律避免了人类对野生动物的伤害就变得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