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作品《花甲錄》
獲獎感言
單向空間是與我有強連接配接的獨立書店。8年前，花家地旗艦店開業的時候，我有幸成為首位駐店作家；更早些時候，太陽宮愛琴海店開業的第一場活動，是我的《藤田嗣治：巴黎畫派中的黃皮膚》一書的對談。盡管作為寫作者，我非常珍視單向賦予我的文化身份，但我從來沒想過會獲獎。如此殊榮，對我來說既是驚喜，也有不安，同時也是一種激勵。
疫情中，宅在家裡工作，人對時間的感受會發生某種錯亂。這本書，我幾乎覺得是一本舊書了。冷不丁接到入圍的通知，确認了一下版權頁，才知道确實是2021年1月出版的書。
《花甲錄》是一本硬核著作，1960年由岩波書店出版，2011由平凡社再版，并進入權威的東洋文庫，早已沉澱為日本的漢學經典。這本書不僅是内山完造先生的個人史，從中也折射了19世紀末至“二戰”結束後的日本現代史、社會世相史和中日關系史。在中國左翼文化史、魯迅研究，包括殖民地上海史等相關曆史課題的研究上，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很多一手資料，都可資成為破解曆史迷津的重要參考。
這是一本被拖到地老天荒的書。理想國最早向我約稿是在2009年，從翻譯到出版，曆時12載。前半是由于我的拖稿，後半則是出版的秘辛：5年中換了3家出版社。承擔這個翻譯，對我是一項不自量力的工程。因為内山完造其人經曆複雜，他既不是一般的商人、小市民，也不是典型的知識分子。他的表達是明治大正時期的日語，接地氣，卻夾雜很多關西方言、俚語，大大超出了我的日語能力。但好在我有共同緻力于學術研究的日本學者夥伴，還有衆多的日本記者、作家朋友，他們都曾在各種場合，被迫充當過我的老師。
由于衆所周知的原因，本書在出版時做過删節，包括譯者導言中我鳴謝的幾位編輯等内容，亦成為犧牲。借此機會，我想對他們表達我遲到的謝意：他們是理想國的三任責編楊靜武先生、蘇本小姐和曹淩志先生，九州出版社的李黎明先生，還有我的好朋友、為本書揮毫題字的戴新偉先生。沒有他們的努力，本書也許永遠不可能面世。
在公共寫作領域，我自認為是有一定資曆的寫作者。但作為譯者，我是一個新手，一枚小僧。對譯者來說，翻譯對象分兩種，一是該譯的，二是想譯的。《花甲錄》屬于前者，是我該譯的。接下來，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譯一些自己真正喜歡的、想譯的書，包括純文學文本，文學批評和藝術文本。
再次感謝單向空間、各位評委和現場以及線上的各位讀者朋友。
《花甲錄》與内山完造的中國觀
劉檸
01
“四寸人的社會”
在中國，内山完造并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不僅不陌生，而且有很高的知名度。當然，多數人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了魯迅：從戰前到戰時，上海的内山書店，是中日關系的一扇重要視窗，也是魯迅人生最後十年的“客廳”。是以，談論内山完造，必談内山書店和魯迅，内山無疑是當世最有資格稱“知魯”者之一。
魯迅在第二回全國木刻展覽會上（1936年10月8日，攝于上海八仙橋青年會）
可問題是，内山與魯迅的交往，滿打滿算，不到十年，未及他旅中生涯的三分之一。在結識魯迅之前，内山已有十餘年在中國社會的“潛水”，其中國觀已然成形；魯迅去世後，複有十年的曆練，中國觀仍未改其宗。事實上，魯迅構成了内山中國觀的一個要素，或者說提供了某種支撐。
作為明治中期出生，大正初年即來大陸闖蕩的日本人，内山的中國觀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在“富國強兵”的國是驅動下，以所謂“通商國家”的堅船利炮為後盾，大批底層群眾從偏遠的山坳漁村湧向大陸，尋找發展機會，謀生圖存，同時也制造了一批大陸浪人。
應該說，當初内山完造渡海來中國，也是基于同樣的背景。但與多數闖蕩大陸的日人不同的一點，在于完造的基督信仰。其信仰的引導者，同時也是介紹他去中國的前輩，是日本著名宗教家、後成為京都同志社大學校長的牧野虎次牧師。對出身底層且無學曆，在國内商海中打拼多年，已深感倦怠的完造來說，中國既是一個新鮮而神秘的國度，也不失為一個現實的選項。是以，當牧野牧師向他征詢去中國的想法的時候，一拍即合。後完造在《花甲錄》中寫道：
我一聽，激動得禁不住渾身直哆嗦。何至于如此呢？因為我以前就覺得，如果說世人是五寸的話，自己不到四寸五。恐怕非得到四寸人的社會去，才有可能成功——那便是中國。
就是說，相對于“五寸”的日本，中國是“四寸人的社會”。而這對在“五寸”社會中，隻有“四寸五”長的“屌絲”來說，其“比較優勢”自不待言，意味着大把的機會，無疑是不小的誘惑。
内山完造（1885-1959）和位于上海北四川路上的内山書店
如此中國觀與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通過甲午戰争和日俄戰争，從“二等國”一躍擠進歐美列強的“一等國”行列，而北韓、中國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則淪為“三等國”的所謂“文明”意識形态一脈相承，可以說代表了那個時代日本國民的最大公約數。而毋庸諱言，這也是完造中國觀的原點。
1913年（大正二年）3月24日，二十八歲的内山完造乘春日丸抵達上海，被驚到了：
清晨，頭一次看到長江的赤黃泥水，先吃了一驚；接着，放眼望去，對極目千裡、無邊無涯的大平原又吃了一驚；僅一支叫黃浦江的支流便可容納三千噸的春日丸自由進出，不禁令人對這怪獸一般的龐然大物的宏偉再吃一驚。
這一連三驚不要緊，“我對此前把中國人想象成四寸雖然開始抱有疑問，但聽說這風景不過是西洋人的街區，我便仍帶着對中國人的四寸視線上陸了”。
自此，直到戰後被遣送出境，完造的所謂“四寸”中國觀不斷被試錯、修正、重構。其動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可以說均是中國現場的刺激。一是中國人——從商人、知識分子到普通店員，甚至是那些掙紮于社會底層的農人、纖夫和苦力，他們身上勤勉、樂天、隐忍的品性，默默感染着完造。
同時，在大陸的日人的無禮、霸道，軍人的橫暴，則令他時時感到痛苦和羞恥。如第一次“上海事變”（即“一·二八事變”）時，他看到（中國）“避難者成群結隊湧過，卻全然不見任何混亂迹象，卡車穿過馬路時，也平安無事。與日本人動辄做歇斯底裡狀相比，那些中國人完全不成問題，實在是平靜如常”，完造的内心其實很難平靜。特别是眼瞅着“周建人先生一行被帶走時，也淡定自若”，而“躁動不安的是日本人”，他内心的天平明顯發生了傾斜，“兩相比較，自然不難看出民族的輕率與持重”。
02
内山書店的誕生
上個世紀20年代，上海内山書店的中日方店員曾組織過一個内部儲蓄會，每人每月繳納一進制，并把錢存進中南銀行。可後來，那家銀行因公債暴跌而蒙受巨額虧損，其所發行的紙币遭外國銀行拒收。
于是，内山向書店的中國人主管王寶良先生建議：“中南銀行比較危險，還是把儲蓄會的存款取出來，轉存正金銀行比較保險。”可王先生卻說：“沒關系，先擱在那兒吧。”内山不解，“萬一銀行破産怎麼辦？”王先生答道：“人家虧損時去提款，銀行便會破産。還是在人家賺錢時去取錢比較好。”内山聽罷，頓感羞慚：
我不禁面紅耳赤，連這個十三歲起就進店當小夥計的王先生，都能把經濟理論付諸實行，這種普通中國人身上的偉大實在令我感佩不已。問題不在于理論本身，決定性的因素是實行與否。
柳宗悅（1889-1961）
要知道，在那個時代，積貧積弱的中國人在外部視野中有多麼不堪，連同為中國人的魯迅都在痛毆國人的“國民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一個日本人，卻能從底層中國人身上，有所發現，且發自内心地感佩于這種發現，這确實很能說明内山的品格，令我想到了“民藝運動”的倡導者柳宗悅。
早在戰前，柳宗悅便從日本的“保護國”北韓的藝術，特别是陶藝中發現了一種“悲哀之美”。基于這種發現，他提出了“在偉大的支那面前，在優雅的北韓面前，何以呈現獨特的日本”的問題，并把目光投向了生活中的日用雜器（即民藝），試圖從中發現獨特的“日本美”，這也成了“民藝運動”的出發點。
與柳宗悅一樣，内山完造也是雖身處殖民主義的磁力場，卻擁有超越殖民主義思維的少數分子之一。有道是，知易行難，但其實“知”也不易。完造在中國的年代，僅上海一地，日僑人數便從萬人增至日本戰敗前夕逾十萬人。從日本内地往來大陸者中，不乏達官顯爵、文豪精英，但幾乎清一色持為帝國大陸政策辯護的國家主義立場，作家文人多淪為“筆部隊”。放眼帝國時代的日本，有如此超越性反殖民逆向思維者，其實寥寥無幾。
而這正是完造的生活經曆之是以吸引我的地方——是什麼使完造從一名賣眼藥的遊商，在變身為上海最著名的文人書店老闆的同時，成長為一名自由派反戰知識分子？中國的曆史和社會現實所昭示者，多是“屌絲”成功後的跋扈，所謂“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魯迅題贈内山完造詩），魯迅幹脆把中國曆史分成兩個時代：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而内山從社會底端起步，在中國社會不懈打拼、上升的過程，則呈現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軌迹。
剛到中國不久，完造便帶領幾名中國苦力踏上了行商之旅，先後曆時兩年，足迹遍及華東、華中的大部分地區，自命為“日本人苦力”。異國廣袤的土地、雄渾的自然和異文化的新鮮刺激，不斷重新整理、改寫着完造在日本國内被洗腦的中國觀，他開始自覺并慚愧于此前那種“無知的傲慢”：
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中國人，雖然全無常識，卻端着一種日本式的自信，動辄以“文明國人”自居，将自己的生活束之高閣，想必相當滑稽。日後想起來，連自己也禁不住苦笑。
如此，完造在20世紀初葉的中國，一邊感受着日帝對中國的滲透和碾壓，一邊看到中華民族獨立意識的高漲，在此起彼伏的“排日”浪潮的沖擊下，在對立加劇，不無對撞危險的中日兩種文化的夾縫中，孜孜矻矻地行商，同時積累着對中國的觀察和對兩國文化差異的思考，為日後重新出發做準備。而作為一名知識分子，與商人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即使在行商的時候，其感官也是開放的，也會從種種商法和潛規中，發現不同的商業道德，進而修正此前“問題中國觀”中的既成偏見。
如他在《花甲錄》中記述的一個故事。1914年，完造去長沙行商，順道通路城裡的英華大藥房。五六年前，完造奉職的參天堂上海代理店——上海日信大藥房曾委托這家店寄售大學眼藥。他想了解一下後續情況并回收貨款，可并不知道該店已經易主：
魯迅與鈴木大拙（右二）等日本朋友合影（攝于1934年5月10日，内山寓所前）
剛好店主在，說其實這家店四年前已經易主，彼時在交接的内容中，還有大學眼藥的餘款。說一聲“請稍候”，店主便進裡屋拿出了一個紙包遞給我：“這個即是。明細都寫在上面了，請您過目。”我當場打開一看，裡面分别包着寫有明細的紙條和餘剩的殘品及貨款，分毫不差。我在感歎那種誠信的同時，也開始思考什麼是中國人的商業道德。可是，紙包裡所包的鈔票是大清銀行的鈔票，而由于大清銀行已經在革命中破産，這些鈔票恐怕連三文錢都不值。但毫無疑問此系四年前所包，紙包外面嚴實密封的封蠟證明了這一點。而且，此等事體并不僅限于湖南人。
盡管店已轉手，銀行已倒閉，貨款卻一文不少，完璧歸趙——湘商重然諾的誠信，令關西商人出身的完造内心受到很大震動，而且他相信，“此等事體并不限于湖南人”。可以說，正是作為行商的四處遊曆和與中下層群眾的廣泛接觸，打下了内山中國觀的底子。
可完造骨子裡其實并不是典型的商人。生于亂世，又置身于兩種文化互相颉颃的漩渦中，一個純商人的角色，令他有種安身立命的惶恐感，這既與其早年的經曆有關，也與信仰有關。就出身與學曆而言，完造的成分接近于當時僑居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相當于“土著派”。但經過信仰的路徑，特别是後來的書店經營者履曆，完造得以接近上海——這個戰前獨特的國際化大都市的中間層，進而實作了人生轉型。以1917年（大正六年）為界，完造從一名行商，廁身書店經營。從此，内山之名開始與某種志業合體，那就是内山書店。
03
從《活中國的姿态》到《花甲錄》
其實，内山書店的前身，是内山夫人内山美喜（原名井上美喜）的副業，首任店長應該也是内山夫人。彼時，完造四處行商，夫婦聚少離多。為排遣夫人的寂寞，便在當時位于魏盛裡的自家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二樓的亭子間開了一爿小書店。因夫婦二人均為虔誠的基督徒，開業之初，隻經營《聖經》和聖經研究雜志，及日本社會派基督教理論家内村鑒三等人的著作。
完造接手店鋪後，夫婦二人胼手胝足，苦心經營，門店幾經搬遷，越做越大，最後本店于1929年在公共租界内的黃金地段北四川路（施高塔路）落定，并在英租界開了一家分店，成為戰前到戰時，日本在海外最大的書店。1926年，文豪谷崎潤一郎通路上海，曾在随筆中記錄了内山書店的繁盛和與店主的交遊：
這個書店，據說在支那，是除“滿洲”之外最大的店鋪。店主氣質很年輕，說話清通，是很有趣的人。店中暖爐的四周，放着幾把長椅和桌子，買書的人來了，可小坐，喝茶。顯然，這家店成了書客們的愛泡之所。我自己是被喊來喝茶的，就勢了解了一番支那青年的現狀。
谷崎潤一郎（1886-1965）
從谷崎作家的記述，亦能看出，内山書店已然超出了純書肆的範疇，頗有種今天書咖啡（Book Café）的味道，在那時就已經相當文藝範兒了。事實上，内山書店不僅是當時中國最大的人文書店之一，而且兼營出版。店中附設的茶座，即文藝漫談會，由中日兩國的作家文人輪流坐莊。名為“漫談”，其實還定期出版機關志，曰《萬華鏡》。内山老闆也順理成章地客串“漫談作家”，生前出版過不下二十種随筆集。書店提供的左翼進步書籍，是中國知識界了解世界的櫥窗。
據不完全統計，僅三十年代，由中國左翼作家翻譯出版的外國文藝書籍中，原版書源自内山書店者，逾三百三十種——說内山書店是彼時的文化重鎮，誠不為過也。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戰雲密布，波詭雲谲，扼守上海公共租界戰略要津的内山書店，自然吸引了中日兩國各界的目光，其影響力遠遠溢出了文化圈。店内高朋滿座，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用完造自己的話說，“中國第一代社會主義者中的李大钊、陳獨秀，都是書店的顧客”。而最著名的書客，當屬魯迅。魯迅不僅常泡，連家中的房租和水電費，都是同書賬一起，由内山書店代繳。
在魯迅結識的日本友人中，經内山引薦者，多達一百六十人以上。魯迅去世前一天，最後一通便箋是寫給内山的。内山的處女作《活中國的姿态》出版，魯迅慨然作序。
魯迅在千愛裡避難時，與内山完造（左一）等日本友人合影（1934年8月29日，攝于内山寓所前）
“一·二八事變”中，魯迅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内山書店避難；魯迅逝世後，内山完造是赫然名列治喪委員會的兩位外籍人士之一（另一位是史沫特萊）；第二次“上海事變”（即“八·一三”事變）時，内山出面搭救被捕的許廣平；郭沫若、陶行知、夏丏尊等進步文化人，都曾得到過内山的搭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内山完造和他的書店，不啻冷峻時代中日關系最靠譜、最堅實的一座橋梁。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完造把書店資産均分給中日兩國三十餘位店員，同年10月23日，上海内山書店作為“敵産”被國民政府接收。1946年12月，内山完造被要求限期離境，且禁止攜帶任何行李，隻穿了一件對襟毛線衣，便上了回國的輪船，大量手記、書信等珍貴資料悉數佚失。
戰後，因片紙未帶回國，完造隻好以日本出版的曆史年表為線索，完全憑記憶，撰寫了從出生到從上海回國的六十年回憶，即《花甲錄》。1960年9月，《花甲錄》由岩波書店出版。2011年3月，由平凡社再版，并編入權威的東洋文庫。問世逾半個世紀，《花甲錄》早已沉澱為日本現代漢學的經典著作。過去十餘年來，内山完造的諸種著作陸續落地中國，獨不見這部“硬貨”登場。此番由九州出版社付梓，聊補遺珠之憾，堪可慰也。
04
内容與體例
在種種意義上，《花甲錄》都堪稱是一部重要著作。它不僅是内山完造的個人史，更是一部從19世紀末（1885年），直至“二戰”結束後的日本現代史、社會世相史和中日關系史。學者竹内好評價說：“《花甲錄》并非一部曆史書，而是曆史本身，是内山完造的人格。對思考日中關系的人來說，是一個未開拓的、或者半開拓的無限的寶庫。”
不是曆史家，卻勝似曆史家——完造其人的特殊背景、傳奇經曆，及上海内山書店從戰前到戰時的絕大影響力，使這部回憶錄史料滿載。其中很多一手資料，大可作為破解曆史迷津的重要參考：如上海租界公園中，著名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内”之問題告示的來龍去脈；如第一次“一·二八事變”中魯迅和周建人一家避難的真相；如1927年，郭沫若曾攜一位穿軍裝的安徽女郎在内山家住了十來天，後女郎的母親追到上海尋女，而同時，郭的日籍夫人安娜（佐藤富子）從廣東捷足先登，在内山家附近賃屋而居，伺機而動的八卦，等等，令人讀之不禁莞爾。
《花甲錄》日文版（劉檸攝）
接下來，我想談幾點關于《花甲錄》的内容和體例的問題。大緻有三：一是原著無注釋，所有腳注均為譯者所加。因本書作為曆史文本，涉及的人事繁複，為友善讀者的诠索、研究，凡加注釋的外國人名（包括日本人），均标注了英文（或日文羅馬字）拼寫；二是由于完造在寫作時，參考了日本戰後出版的曆史年表，并以之為時間線，來激活自己的記憶，故每一年的大事記，均為内山所遴選的曆史年表中的記載，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記述。是以，個别帶有國家主義色彩的表述，權且照錄，重在凸顯曆史線索；第三，礙于作者的生活年代，行文中有一些戰前的表達，隻是基于“時代錯誤”的習慣使然，并無特定的政治意味，請讀者諸君明察。除此之外，遵照有關規定，本書在出版時，對每一年的回憶正文前面的“特記”部分，做了整體删除，整體删除部分有待以後完善。對内文中被認為不符合大陸當代曆史叙事的内容和表述，也做了部分删節，特此聲明。
最後，請允許我感謝理想國前後三任編輯為此書付出的努力：沒有楊靜武先生的約稿和對我漫長的“拖拉機”行徑的容忍，本書便無從談起；沒有蘇本小姐悉心的編校和曹淩志先生的專業性勞作，本書的問世仍遙遙無期。感謝出版社李黎明兄的斡旋和責任編輯的工作。戴新偉先生的書名揮毫，為這部滄桑的曆史文本平添一種文人氣質。
長年以來，與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副教授O. J.女士“以心傳心”的交流，惠我良多，意義遠大于學術。多少個深夜，以MSN、電子郵件或微信為媒介的“翻譯講座”，對我了解諸多戰前的日本事情和舊式的日語表達，功莫大焉，在此表達深深的謝忱。
寫于2016年10月19日——魯迅八十周年忌日
2020年9月22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