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學祖庭，成就王陽明的第一聲呐喊

璞瑅學宮

自明代以來，龍岡書院就成為王學祖庭，成為士人想往的聖地，成為當地夷漢諸民祭拜之所，靠的是什麼？我想，就是依靠它偉大的精神，也是書院的靈魂所在。在這裡，陽明先生于君子固窮之際、尋得孔顔樂處而發出木铎洪音，與先生盛名相比，龍岡書院地理偏僻，其知名度與其地位遠不能相稱。然而，正是這所心學祖庭級書院，成就了陽明先生的第一聲呐喊。

傳曰：“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為木铎。”

孔子之後，複有孟子，在異端紛紛的亂世之中屢發木铎洪音，成為世人宗風仰止的大聖大賢。之後1700餘年的曆史長河中，治亂相仍，然而天地不閉、人倫不廢，都有賴于奮起而身、不奪其志、敢為天下立法的聖賢君子。

可是誰也不曾想到，這代表儒家文化理想的木铎竟然在距中原萬裡之遙的西南夷域一所名為“龍岡”的書院中響起，而且若幹年之後，其袅袅洪音，便傳遍長江上下、大河南北，上百年間，國人的精神世界為之一變。

這位發出木铎洪音的夫子便是王陽明，與陽明的盛名相比，龍岡書院由于地理偏僻，其知名度與其地位遠不能相稱。然而，正是這樣一所書院，成就了陽明夫子的第一聲呐喊。

九夷之居：樸而不陋的異域書院

孔子曾言欲居九夷而未之能，王陽明卻“實作”了這一理想。

可是誰又願意遠離故土、抛妻棄子、揖别繁華與文明到蠻夷之邦去呢？孔子欲居九夷是慨道之不行，陽明居九夷是為了堅守自己的良知。

正德元年（1506年）冬，劉瑾專權，放逐大臣，南京科道官戴銑、薄彥徽等彈劾劉瑾被捕下獄，王陽明不顧安危，上書據理以救，被廷杖四十，下錦衣獄衛，谪貴州龍場驿丞。實際上，陽明的奏章隻是申明“言官無罪”而已，竟是以遭貶，可見當時政治環境的險惡。

與京城的權力傾軋、爾虞我詐不同，被時人視為夷域的貴州，盡管給陽明帶來了夷夏之辨的心理沖突，諸如“蠻煙瘴霧承相往”“瘴疠蠱毒之與處”“華夷節制嚴冠履”“鹿豕且同遊，茲類猶人屬”之類詩文，都是陽明對貴州這片異域世界的感官印象。

但是深入下去，陽明才發現，貴州雖稱夷域，其風氣實是“淳龐質素之遺”，就像黃帝、唐堯時代法制未備，這不是“陋”，而是“樸”。對陽明的到來，龍場之民，不分老稚，鹹來問訊，情真意切，令陽明大感黃帝、唐堯之化。

正德三年（1508年），陽明到龍場時，貴州的書院幾乎還沒有發展。雖然據史載，宋代即有銮塘書院之說，但是貴州地區書院成規模地發展起來，還是要到弘治、正德年間。“省會級”的文明書院便于正德元年（1506年）落成于貴陽。

當時，官學之建已曆百又餘年，可是提學副使毛科還是認為“書院之複興，士習風教之所是賴”（見徐節《建立文明書院記》），這表明，書院有官學不能替代的作用。

文明書院規制極其宏大，有會文堂，有顔樂、曾唯、思憂、孟辯、師文、學孔等齋舍，甚至還建有祭祀孔子的先聖廟。這說明，貴州建立起與中原一樣規制的書院也不是沒有可能。可是，龍岡書院卻完全是私人性質的，它依靠的不是權力和金錢。

龍岡書院應該說是由王陽明的住所演變而來。陽明最初到龍場，無所居止，結草庵以居之，盡管草庵高不及肩，但是經曆長途跋涉之後，卻已可以暫時緩解疲憊的身心了。不過，草庵迎風漏雨，極不便宜。

後來，陽明在山中發現了一個石穴，即所謂“東洞”，就打掃一番住了進去，并将其命名為“陽明小洞天”，還為此作詩紀念。山洞雖勝于草庵，不過既潮濕又溫熱，仍是不便居住。

随着時間的推移，陽明與當地夷民的關系越來越親密，夷民敬仰陽明、親近陽明，更是同情陽明的處境，尤其是居無定所的艱難，于是為其建起了小廬，有軒、亭、堂等，以為之居所。

陽明自己記述說：“諸夷以予穴居頗陰溫，請構小廬。欣然趨事，不月而成。”（見王陽明《龍岡新構》）之後遠近諸生來集，向陽明求學，“龍岡書院”由是而成。可以說，這是一所夷民建起來的書院，然而又是傳播漢文化的，這說明，夷漢之間，隻有衣冠之别，至于“言忠信”“行笃敬”都是一樣的。

貴陽文明書院從弘治十七年（1504年）始建到正德元年才完工，而龍岡書院建成隻有一個月，是夷民“鑿巘薙林條”而成，其簡陋程度可以推想而知。可能陽明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一所“奇特”的書院出現在西南中國。

說起書院，都會涉及藏書是“三大事業”之一雲雲，可是龍岡書院談不上有什麼藏書。陽明從中原而來，萬裡跋涉，攜帶書籍自是奢望，而龍場作為夷域世界，又有何書可讀？要讀書怎麼辦？隻能靠記憶，陽明自己說：“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

龍岡書院也沒有祭祀，盡管有些典禮會耗費很大，但是瓜果蔬菜、随分而已的祭祀也不是沒有，王陽明不是還用“隻雞飯三盂”去祭奠客死在蜈蚣坡的吏目子仆三人嗎？

可見，陽明看重的不是外在形式，藏書也罷，祭祀也好，還有講學，究其根本，重要的是能否深入諸生之心，感發其良知。在龍岡書院中，陽明開始運用文化符号對這些簡陋的亭舍進行“裝飾”，如何陋軒，陽明便闡釋其意義說：

龍場……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粝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見王陽明《何陋軒記》）

傳統夷夏觀在陽明這裡發生了重大變化，夷民不再是“文身”“鳥語”的異類，而成了未經雕琢的璞石、未經裁剪的良木。對于君子亭，王陽明也大加議論，将其與亭邊叢叢翠竹聯系起來說：

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隐，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然，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群賢之交集，風止籁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群後，端冕正笏而列于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見王陽明《君子亭記》）

還有賓陽堂，其堂東向，東為日出之地，故取《尚書》“賓陽”之意，“為日、為元、為善、為吉、為亨治，其于人也為君子”（見王陽明《賓陽堂記》）。諸如此類，文化的、意義的世界被建構起來，與文明書院顔樂、曾唯、思憂、孟辯等書本化的符号不一樣，龍岡書院意義世界的建構都與觸目可及的自然融為一體，使人易于感興。

未嘗戚戚：知命而自尊的山長

“孔顔樂處”是宋明理學的一個重要命題，二程從學于周濂溪，濂溪隻令二人“尋孔顔樂處”，二程于是“吟風弄月以歸”。

孔子有疏食飲水之樂，顔回有箪食飄飲之樂。然而，不改其樂，并不容易。即便是如子路這樣親事聖人的大賢，也不免如此。孔子厄于陳、蔡，七日絕糧，這時，子路就憤怒了，在其看來，既為君子，就不該有這樣的命運，是以就問孔子，孔子回答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所謂“君子固窮”者，便是“孔顔樂處”，便是君子的“樂天知命”。

王陽明在《居夷詩》中屢引孔子在陳的典故，而他也就是一位有“孔顔之樂”的山長。陽明到龍場之後，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唯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為石椁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

于是，靜坐清心久之，進而看透生死，進入了一種從未有的樂境。“樂是心之本體”，王陽明對學生如是講。何為樂？為得失、榮辱、生死所牽即不樂，心不戚戚即是樂。

在《瘗旅文》中，陽明就講：“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為什麼陽明自見吏目子仆三人就能斷定其必死？就是三人中眉間有“愁容”。

王陽明身體并不好，在貴陽時雖是三十七八歲，時在壯年，卻是“齒漸搖動，發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卧病不出”。（見王陽明《答人問神仙》）平甯王、定思恩，用兵如神，為明王朝建立不世功業的王陽明，其實隻是一介瘦弱多病的儒生而已。可是，王陽明在異域殊方堅強地活着，就是靠着心中的樂。

“山長”二字用在陽明身上似乎極不相稱，凡稱“山長”雲雲者，一般都有豐厚的年薪，如清乾隆間嶽麓書院山長一年收入就有四百六十五兩之多。沒有錢，書院要辦下去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可是，王陽明這位山長，居無常居、食無常食，竟辦起了一所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書院。

為了生活，王陽明親自種地、澆園。孔子鄙薄樊遲學稼是“小人”，王陽明卻向夷人學種地，為什麼要種地？因為絕糧了。當時陽明到龍場時，春季未深，還可以播種。夷人均用火耕，陽明遂效仿之。當時有田數畝，應該是開荒所得。對此，陽明還很樂觀，說種這點田，不僅自己和僮仆可實口腹，還可以周濟窮人，甚至遺惠于鳥雀。陽明對此非常用心，如《觀稼》一詩：

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

種蔬須土疏，種蓣須土濕。

寒多不實秀，暑多有螟螣。

去草不厭頻，耘禾不厭密。

實體既可玩，化機還默識。

即是參贊功，毋為輕稼穑。

什麼是“格物緻知”？陽明以前隻是讀書求知，到此時才發現，原來實體處處可求，來自實踐的道理是如此生動而鮮活。有時斷炊，為了吃上飯，陽明與僮仆挑着擔子，攀岩去采蕨菜、采栗子，山谷中凄風陣陣，衣服都被霜露打濕了，為了燒火，還要拾薪、砍柴，盡管辛苦，也不能停歇，因為不勞動，就沒有吃的。

但是，要是認為陽明是落魄至此，不得已而為之，那就大錯特錯了。當時龍場驿在水西土司首領安貴榮的管轄之内。安貴榮聽說陽明遠來，“使廪人饋粟，庖人饋肉，園人代薪水之勞”，本來，陽明由此可以靜坐讀書、衣食無憂了。可是，陽明一一謝絕。

這令安貴榮大為驚奇，又複送以金帛、車馬，禮敬更重了。陽明見盛情難卻，隻收下二石米以及柴炭雞鴨等物，其餘一概送回。因為，陽明要“不愧吾食力”，不以生活艱辛就改變自己的志節，并表示願學顔回，“邈矣箪瓢子，此心期與論”。

政治環境依然比較險惡。據《年譜》記載，劉瑾對王陽明的記恨還沒有消失，前途未蔔。都禦史王質巡撫貴州，派人到龍場去淩辱陽明。周邊的夷民實在看不下去，痛打了差人，差人回去告狀。

提學副使毛科“喻以禍福利害”，讓王陽明去謝罪。王陽明表示說“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什麼是福，什麼是禍？被人加害是禍嗎？在陽明看來，失掉忠信、卑躬屈膝才是“禍”。

“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王陽明在龍場的一言一行都展現了君子的坦蕩，君子何憂何懼？這樣一位貧病交加的書院山長，以其偉大的人格魅力，令龍場的夷民感動，令異族的領袖動容，令身居提學副使的大吏為之欽敬。正是這種偉大的人格，使諸生來集，圍繞在其周圍，俨然如五百年前，孫複躬耕于泰山，為兩宋興起師道一樣。

其實，王陽明也有憂，但是他憂的是道之不行，“年華若流水，一去無回停。悠悠百年内，吾道終何成！”憂的是遠離故鄉，不能盡孝于父母。這隻是憂，不是患得患失的“戚戚”。

聖人至此，更有何道？反求良知，吾心自足。這樣一位山長，終于在這種特殊境遇和特别的生活中，獲得了一種對人生、對世界的新見解，知行合一之說由此而展開，良知之學由此而發端，堪稱是王陽明心學的第一聲呐喊。

漢夷相向：山間水畔的講學

陽明早在少年時，便已立下為聖之志，可是四處求師求友而不可得，為什麼呢？帝國上下到處都是科舉之學，是以“何為第一等事”？讀書登第是士人最偉大的夢想。

中國人除了做官之外，真的别無信仰嗎？說到明朝，不能不說王陽明，可是王陽明在明朝其實是一個異類，他要做聖人，并且希望能帶動整個社會風氣的變革。在戴銑事件之前，王陽明與湛甘泉已開始講學徒授，可是，京師畢竟是名利場，故未遂其志。

而龍岡書院，使王陽明這種學為聖人的教育理想找到了依托。龍場很特殊，它遠離了市井的喧嚣和名利，儲存着山川風物固有的甯靜、淳樸。是以，當王陽明講起“知行合一”時，獲得了最初的心理上的共鳴：

吾居龍場時，夷人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中土亡命之流。與論知行之說，更無抽挌。久之，并夷人亦欣欣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反多紛紛同異，拍挌不入。學問最怕有意見的人，隻患聞見不多。良知聞見益多，覆蔽益重。反不曾讀書的人，更容易與他說得。（《傳習錄拾遺》）

可是，士人卻不一樣，他們讀書既多，便形成了種種遮蔽良知的意見。這便是無知識的夷民與陽明親切的原因，從陽明的講法來看，必然是要有這樣一個地域，與中原士人構成的知識世界不同的地域，來為其理論飛躍提供一種試驗場。王陽明不再懷疑什麼，因為有夷民為之作證，在龍岡書院中，有一批從四方來集的諸生為之作證。

是以，龍岡書院的講學不是科舉之學、知識之學，而是身心性命之學。在龍岡書院，維系這個師友團的隻是一篇四事規約，即著名的《教條示龍場諸生》。四事分别是“立志”“勤學”“改過”“責善”。

與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不同，《教條示龍場諸生》都圍繞着生徒的心志而展開，朱子的《揭示》确立了很多法則，讓生徒去遵守；而在王陽明看來，心即是理，外求不得。

龍岡書院提供不了長期住所，諸生常是上百裡跋涉而來，盤桓數日，來去匆匆。其中知名者，如湯伯元、陳宗魯都是貴州宣慰司人。陳宗魯以文學著稱，陽明曾有《贈陳宗魯》一詩，希望陳宗魯學習古人、脫去陳言，認為文學畢竟是餘事，而成為聖賢才應是人生的終極理想。後來，陳宗魯還曾為中峰書院作記，為龍岡書院何陋軒碑作詩。

朱子主持的白鹿洞書院，講學程式比較完備，“教學活動”由書院山長主持，有時還輔以副講，還有升堂講學等儀式。然而，這些形式在龍岡書院全是找不到的。不僅是條件的限制，陽明似乎是有心要建立一種新的講學方式。如《諸生夜坐》一詩中所描繪的，日光西落，山色黯淡，平疇在眼，長草間遙見數騎取徑而來，及近之後，原是遠道而來的諸生，于是：

投辔雁鹜進，攜蓋各有羞。

分席夜堂坐，绛蠟清樽浮。

鳴琴複散帙，壺矢交觥籌。

夜弄溪上月，曉陟林間丘。

村翁或招飲，洞客偕探幽。

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

溪水淙淙，夜月流照，清曉時又晨光袅袅，穿透山間的樹林，師生談天論地，這是一幅怎樣的畫面！諸生之外，村翁也來歡聚，處處彌漫着講道之樂。後來，陽明的講學大多與此相仿，無論是在滁州，還是在天泉橋。

孟子講“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王陽明不反對科舉，但是還是明确指出：“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鹜于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于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複知有明倫之意矣。”（見王陽明《萬松書院記》）是以，陽明不願意進入到唯科舉功利是求的“體制”中去。當時提學副使毛科請王陽明到貴陽文明書院去講學，陽明作《答毛拙庵見招書院》詩回答說：

野夫病卧成疏懶，書卷長抛舊學荒。

豈有威儀堪法象？實慚文檄過稱揚。

移居正拟投醫肆，虛席仍煩避講堂。

範我定應無所獲，空令多士笑王良。

盡管陽明在表示謙虛，卻也有對師道尊嚴的暗示。末句典故出自《孟子》：王良以規範行車，不獲一禽，被稱“天下之賤工也”；不以規範駕車，一日十禽，被稱“天下之良工也”。王良很感歎，為什麼呢？守規範是賤工，不守規範是良工，這不是是非颠倒嗎？陽明以“王良”自喻，是說自己有為師的原則，決不會去講媚世之學。

不過，由于提學副使席書再次敦請，陽明還是去了貴陽文明書院講學，主講内容就是“知行合一”。可是，這次并沒有獲得像在龍場一樣的認同，是以陽明離開貴州之後曾表示“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見錢德洪《王陽明年譜》）

為什麼王陽明後悔呢？到貴陽之後，陽明詩中談到講學已不多了，更沒有在龍場時對諸生到來的那種熱烈期盼，《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詩中“改課講題非我事，研幾悟道是何人”還表現了對科舉之學的不屑。怎樣的書院教學才是最理想的呢？在陽明眼中不言自明。

餘論：從心學說龍岡

書院，什麼是書院？從不同角度對書院的定義不同，是一片建築嗎？

陽明在時，龍岡書院一片庑陋，及其既去，建築“更新”，連祭田也有了，可是講學之盛不再有。書院存在是時間問題嗎？龍岡書院究竟存在了多久？其實真正有影響的講學，也就隻是王陽明在貴州的那兩年多。

書院是制度？龍岡書院留下的規章隻有一篇四事《教條》。自明代以來，龍岡書院就成為王學祖庭，成為士人想往的聖地，成為當地夷漢諸民祭拜之所，靠的是什麼？我想，就是依靠它偉大的精神，這是書院的靈魂所在。

王陽明認為朱子“事事物物有定理”之說不确，從書院來看，其精神不在物質的、外在的形式，良知才是根本，須将良知擴充于事事物物，這才是真正的格物緻知，而不是相反。

龍岡書院就是良知的擴充，其文化、其精神、其講學的展開，都是心性的張揚和創造。自龍岡之後，王陽明不計毀譽、不避患難、不懼榮辱，甚至抱以“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之雄心，為萬世生民大聲疾呼。這振聾發聩的洪音，感召了一批批學人聚集起來，形成了曆史的“大合唱”——良知的木铎洪音永不斷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