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祖庭，成就王阳明的第一声呐喊

璞瑅学宫

自明代以来，龙冈书院就成为王学祖庭，成为士人想往的圣地，成为当地夷汉诸民祭拜之所，靠的是什么？我想，就是依靠它伟大的精神，也是书院的灵魂所在。在这里，阳明先生于君子固穷之际、寻得孔颜乐处而发出木铎洪音，与先生盛名相比，龙冈书院地理偏僻，其知名度与其地位远不能相称。然而，正是这所心学祖庭级书院，成就了阳明先生的第一声呐喊。

传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孔子之后，复有孟子，在异端纷纷的乱世之中屡发木铎洪音，成为世人宗风仰止的大圣大贤。之后17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治乱相仍，然而天地不闭、人伦不废，都有赖于奋起而身、不夺其志、敢为天下立法的圣贤君子。

可是谁也不曾想到，这代表儒家文化理想的木铎竟然在距中原万里之遥的西南夷域一所名为“龙冈”的书院中响起，而且若干年之后，其袅袅洪音，便传遍长江上下、大河南北，上百年间，国人的精神世界为之一变。

这位发出木铎洪音的夫子便是王阳明，与阳明的盛名相比，龙冈书院由于地理偏僻，其知名度与其地位远不能相称。然而，正是这样一所书院，成就了阳明夫子的第一声呐喊。

九夷之居：朴而不陋的异域书院

孔子曾言欲居九夷而未之能，王阳明却“实现”了这一理想。

可是谁又愿意远离故土、抛妻弃子、揖别繁华与文明到蛮夷之邦去呢？孔子欲居九夷是慨道之不行，阳明居九夷是为了坚守自己的良知。

正德元年（1506年）冬，刘瑾专权，放逐大臣，南京科道官戴铣、薄彦徽等弹劾刘瑾被捕下狱，王阳明不顾安危，上书据理以救，被廷杖四十，下锦衣狱卫，谪贵州龙场驿丞。实际上，阳明的奏章只是申明“言官无罪”而已，竟因此遭贬，可见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

与京城的权力倾轧、尔虞我诈不同，被时人视为夷域的贵州，尽管给阳明带来了夷夏之辨的心理冲突，诸如“蛮烟瘴雾承相往”“瘴疠蛊毒之与处”“华夷节制严冠履”“鹿豕且同游，兹类犹人属”之类诗文，都是阳明对贵州这片异域世界的感官印象。

但是深入下去，阳明才发现，贵州虽称夷域，其风气实是“淳庞质素之遗”，就像黄帝、唐尧时代法制未备，这不是“陋”，而是“朴”。对阳明的到来，龙场之民，不分老稚，咸来问讯，情真意切，令阳明大感黄帝、唐尧之化。

正德三年（1508年），阳明到龙场时，贵州的书院几乎还没有发展。虽然据史载，宋代即有銮塘书院之说，但是贵州地区书院成规模地发展起来，还是要到弘治、正德年间。“省会级”的文明书院便于正德元年（1506年）落成于贵阳。

当时，官学之建已历百又余年，可是提学副使毛科还是认为“书院之复兴，士习风教之所是赖”（见徐节《新建文明书院记》），这表明，书院有官学不能替代的作用。

文明书院规制极其宏大，有会文堂，有颜乐、曾唯、思忧、孟辩、师文、学孔等斋舍，甚至还建有祭祀孔子的先圣庙。这说明，贵州建立起与中原一样规制的书院也不是没有可能。可是，龙冈书院却完全是私人性质的，它依靠的不是权力和金钱。

龙冈书院应该说是由王阳明的住所演变而来。阳明最初到龙场，无所居止，结草庵以居之，尽管草庵高不及肩，但是经历长途跋涉之后，却已可以暂时缓解疲惫的身心了。不过，草庵迎风漏雨，极不便宜。

后来，阳明在山中发现了一个石穴，即所谓“东洞”，就打扫一番住了进去，并将其命名为“阳明小洞天”，还为此作诗纪念。山洞虽胜于草庵，不过既潮湿又温热，仍是不便居住。

随着时间的推移，阳明与当地夷民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夷民敬仰阳明、亲近阳明，更是同情阳明的处境，尤其是居无定所的艰难，于是为其建起了小庐，有轩、亭、堂等，以为之居所。

阳明自己记述说：“诸夷以予穴居颇阴温，请构小庐。欣然趋事，不月而成。”（见王阳明《龙冈新构》）之后远近诸生来集，向阳明求学，“龙冈书院”由是而成。可以说，这是一所夷民建起来的书院，然而又是传播汉文化的，这说明，夷汉之间，只有衣冠之别，至于“言忠信”“行笃敬”都是一样的。

贵阳文明书院从弘治十七年（1504年）始建到正德元年才完工，而龙冈书院建成只有一个月，是夷民“凿巘薙林条”而成，其简陋程度可以推想而知。可能阳明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所“奇特”的书院出现在西南中国。

说起书院，都会涉及藏书是“三大事业”之一云云，可是龙冈书院谈不上有什么藏书。阳明从中原而来，万里跋涉，携带书籍自是奢望，而龙场作为夷域世界，又有何书可读？要读书怎么办？只能靠记忆，阳明自己说：“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

龙冈书院也没有祭祀，尽管有些典礼会耗费很大，但是瓜果蔬菜、随分而已的祭祀也不是没有，王阳明不是还用“只鸡饭三盂”去祭奠客死在蜈蚣坡的吏目子仆三人吗？

可见，阳明看重的不是外在形式，藏书也罢，祭祀也好，还有讲学，究其根本，重要的是能否深入诸生之心，感发其良知。在龙冈书院中，阳明开始运用文化符号对这些简陋的亭舍进行“装饰”，如何陋轩，阳明便阐释其意义说：

龙场……予处之旬月，安而乐之，求其所谓甚陋者而莫得……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粝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见王阳明《何陋轩记》）

传统夷夏观在阳明这里发生了重大变化，夷民不再是“文身”“鸟语”的异类，而成了未经雕琢的璞石、未经裁剪的良木。对于君子亭，王阳明也大加议论，将其与亭边丛丛翠竹联系起来说：

中虚而静，通而有间，有君子之德；外节而直，贯四时而柯叶无所改，有君子之操；应蛰而出，遇伏而隐，雨雪晦明无所不宜，有君子之时；清风时至，玉声珊然，中采齐而协肆夏，揖逊俯仰，若洙、泗群贤之交集，风止籁静，挺然特立，不挠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于堂陛之侧，有君子之容。（见王阳明《君子亭记》）

还有宾阳堂，其堂东向，东为日出之地，故取《尚书》“宾阳”之意，“为日、为元、为善、为吉、为亨治，其于人也为君子”（见王阳明《宾阳堂记》）。诸如此类，文化的、意义的世界被构建起来，与文明书院颜乐、曾唯、思忧、孟辩等书本化的符号不一样，龙冈书院意义世界的构建都与触目可及的自然融为一体，使人易于感兴。

未尝戚戚：知命而自尊的山长

“孔颜乐处”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二程从学于周濂溪，濂溪只令二人“寻孔颜乐处”，二程于是“吟风弄月以归”。

孔子有疏食饮水之乐，颜回有箪食飘饮之乐。然而，不改其乐，并不容易。即便是如子路这样亲事圣人的大贤，也不免如此。孔子厄于陈、蔡，七日绝粮，这时，子路就愤怒了，在其看来，既为君子，就不该有这样的命运，所以就问孔子，孔子回答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所谓“君子固穷”者，便是“孔颜乐处”，便是君子的“乐天知命”。

王阳明在《居夷诗》中屡引孔子在陈的典故，而他也就是一位有“孔颜之乐”的山长。阳明到龙场之后，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唯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椁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

于是，静坐清心久之，从而看透生死，进入了一种从未有的乐境。“乐是心之本体”，王阳明对学生如是讲。何为乐？为得失、荣辱、生死所牵即不乐，心不戚戚即是乐。

在《瘗旅文》中，阳明就讲：“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二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为什么阳明自见吏目子仆三人就能断定其必死？就是三人中眉间有“愁容”。

王阳明身体并不好，在贵阳时虽是三十七八岁，时在壮年，却是“齿渐摇动，发已有一二茎变化成白，目光仅盈尺，声闻函丈之外，又常经月卧病不出”。（见王阳明《答人问神仙》）平宁王、定思恩，用兵如神，为明王朝建立不世功业的王阳明，其实只是一介瘦弱多病的儒生而已。可是，王阳明在异域殊方坚强地活着，就是靠着心中的乐。

“山长”二字用在阳明身上似乎极不相称，凡称“山长”云云者，一般都有丰厚的年薪，如清乾隆间岳麓书院山长一年收入就有四百六十五两之多。没有钱，书院要办下去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可是，王阳明这位山长，居无常居、食无常食，竟办起了一所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书院。

为了生活，王阳明亲自种地、浇园。孔子鄙薄樊迟学稼是“小人”，王阳明却向夷人学种地，为什么要种地？因为绝粮了。当时阳明到龙场时，春季未深，还可以播种。夷人均用火耕，阳明遂效仿之。当时有田数亩，应该是开荒所得。对此，阳明还很乐观，说种这点田，不仅自己和僮仆可实口腹，还可以周济穷人，甚至遗惠于鸟雀。阳明对此非常用心，如《观稼》一诗：

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

种蔬须土疏，种蓣须土湿。

寒多不实秀，暑多有螟螣。

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

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

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

什么是“格物致知”？阳明以前只是读书求知，到此时才发现，原来物理处处可求，来自实践的道理是如此生动而鲜活。有时断炊，为了吃上饭，阳明与僮仆挑着担子，攀岩去采蕨菜、采栗子，山谷中凄风阵阵，衣服都被霜露打湿了，为了烧火，还要拾薪、砍柴，尽管辛苦，也不能停歇，因为不劳动，就没有吃的。

但是，要是认为阳明是落魄至此，不得已而为之，那就大错特错了。当时龙场驿在水西土司首领安贵荣的管辖之内。安贵荣听说阳明远来，“使廪人馈粟，庖人馈肉，园人代薪水之劳”，本来，阳明由此可以静坐读书、衣食无忧了。可是，阳明一一谢绝。

这令安贵荣大为惊奇，又复送以金帛、车马，礼敬更重了。阳明见盛情难却，只收下二石米以及柴炭鸡鸭等物，其余一概送回。因为，阳明要“不愧吾食力”，不以生活艰辛就改变自己的志节，并表示愿学颜回，“邈矣箪瓢子，此心期与论”。

政治环境依然比较险恶。据《年谱》记载，刘瑾对王阳明的记恨还没有消失，前途未卜。都御史王质巡抚贵州，派人到龙场去凌辱阳明。周边的夷民实在看不下去，痛打了差人，差人回去告状。

提学副使毛科“喻以祸福利害”，让王阳明去谢罪。王阳明表示说“君子以忠信为利，礼义为福”，什么是福，什么是祸？被人加害是祸吗？在阳明看来，失掉忠信、卑躬屈膝才是“祸”。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王阳明在龙场的一言一行都展现了君子的坦荡，君子何忧何惧？这样一位贫病交加的书院山长，以其伟大的人格魅力，令龙场的夷民感动，令异族的领袖动容，令身居提学副使的大吏为之钦敬。正是这种伟大的人格，使诸生来集，围绕在其周围，俨然如五百年前，孙复躬耕于泰山，为两宋兴起师道一样。

其实，王阳明也有忧，但是他忧的是道之不行，“年华若流水，一去无回停。悠悠百年内，吾道终何成！”忧的是远离故乡，不能尽孝于父母。这只是忧，不是患得患失的“戚戚”。

圣人至此，更有何道？反求良知，吾心自足。这样一位山长，终于在这种特殊境遇和特别的生活中，获得了一种对人生、对世界的新见解，知行合一之说由此而展开，良知之学由此而发端，堪称是王阳明心学的第一声呐喊。

汉夷相向：山间水畔的讲学

阳明早在少年时，便已立下为圣之志，可是四处求师求友而不可得，为什么呢？帝国上下到处都是科举之学，所以“何为第一等事”？读书登第是士人最伟大的梦想。

中国人除了做官之外，真的别无信仰吗？说到明朝，不能不说王阳明，可是王阳明在明朝其实是一个异类，他要做圣人，并且希望能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变革。在戴铣事件之前，王阳明与湛甘泉已开始讲学徒授，可是，京师毕竟是名利场，故未遂其志。

而龙冈书院，使王阳明这种学为圣人的教育理想找到了依托。龙场很特殊，它远离了市井的喧嚣和名利，保存着山川风物固有的宁静、淳朴。所以，当王阳明讲起“知行合一”时，获得了最初的心理上的共鸣：

吾居龙场时，夷人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中土亡命之流。与论知行之说，更无抽挌。久之，并夷人亦欣欣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反多纷纷同异，拍挌不入。学问最怕有意见的人，只患闻见不多。良知闻见益多，覆蔽益重。反不曾读书的人，更容易与他说得。（《传习录拾遗》）

可是，士人却不一样，他们读书既多，便形成了种种遮蔽良知的意见。这便是无知识的夷民与阳明亲切的原因，从阳明的讲法来看，必然是要有这样一个地域，与中原士人构成的知识世界不同的地域，来为其理论飞跃提供一种试验场。王阳明不再怀疑什么，因为有夷民为之作证，在龙冈书院中，有一批从四方来集的诸生为之作证。

因此，龙冈书院的讲学不是科举之学、知识之学，而是身心性命之学。在龙冈书院，维系这个师友团的只是一篇四事规约，即著名的《教条示龙场诸生》。四事分别是“立志”“勤学”“改过”“责善”。

与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不同，《教条示龙场诸生》都围绕着生徒的心志而展开，朱子的《揭示》确立了很多法则，让生徒去遵守；而在王阳明看来，心即是理，外求不得。

龙冈书院提供不了长期住所，诸生常是上百里跋涉而来，盘桓数日，来去匆匆。其中知名者，如汤伯元、陈宗鲁都是贵州宣慰司人。陈宗鲁以文学著称，阳明曾有《赠陈宗鲁》一诗，希望陈宗鲁学习古人、脱去陈言，认为文学毕竟是余事，而成为圣贤才应是人生的终极理想。后来，陈宗鲁还曾为中峰书院作记，为龙冈书院何陋轩碑作诗。

朱子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学程式比较完备，“教学活动”由书院山长主持，有时还辅以副讲，还有升堂讲学等仪式。然而，这些形式在龙冈书院全是找不到的。不仅是条件的限制，阳明似乎是有心要创建一种新的讲学方式。如《诸生夜坐》一诗中所描绘的，日光西落，山色黯淡，平畴在眼，长草间遥见数骑取径而来，及近之后，原是远道而来的诸生，于是：

投辔雁鹜进，携盖各有羞。

分席夜堂坐，绛蜡清樽浮。

鸣琴复散帙，壶矢交觥筹。

夜弄溪上月，晓陟林间丘。

村翁或招饮，洞客偕探幽。

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

溪水淙淙，夜月流照，清晓时又晨光袅袅，穿透山间的树林，师生谈天论地，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诸生之外，村翁也来欢聚，处处弥漫着讲道之乐。后来，阳明的讲学大多与此相仿，无论是在滁州，还是在天泉桥。

孟子讲“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王阳明不反对科举，但是还是明确指出：“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鹜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见王阳明《万松书院记》）因此，阳明不愿意进入到唯科举功利是求的“体制”中去。当时提学副使毛科请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去讲学，阳明作《答毛拙庵见招书院》诗回答说：

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长抛旧学荒。

岂有威仪堪法象？实惭文檄过称扬。

移居正拟投医肆，虚席仍烦避讲堂。

范我定应无所获，空令多士笑王良。

尽管阳明在表示谦虚，却也有对师道尊严的暗示。末句典故出自《孟子》：王良以规范行车，不获一禽，被称“天下之贱工也”；不以规范驾车，一日十禽，被称“天下之良工也”。王良很感叹，为什么呢？守规范是贱工，不守规范是良工，这不是是非颠倒吗？阳明以“王良”自喻，是说自己有为师的原则，决不会去讲媚世之学。

不过，由于提学副使席书再次敦请，阳明还是去了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主讲内容就是“知行合一”。可是，这次并没有获得像在龙场一样的认同，所以阳明离开贵州之后曾表示“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见钱德洪《王阳明年谱》）

为什么王阳明后悔呢？到贵阳之后，阳明诗中谈到讲学已不多了，更没有在龙场时对诸生到来的那种热烈期盼，《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诗中“改课讲题非我事，研几悟道是何人”还表现了对科举之学的不屑。怎样的书院教学才是最理想的呢？在阳明眼中不言自明。

余论：从心学说龙冈

书院，什么是书院？从不同角度对书院的定义不同，是一片建筑吗？

阳明在时，龙冈书院一片庑陋，及其既去，建筑“升级”，连祭田也有了，可是讲学之盛不再有。书院存在是时间问题吗？龙冈书院究竟存在了多久？其实真正有影响的讲学，也就只是王阳明在贵州的那两年多。

书院是制度？龙冈书院留下的规章只有一篇四事《教条》。自明代以来，龙冈书院就成为王学祖庭，成为士人想往的圣地，成为当地夷汉诸民祭拜之所，靠的是什么？我想，就是依靠它伟大的精神，这是书院的灵魂所在。

王阳明认为朱子“事事物物有定理”之说不确，从书院来看，其精神不在物质的、外在的形式，良知才是根本，须将良知扩充于事事物物，这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而不是相反。

龙冈书院就是良知的扩充，其文化、其精神、其讲学的展开，都是心性的张扬和创造。自龙冈之后，王阳明不计毁誉、不避患难、不惧荣辱，甚至抱以“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之雄心，为万世生民大声疾呼。这振聋发聩的洪音，感召了一批批学人聚集起来，形成了历史的“大合唱”——良知的木铎洪音永不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