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玉琪
“如果有天堂，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阿根廷作家、詩人博爾赫斯的這句名言，已經成為圖書館的最好注腳。
圖書館，作為實作知識普惠的主要場域之一，一直承擔着收藏書籍、資源共享的公共服務功能。
但在一座小城，圖書館還能發生更多故事。在這裡，圖書館打破沉默，從單向輸出變為群體共建。“這不隻是關于書的事情，還關于人和人之間的連接配接。”圖書館負責人如是說。
文林在2018年回到家鄉大理，建了一座圖書館。他拿出了自己近2000冊藏書，又購入近10000冊圖書。4年來，這座圖書館成為遠離城市喧嚣的“詩和遠方”，這裡也成為小城孩子眺望世界的視窗。
回家鄉建一座圖書館，聽上去很詩意，但現實總是骨感的。經營4年，圖書館的營收基本可以與營運成本持平。但算上一年17萬多的房租，圖書館還處于虧損狀态。想要找一條讓圖書館活下去、活得久，還不依賴資金捐贈的路，文林還在摸索。
讀者在圖書館閱讀。（受訪者供圖）
“書理”的誕生
文林是土生土長的大理人。大理四面環山，城市很小，“走兩步就到農村了”。在資訊閉塞、網際網路還不發達的年代，書就是文林的精神世界，他的童年是在書房裡度過的。
他讀《三國演義》，書裡的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使命，“做一個有點價值的人，會有一種英雄情結”。
大學畢業以後，文林一直在網際網路行業工作。他去過很多城市，通過旅行，他觸摸到了世界的廣度，而通過閱讀，能了解世界的深度。
文林發現，雲南人都不愛往外跑，哪怕跑出去，待不了多久還是會回到雲南。他想，那就把世界搬到大理來，讓大理當地的人有免費的好書可讀，尤其想讓當地的孩子們看到未來的更多可能性，走出雲南，走向世界。
建圖書館的念頭一直萦繞在文林的腦海裡。2018年，通過創業，文林手頭上有了一些資金，他開始把建圖書館這件事付諸行動。
文林找來自己的兩位同學作為合夥人。三個人在大理看了很多房子，最後選了位于大理古城黃金地段的一棟三層小樓。主路上是餐廳、民宿，圖書館則坐落在一條僻靜的小巷子裡，熱鬧而不失安靜。
文林直接和房東簽了10年合同，一次性交了5年的房租。
圖書館是一棟白族樣式的磚木小樓，門頭來自房東家300年曆史的祖宅，房屋結構、屋内裝潢、桌椅都是木制的。一樓是閱讀空間，做了一個下沉式的設計，既能供人坐着讀書，又能舉辦活動，二樓是非遺文化甲馬雕刻體驗區，三樓是兒童閱讀館。
文林和朋友又把蒼山、洱海本土的植物種在客棧的各個角落。大門貼着一副楹聯，上書：“良辰美景賞心樂事，英詞妙墨好古多聞”，橫批：“山水行走”。
圖書館大門（受訪者供圖）
作為圖書館的“啟動書籍”，文林拿出了自己近2000冊藏書，又購入了近10000冊圖書。那段時間，文林和合夥人泡在大理的舊貨市場裡淘書，幾乎把所有關于大理曆史、文化的書籍都買了過來。
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圖書館開張了。文林給圖書館起名“書理”，寓意“從書裡找到人生真理”。
讓圖書館“活”起來
文林希望尋找一個圖書館能生存下來的模式。一開始，文林的設想是打造一家圖書館民宿，把民宿賺的錢用來買書，以民宿反哺圖書館。
後來，文林發現，民宿始終處于一個盈虧平衡的狀态。但随着疫情到來，民宿開不下去了。
知道圖書館的人多了，很多人開始給圖書館捐書。于是文林也開始思考，住宿的營收是為了以良性的模式讓書越來越多，如果有其他方式不是更好嗎？
“共建”“以書換宿”的概念就這樣被提了出來。“我們不想擺出很慘的姿态，不想因為做圖書館不賺錢，就讓大家來給我們捐書。”
書理圖書館提出共建人制度。（受訪者供圖）
負責圖書館日常營運的劉暢介紹，建館4年來，共建人共有392位（不包括企業/團體共建人），收到贈書6053本。加上圖書館已有圖書，目前館藏将近23000冊。
一開始，捐5本書就能換一晚住宿。後來，共建人多了，房間不夠住了，以書換宿的門檻提高到了10本、20本。
文林認為，在傳統圖書館，讀者與圖書館之間的關系是單向的，書的更新頻率低，品質也參差不齊。“以共建的形式，當圖書館每天都能更新50～100本書，它就慢慢地‘活’了起來。”
每天，圖書館都能收到共建人寄來的書籍。有人随書附上自己寫的詩，有人會給圖書館寫信，有人在書的扉頁留下寄語。圖書管理者把它們登記、貼上标簽、拍照留念，再整理上架。
圖書館收到的共建人來信。（受訪者供圖）
劉暢形容，共建人是一個“集體群像”：有紀錄片導演，有高校教授，有作家、老師、音樂人，也有附近鄉村圖書室的主人，但更多的是素未謀面、甚至從未來過大理的朋友。
随着共建人的增加，圖書館成為了一座連接配接衆多愛書人和旅行者的橋梁。劉暢和共建人一起，去年一年組織了60餘場活動，大家聚在一起讨論電影、音樂、寫作，體驗大理當地的甲馬、白族三道茶文化，一起在山林裡、稻田邊、星空下徒步、讀詩，還關注流動女工、鄉村兒童閱讀。
圖書館也連接配接着共建人和當地居民：戲劇老師帶着村裡的孩子一起做木偶劇，文物工作者帶着家長、孩子重走茶馬古道，親自參與在地文化的保護。
共建人為村裡的孩子開設生物多樣性自然課堂。（受訪者供圖）
除了館藏、活動，圖書館的空間也是“共建”的。劉暢在外出吃飯的時候，會讓在館裡讀書的共建人幫忙看個門；燈泡壞了，大家搭把手就換了；在大理的朋友或是給圖書館投放零食、水果，或是放一束當季的鮮花。
和公共圖書館相比，文林覺得在私人圖書館，書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們其實是把書變成一個連接配接的紐帶，本質雖然是圖書館，但是希望大家在這裡能夠獲得更多有意思的東西。”
“這不隻是關于書的事情，還關于人和人之間的連接配接。”劉暢說。
“多買套房不如多開一個圖書館”
疫情以來，文林長期在北京工作，圖書館的長期管理者隻剩劉暢一個人。有段時間，接收新書、整理書籍、打掃衛生、制作視訊、組織活動，“能看到的活兒基本都隻能自己來”。
在大理，為圖書館招募志願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圖書館的工作相對清苦，還要和大理多如牛毛的民宿、酒吧、咖啡館競争。而招募來的志願者大多隻能待1個月，能待上三四個月的志願者都不多見。
劉暢也遇到過懷疑的聲音。有人覺得，開個小酒館、找人聊聊音樂電影就可以了，為什麼還要搞圖書館？也有人覺得，既然與知識相關，就應該去支教、去給孩子們上課。“但我覺得如果教育隻限于此的話，就太狹隘了。”
劉暢希望，圖書館就是一個純粹的閱讀空間，他們要做的是保護好閱讀氛圍，同時提供文化藝術的交流，“讓年輕人通過興趣走進來，而不是因為應試的壓力”。
建一座私人圖書館，聽上去詩意十足，但過程中繞不開“錢”的問題。
文林和劉暢在不斷嘗試新的營利方式，通過售賣文創、飲品、舉辦文化體驗活動、營運劇本館等方式，目前，圖書館的營收可以與營運成本基本持平。但算上一年17萬多的房租，書理圖書館還處于虧損狀态。
甲馬文化的體驗活動能給圖書館帶來一定收入。（受訪者供圖）
偶爾，文林會打開點評網站，浏覽大家對圖書館的評價，有人寫道：“你們一定要活下去。”
這不僅是書理一家民間圖書館面臨的境遇。
北京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王子舟曾對大陸民間私人圖書館進行研究。通過對各類媒體報道進行不完全統計，目前，大陸有444家民間圖書館，藏書數量多寡不均，藏書在10000冊及以下的占70.9%。經費與書刊來源困難是兩大瓶頸問題。
浙江台州有為圖書館的創始人章瑾也曾在接受《中國慈善家雜志》采訪時表示，大衆會對這種公益募資的打法産生疲倦，捐贈人的維護也存在阻礙，是以，從網際網路管道募集的資金正逐年下降。從2017年的80多萬元，2018年的60多萬元，下降至2019年的20多萬元。
在負責書理圖書館的營運之前，劉暢曾經參與營運多個公益圖書項目。她認為，目前大部分的公益項目過于依賴資金捐助或國家項目撥款，在可持續性上有局限性。
“這也是我們現在不想走公益路線的原因，太依賴于捐贈了，我們想探索新的模式，不僅讓圖書館能活下去、活得更久，還要創造更多價值。”劉暢說。
離開北京後，劉暢已經把大理當作自己的“第二故鄉”。剛來到大理的時候，自己是在消費大理，享受這裡自由、包容的環境，豐富的在地文化，還有好山好水；現在，她開始思考，怎麼建立、傳承，用新的思維把這裡的文化帶出去。
在外奔波越久，文林就越懷念家鄉。在不斷重返家鄉的過程中，他對大理也有了新的認識。
“大理是一個烏托邦。”在他看來，大理已經不僅是本地人的大理，它慢慢地成為很多人的大理。有人從大城市來，把大理當作從城市回歸農村的第一站，也有外國人定居在大理，這裡有各種各樣的思想和文化。
“大家不會說誰比誰有錢，也不會說誰比誰多幾套房子，大家在大理做着自己這輩子想做的事情。”文林說。
文林的願望，是在雲南開100個這樣的圖書館，讓閱讀抵達更遠的地方。他開玩笑說：“多買套房不如多開一個圖書館。”
（應受訪者要求，劉暢為化名）
（編輯：戚夢穎 校對：燕郁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