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梅：新形勢下日本強化經濟安全保障及其影響

徐梅：新形勢下日本強化經濟安全保障及其影響

作者：徐梅，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日本學刊》2022年第1期；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摘要：随着科技革命、産業革命蓬勃興起，國際經濟秩序面臨深刻調整，地緣政治沖突加劇，中美博弈長期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和蔓延，進一步推動了上述趨勢。日益增強的不确定性和風險，成為制約各經濟體持續穩定發展的潛在因素。在此形勢下，主要國家和地區從安全保障的角度強化經濟活動，在發展與安全之間尋求新的平衡。近幾年，日本不斷健全和完善經濟安全政策法規，強化政府相關職能，努力提升在關鍵技術、供應鍊、戰略資源等方面的自主性，同時與歐美等“志同道合國”加強合作，促進形成符合日本利益的國際規則和秩序，實作日本在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存在及其國家戰略。日本強化經濟安全保障，會給自身、地區及世界帶來一些影響。

關鍵詞：經濟安全;科技;供應鍊;國際規則;自主性;不可或缺性

在經濟高度全球化、科技革命迅猛發展、國際秩序重構加快的形勢下，政治、軍事手段越來越難以保障國家安全，而需要更多地利用經濟手段來達到目的。日本作為資源匮乏、市場狹小的島國，二戰後其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能源、原料等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國際市場，其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标是維護自由貿易體制，以確定國内資源的穩定供給，并将國内生産的工業制品等銷往海外。是以，“保障經濟安全的戰略思想和政策運作，早就貫穿于日本的整個發展過程”。

一、日本經濟安全保障的理論邏輯與戰後政策演變

經濟實力是綜合國力的基礎。在全球化背景下，經濟領域成為國際沖突的最前線，各國和地區将之作為國家安全保障的重要内容。運用經濟手段保障國家安全的現象一直存在，19世紀初拿破侖入侵英國受阻，法國及其盟國采取禁止自英國進口和對英國出口食品等措施，成為早期實施經濟安全保障的典型事例。

(一)“經濟安全保障”的定義及相關理論邏輯

關于“經濟安全保障”,至今沒有一個明确而統一的定義，對其認識和了解的視角也多種多樣，包括廣義與狹義、經濟與非經濟、國内與國際、主觀與客觀、靜态與動态等。日本學者高坂正堯就認為，安全保障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安全保障是指軍事安全，而廣義的安全保障則包括經濟安全。作為海洋國家，日本的經濟安全保障至關重要，必須維護自由貿易體制。

依據政策方向，中村直貴将“經濟安全保障”分為三類：“經濟方略”(economic statecraft)、強化經濟韌性和産業競争力、強化和重構國際經濟體系。

如何評析經濟安全保障政策，始終是一個難點。由于不同國家對“經濟安全保障”的了解不同，相關政策的性質、方向會存有差異，是以需要多元度地認識和評價各國的政策意圖、目标、效果等。首先，經濟安全保障問題很難體系化，而且一直存在“灰色地帶”。

可以确定的一點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強化經濟安全保障，實際上是調整政府對經濟生活的介入與市場機制之間的組合比例，即相對增加了政府幹預的成分。基于經濟學基本理論，經濟安全保障的範圍過大，則意味着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介入過多，會影響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不利于提高産業競争力和促進經濟增長。就如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所言，“政府幹預并不是完美無缺的，它會滋生浪費和無效率，這是事實”。

(二)戰後日本經濟安全保障政策演變

日本是較早關注經濟與安全關系、探讨經濟安全保障問題并運用經濟手段保障安全的國家之一。二戰後，日本作為戰敗國，受“和平憲法”制約，在制定和執行安全保障政策上需要“合規合法”。由于“日本的國防軍備規模遠不足以憑一國之力來保衛國家安全，無法實作充分的國防力量配置。隻有與利益關系相似的國家互相依存、共同合作，才能保衛國家安全”

以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貨币體系瓦解、石油危機爆發為契機，日本經濟安全問題開始受到更多關注。在國際經濟體系動搖、世界經濟陷入低迷的情況下，美國的通商政策傾向從自由貿易轉向“公正貿易”,要求日本等貿易對象在享受美國市場準入條件的同時，對美國也實行同樣的開放措施，以促進其出口。與此同時，日本經濟增速放緩，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累積的公害等問題凸現，國際環境對日本有利的時期已經過去。“國際政治的變化令政治性考量和經濟性考量、政治性行為和經濟性行為的關聯性複活”,

随着日本率先走出石油危機，其産業競争力進一步增強，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基本實作了趕超歐美發達國家的目标。1983年日本《外交藍皮書》宣稱，“從經濟方面看，日本已經實作了戰後經濟複興，如今國民生產毛額約占世界的1/10,經濟大國地位已不可動搖。近年來，各國對日本應發揮政治作用的期待和認識越來越高”。

20世紀90年代初，随着冷戰結束，傳統意義上的軍事威脅減少，核武器擴散、恐怖襲擊等新的軍事威脅以及環境變遷、難民移民、跨國犯罪等非軍事威脅逐漸增多。同時，經濟國際化的快速發展，使外部風險增大。在美國，經濟安全從屬于軍事安全的政策發生轉變，“經濟方略”政策論日益發揮影響力。1993年，克林頓政府設立經濟安全保障最高機構“國家經濟會議”(NEC),與“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處于同等規格。1994年，美國釋出《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首次将經濟安全列為國家安全戰略的一大支柱，涉及提高美國競争力、拓展國外市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亞太經濟合作、烏拉圭回合談判、能源安全等經濟議題。

21世紀伊始，美國遭受“9·11恐怖襲擊”,非傳統安全問題越來越成為各國和地區面對的重大威脅。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日漸融入國際經貿體系，2010年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而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雖然日本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相對下降，但争當“正常國家”的意願卻更加強烈。2013年12月，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正式啟動，由首相、内閣官房長官、外務大臣、防衛大臣組成“四大臣會議”,發揮中樞職能，拟定對外政策基本方向，決定國家安全政策，并頒布了首份“國家安全保障戰略(NSS)草案”。2014年4月，日本内閣會議通過“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實質性地推動了日本武器裝備及零部件出口。2015年9月，安倍政府強行通過“安全保障相關法案”,戰後日本防守型安全保障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經濟外交、經濟安全保障政策亦顯現出主動性，尤其在對外經貿領域。早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就提出過有關太平洋地區經濟合作的構想。随着21世紀全球締結自由貿易協定(FTA)及區域經濟一體化潮流興起，2002年10月日本外務省首次釋出有關FTA/EPA

綜上可見，日本在不同時期所面臨的安全問題及政策思維有所不同，其經濟安全保障政策是着眼于形勢發展變化、基于自身狀況的戰略選擇，并随着時代變遷而調整變化。

二、新形勢下日本強化經濟安全保障動向及趨勢

曆史和實踐表明，每一次科學技術的重大進步、國際秩序的深刻變化，亦會給人類安全帶來新的威脅。近年來，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席卷全球、大國實力對比變化、國際秩序重構加快、内外環境複雜多變的形勢下，各國所面臨的安全風險增多并以新的形式滲入。于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國家開始從安全保障的角度強化經濟活動。

(一)日本強化經濟安全保障的背景

1.新科技革命下國家安全保障意涵延伸

随着資訊化、數字化、智能化快速發展，産業鍊分工形态正在重塑，構成國家生存基礎的領域不再限于傳統的糧食、資源等，也包括特定制造能力、高新技術及太空、網絡空間等領域，經濟安全保障政策對象的産業範圍擴大，國家積累财富的方式更加多樣。與此同時，民用技術的國防作用日益受到重視，軍用技術與民用技術融合加深，以人工智能為中心的數字技術被越來越多地應用于軍事領域，經濟與安全保障的結合趨于緊密。

面對如此變化的形勢，日本開始重新審視國家安全保障的内涵，探讨更高層次的國家戰略構想，調整安全保障相關政策及體系，尤其從經濟方面尋求戰略性地保障國家獨立生存和進一步繁榮富裕。2020年4月，在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新設的“經濟班”成立儀式上，時任内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提道，“安全保障的内涵在向經濟、技術等領域快速擴充，關于日本與世界的人員、物資、貨币、資料移動，有必要從安全保障的視角合理進行制度設計”,

2.國際秩序變革下日本國家戰略調整加快

二戰後，日本經曆了戰敗後的經濟複興、高速增長，在較短時間内躍升為世界經濟強國。經濟上的巨大成功使日本重拾自信，民族主義随之擡頭，謀求政治大國地位、改變戰敗國形象、擺脫“戰後體制”的聲音漸長。1992年日本《外交藍皮書》首次明确提出，日本要發揮與自身國力相符合的上司作用。1993年，著名政治家小澤一郎撰文呼籲，日本應改變“經濟一流、政治三流”的狀況，努力成為一個“正常國家”。此後，日本的這種戰略訴求日趨強烈。

國際秩序變革是誘發國家經濟與安全關系調整的一個主要因素，而保障經濟安全則關涉國家戰略全局。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科技革命、産業革命蓬勃興起，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快速發展，使原有國際秩序動搖、地緣政治沖突加劇。日本國家戰略進入重要的曆史轉折時期，其戰略方針從戰後和平主義轉向“積極和平主義”,以“最終實作‘正常國家’目标，積極參與國際秩序建構，并在這一過程中完成其戰後曆史的蛻變”。為此，“日本調整國内體制，解除安全‘禁區’,實行積極外交、安全戰略，加強日美同盟，建構新地緣政治聯盟，主動參與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重構”。

3.新冠肺炎疫情下日本供應鍊風險凸顯

供應鍊涉及商品開發、原材料和零部件籌措、生産、在庫管理、配送、銷售、消費等整個過程，直到商品最終到達消費者手中。供應鍊風險主要有幾大類：其一，自然災害、傳染病等環境風險；其二，恐怖襲擊、政局不穩等地緣政治風險；其三，經濟危機、原材料價格波動等經濟風險；其四，網絡供給、體系障礙等技術風險。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大地震，同年下半年泰國遭受洪災，曾一度導緻日本部分産業供應鍊斷裂，但很快得以恢複。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産業供應鍊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病毒變異與疫情反複造成物流不暢甚至被阻斷，供應鍊紊亂，衆多國家和地區的生産、經濟活動放緩，暴露出全球化背景下産業、經濟對外依存的弊端。出于保障經濟安全、提升産業競争力的考慮，日本重新審視供應鍊問題，并着眼于促進本國産業布局的本土化、區域化和分散化，以增強日本經濟韌性和自主可控性。

4.美歐主要國家紛紛強化經濟安全保障

美國是較早重視經濟安全保障的國家，日本在安全保障機構設定、政策、體系建構等方面經常效仿美國，其戰後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演變也深受美國影響。近年來，美國修訂和出台了一系列有關經濟安全保障的法規政策。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釋出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8年8月通過《國防授權法》,其中包括《出口管理改革法》(ECRA)、《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FIRRMA)。《國防授權法》規定：美國強化對新技術、支撐性基礎技術的出口管理；對那些有可能控制美國企業的并購、決議權或代理權的獲得等交易，必須進行事前申報；外國企業如果在美國對重要基礎設施、技術、敏感個人資訊等進行投資，有義務事前申報，并且事後幹預範圍擴大。2021年2月，拜登總統釋出分期審查關鍵供應鍊及重點行業的行政指令，要求政府各部門在百日内送出有關美國半導體、醫藥品、大容量蓄電池、稀土等重要産品和原材料供應鍊風險及應對報告，在一年内送出有關防衛、資訊通信技術、能源、運輸、農作物和糧食等基礎性領域風險應對方案。同年6月，美國參議院通過了《2021美國創新和競争法案》,将對半導體、人工智能(AI)、5G通信等領域投入2000多億美元補助。

歐洲也是日本重點關注的地區。2019年4月，歐洲投資規則生效，自2020年10月起适用于所有歐盟成員。到2020年度末，有19個歐盟成員國引入了投資篩選制度，法國也将AI、機器人、半導體等領域列為投資事前審查對象。2021年5月，歐盟釋出新版《歐盟産業戰略報告》,分析蓄電池、半導體等戰略性産品和原材料對地區外的依存度。在歐盟5200個品類的進口産品中，有137個被認定為進口依存度高，其中34個被列為難以替代産品，包括能源相關原材料、化學品、醫藥品和原藥等。

可見，美歐主要國家在扶持本國高科技競争焦點領域的同時，也在收緊對外經貿政策，如限制高科技産品出口、加大對外資審查力度、減少關鍵産品和原材料進口依存度等。在這種形勢下，日本也積極強化經濟安全保障，并出現一些變化和動向。

(二)日本強化經濟安全保障動向及趨勢

世界正在“進入一個經濟與安全保障緊密結合的‘經濟安全保障’時代”

1.強化經濟安全保障法規政策

外國直接投資尤其并購式投資，是擷取技術的一個重要途徑。2017年以來，在經濟安全保障的名義下，日本不斷修改和強化其管理貿易、投資的基本大法《外彙法》。例如，在飛機、武器裝備、核相關等特定行業的基礎上，追加了內建電路和半導體記憶體等制造業、軟體開發、資訊處理服務等領域；對上述領域的外國企業在日投資加強監管，要求其事先向日本政府申報并接受審查；提高在日投資擷取股份的門檻，如果股權交易被認定為有可能危及國家安全，日本則有權要求投資方調整或中止交易。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與傳染病相關的藥品、醫療器械等也被納入管控對象。修改後的《外彙法》還嚴格限制重要敏感技術、軍事技術的外溢，對非法行為加大懲罰力度，罰款上限從之前的1000萬日元提高至3000萬日元。

此外，日本在2021年6月通過了《土地利用規制法案》,基于安全保障的考慮，将自衛隊基地、核電站等周邊設為“關注區域”,對外資購置“關注區域”的土地實行嚴格管控。為防止優良植物品種流向境外，日本修改和完善了《種苗法》。同時，日本政府有關部門相繼強化經濟安全保障政策，譬如經濟産業省産業結構審議會釋出的報告《經濟産業政策的新機軸》就明确指出，日本“新的産業政策不同于傳統的産業振興和保護政策，也不同于相對減少政府參與的結構改革，而是面向解決未來社會經濟問題的關鍵技術領域、戰略物資、規則和制度，聚焦于氣候變化對策、經濟安全保障、縮小差距等”。

2.健全完善經濟安全保障職能

日本政府各部門紛紛健全和強化經濟安全保障職能。2019年6月，經産省新設“經濟安全保障室”,制定和協調有關政策。同年10月，外務省綜合外交政策局将原來的宇宙網絡攻擊政策室、海上安全保障政策室、國際和平合作室進行重組，新成立了安全保障政策課題室、宇宙海洋安全保障政策室、國際和平安全保障合作室，負責應對新時期的經濟、技術、網絡攻擊等安全保障課題。據相關媒體報道，文部科學省和公安調查廳也在研究設立有關經濟安全保障的新組織和新崗位。

尤為令人關注的是，2020年4月，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新設“經濟班”,其人員主要來自經産省、财務省、外務省、總務省，這有利于打破政府部門間的隔離，促進各部門在經濟安全保障領域的溝通與協作。“經濟班”負責統籌和部署與經濟安全保障相關的重大政策、管理網絡安全、知識産權及應對疫情等，并籌劃和草拟首部《國家經濟安全保障戰略》。日本還計劃從厚生勞動省、農林水産省等部門抽調人員，繼續擴充“經濟班”力量，進一步強化糧食、海洋等安全保障。随着2021年10月新首相岸田文雄組閣，日本首次設定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一職，再次顯示了強化經濟安全保障的戰略意向。

3.大力培育和管控敏感核心技術

科學技術是重要的國家安全資産，也是各國經濟安全保障施策的重點領域。面對新形勢，日本政府積極促進高新技術研發，加大資金投入。2021年3月，日本内閣會議讨論通過了《第六期科技創新基本計劃(2021—2025年度)》,未來五年政府計劃投入的研發經費為30萬億日元，如果加上民間研發支出，總額将達到120萬億日元。

為提升軍用技術研發效率，自2015年起，日本防衛省引入安全技術研究促進制度，資助大學、研究機構、企業等研發可供軍用的人工智能、通信等高新技術。在首次應征的109件基礎性課題中，東京工業大學、神奈川工科大學、理化學研究所、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富士通、松下等九家日本機構和企業中标。

4.産業政策強調“戰略自主性”和“不可或缺性”

戰略物資以及能源(包括電力)、通信、交通、糧食、醫療、金融、物流等“戰略性基礎産業”

在緊急物資、稀有金屬、能源等方面，日本很大程度上依靠海外供給。以稀土為例，中國是世界最大稀土産地，長期以來日本稀土進口的對華依存度較高。2006年中國實施“十一五”規劃，明确提出加強對稀土等稀有金屬的保護。基于保障國家安全的角度，日本開始有意減少對華稀土依賴。2009 年7月，日本經産省出台“稀有金屬保障戰略”,提出促進海底稀土等資源開采、海外資源開發、回收利用、替代材料開發和儲備等措施。

供應鍊正常運作是産業、經濟穩定發展的基礎條件。2018年，中美發生貿易摩擦後，雙方采取的追加關稅措施波及日本企業。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日本對華貿易約占其對外貿易的1/5,汽車相關産品、防護用品等自中國進口的占比更高，如日本進口的汽車零部件中有超過1/3來自中國，進口的口罩中有3/4以上來自中國。

5.與美國等“志同道合國”加強協作

當代國際規則大多由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和制定。日本将歐美等國家視為具有共同價值觀的“志同道合國”。2020年7月，日本内閣會議讨論通過《經濟與财政營運改革基本方針》,提出促進供應鍊多元化，與“志同道合國”加強合作，推動形成符合日本國家利益的國際規則，以保障國家經濟安全。日美同盟是戰後日本外交、安全保障的基軸，新形勢下這一政策着力點沒有改變。安倍二度執政時期，日本在飛彈防禦、彈道飛彈攔截、F-35戰鬥機等項目上與美國進行軍事合作，在經濟上與美國簽署了日美貿易協定等。2019年底，日美等42個《瓦森納協定》成員國達成一緻，将可用于軍事目的的半導體基闆制造和用于網絡攻擊的軍事軟體技術等納為出口管制對象。2021年4月，時任首相菅義偉訪美期間，日美首腦就關鍵技術、半導體供應鍊合作等達成協定，宣布将共同投資45億美元加強數字領域合作。

不僅如此，日本與美國還積極推動日美印澳四國戰略互動，試圖利用這一平台圍堵和打壓中國。2021年3月，在由日美印澳四國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首次舉行的線上上司人峰會上，菅義偉點名批評中國，對新出台的《中國海警法》以及涉港、涉疆等中國内政問題表達了關切，會後的聯合聲明中涉及的海洋安全保障、自由航行、人權、法治等内容實際上也指向了中國。2021年9月，在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對話”首次線下上司人峰會上，日本與美印澳三國在網絡安全、5G應用、空間技術、合成生物學、基因組測序和生物制造等高科技領域達成合作協定，呈現共同加速發展高新技術、遏制中國發展的态勢。日美印澳合作機制的強化态勢，不僅導緻四國與中國的關系緊張，也不利于地區的穩定與發展。

三、日本強化經濟安全保障的影響

近年來，日本不斷強化經濟安全保障，謀求科技優勢，維持産業競争力，增強經濟自主性，并通過與歐美等國家加強合作參與和引領國際規則、國際秩序重塑，以提升自身的存在感。這些趨向會給日本帶來一些影響，也會波及相關國家以及地區乃至世界的發展。

其一，維護日本國家利益，加快推進國家戰略。

保障國家安全的最終目的是實作國家戰略目标，而確定國家利益是實作國家戰略目标的衡量基準。根據日本官方檔案

在逆全球化思潮湧動、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大國博弈加劇的背景下，民族主義對政治的影響越來越大。安倍晉三二度執政後，公開提出“積極和平主義”國家戰略方針。日本正在為擺脫“戰後體制”及其影響采取更為主動的外交政策及對外戰略，謀求國家獨立性。修改“和平憲法”是新時期日本重要的戰略目标，安倍内閣時期日本就已加快推動擴軍修憲。在中美博弈疊加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變革提速，日本也加快推進國家戰略調整。岸田文雄首相一上任就将強化經濟安全保障作為政府要務之一，并試圖增加國防支出，推動修憲程序，尋求在國際新秩序塑造中擷取戰略主動性。

其二，增強日本經濟韌性，抵禦風險和不确定性。

在經濟數字化轉型加快、軍民技術融合加深、國家戰略調整提速、供應鍊風險凸顯的背景下，日本通過資源配置功能調整國家安全保障對策，尤其注重從經濟方面尋求戰略性提升風險應對能力，以減少外部沖擊、保持經濟社會穩定發展。鑒于科技競争力是經濟、政治、軍事安全領域競争的關鍵，也是引發國際摩擦的重要因素，日本積極促進高新技術研發的同時，陸續出台了一些措施以防止敏感技術外溢，其目的在于保持日本在全球的技術優勢和産業競争力。

對于那些發展經濟所必需的資源、供應鍊等要害環節，日本官方較具代表性的觀點認為，“一要儲備，二要構築與同盟國之間的供應鍊。盡量減少日本與非同盟國之間的供應鍊依存，如果必須與這些國家組建供應鍊的話，盡可能開發相關替代品”。

其三，參與和引領規則重塑，提升地區及國際存在感。

掌握國際規則制定權，可擴大國家利益空間，推動全球競争版圖朝着有利于本國利益的方向轉變。這比單純的經濟貿易增長更加重要，也是衡量強國地位的一個主要标志。曆史上每一次國際秩序的重大變革，都會引發有關國際規則的激烈競争。在百年變局下，日本對外戰略“在倡導以規則為基礎的可持續發展的同時，通過國際合作建立危機管理體制、與‘志同道合國’加強協作，促進經濟安全保障合作，以此作為兩個輪子，引領未來國際秩序的形成”。

推進FTA/EPA戰略、區域經濟一體化及全球治理，是日本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形成的重要表現。截至2021年3月，日本已生效和簽署的FTA/EPA共21個，覆寫其對外貿易的80.4%。

其四，降低對華經貿依存度，制衡并削弱中國影響力。

繼特朗普之後，拜登政府對華繼續實施打壓和遏制政策。2021年3月，美國公布《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指針(暫定版)》,将中國視為“唯一能夠通過經濟、外交、軍事、技術力量來持續挑戰穩定、開放的國際體系的競争對手”。

在供應鍊重構方面，日本與東盟于2020年7月達成“經濟複蘇行動計劃”,2021年4月與澳洲、印度宣布啟動“供應鍊彈性倡議”(SCRI),均涉及地區供應鍊問題。在2021年9月召開的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峰會上，很多議題都與中國密切相關，如啟動半導體供應鍊計劃、確定半導體及其重要部件的供應鍊安全、聯手打造稀土供應鍊等，雖未明确針對中國，但實際上對中國的影響最大，很可能會弱化中國在相關領域的地位并延緩發展程序。在網絡建設、數字經濟轉型等方面，日本還積極援助東南亞等國家，以防止中國将強有力的政府上司與産業競争優勢相結合、對外輸出“中國标準”和“中國模式”,進而削弱日本在該地區的存在感。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對華政策上也有差別于美國的一面。日本著名外交政策專家船橋洋一認為，要促使中美競争而不是對抗，現在日本與中國相處的最佳方式是将之作為“普通的友人”。

其五，加劇大國競争與沖突，引發地區及國際局勢緊張。

由于發展軍事力量受限，戰後日本一直重視産業技術的軍民融合，民間企業掌握了大量可轉化為軍用的技術，日本的這些技術很多也被美國用于國防領域。20世紀70年代，日本的電子技術在國際市場便形成競争力，80年代初其半導體存儲器DRAM在全球的市場佔有率超過美國而居世界首位，到1986年這一份額高達約80%,

鑒于上述情況，加之科技的迅猛發展使民用技術與軍用技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強化經濟安全保障、擴大保障對象的範圍，會導緻相關政策出現随意性傾向，使經濟問題政治化進而引發糾紛。不僅如此，在國家經濟安全保障的名義下，日本可以更加靈活地運用ODA等經濟外交工具及經濟制裁等手段，将民用技術更多地運用于軍事領域，增強日本的防衛力量。這會破壞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加劇大國軍備競賽，使地區和國際安全形勢趨于動蕩複雜。

其六，有悖于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原則，影響企業效率且易形成利益集團。

從長期來看，政府以安全保障名義調整政策、制度，強化對經濟活動的審查和幹預，會扭曲市場行為，降低對外開放程度及經濟運作效率，也會給正常的科技經貿往來增添壁壘，弱化本國的營商環境，影響外資、人才的流入。在中美競争長期化、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主要國家強化經濟安全保障的形勢下，全球産業鍊供應鍊變局更加複雜，市場、技術的可獲得性減弱，以往那種生産中心相對集中在少數地區、效率優先的經營方式正在發生變化。在産業布局中，成本因素的分量下降，而兼顧成本與産業安全的考量因素上升，這對市場效率及國際經貿體系會産生負面影響。

以安全保障為由擴大對貿易、投資、技術等的監管範圍，強化産業、經濟“自主性”,實際上是推行帶有保護色彩的産業政策。一些産品和技術成為被限制或制裁的對象，相關企業也會被迫調整經營政策，比如，對于半導體晶片等供給短缺或存在供給風險的零部件，需要保持一定庫存和供應鍊多元化。這會加大企業營運成本，最終将其轉嫁給消費者，同時也容易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挑戰現有市場秩序和監管。就如經濟學家加裡·貝克(Gary S.Becker)所言，“當經濟問題必須從政治角度來做決定的時候，通常消費者的利益會被忽視，而隻顧及勞工及廠商等特殊團體的利益”。

綜上可見，日本強化經濟安全保障的根本目的，在于擷取國家利益、實作國家戰略目标。無論今後日本政局如何變化，在大國科技競争日益激烈、國際秩序重構加速、中國發展勢頭不可阻擋、日本謀求國家存在感和獨立性的社會思潮升溫的形勢下，強化經濟安全保障是日本未來發展的一大趨向。

注釋

1顧海兵等:《日本的國家經濟安全:經驗與借鑒》,《山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第60頁。

荒井2 壽光⌜経済安全保障が弱すぎる日本⌟、論座(朝日新聞社の言論サイト)、https://webronza.asahi.com/business/articles/2020010700002.html?page=1[2021-11-05]。

3村山裕三⌜経済安全保障を考える—技術政策の視焘から—⌟、経済産業研究所、https://www.rieti.go.jp/jp/papers/journal/0404/bs01.html[2021-10-22]。

4崔健:《日本經濟安全保障理論辨析》,《東北亞論壇》2006年第4期,第103頁。

5村山裕三⌜経済安全保障を考える—技術政策の視焘から—⌟、経済産業研究所、https://www.rieti.go.jp/jp/papers/journal/0404/bs01.html[2021-10-22]。

6中村直貴⌜経済安全保障—概念の再定義と一貫した政策侉系の構築に向けて—⌟、『立法と調査』2020年10月吖、118頁、119頁、131頁。

7何維達等:《全球化背景下國家産業安全與經濟增長》,北京:知識産權出版社,2016年,第10頁。

8村山裕三⌜日本の『戦略的不可欠性』を活かせ⌟、『Voice』2021年2月号、46頁。

9加利·克萊德·霍夫鮑爾、傑弗裡·J.莫斯特、金伯莉·安·艾略特:《反思經濟制裁》,杜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6頁。

10斯蒂格利茨:《政府為什麼幹預經濟: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鄭秉文譯,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年,第97頁。

11吉田茂:《世界和日本》,袁雅瓊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17頁。

12高坂正堯:《文明衰亡論》,周俊宇譯,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3年,第211頁。

13経済産業省資源エネルギー庋『令和元年度エネルギーに関する年次報告』(エネルギー白書 2020)、日經印刷出版社、2020年、106頁。

14外務省『外交青書 1983年版』、⌜第1章我が外交の基本的課題⌟、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83/s58-contents.htm[2021-11-19]。

15王維之:《日本的經濟安全保障政策》,《亞太經濟》1986年第1期,第21—22頁。

16⌜『新経済社會か年計7 畫』について』について⌟、1979年8月10日、http://www.ipss.go.jp/publication/j/shiryou/no.13/data/shiryou/souron/8.pdf[2021-10-25]。

17外務省『外交青書 1981年版』、⌜第2章わが外交の基本的課題⌟、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81/s56-contents.htm[2021-11-19]。

18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Historical Office,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Defence,July 1994,pp.15-7.

長谷川19 将規規⌜経済制裁をめぐる4つの問い⌟、『湘南工科大學紀要』第52巻第1号、2018年2月、103—104頁。

20文部科學省『平成7年版科學技術白書』、https://warp.ndl.go.jp/info:ndljp/pid/11293659/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hpaa199501/index.html[2021-10-27]。

21日本強調締結高品質、内容廣泛的FTA,稱之為“經濟夥伴關系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EPA)。根據日本外務省的定義,EPA是指“在特定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之間,以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取消國内限制及協調各種經濟制度、加強廣泛經濟聯系為目的的協定”。

22ジェトロ『世界貿易投資報告 2011年版』、ジェトロ海外調査部出版、2011年、55頁。

23⌜國家安全保障局に『経済班』設定⌟、NHK、2020年4月6日、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statement/33202.html[2021-11-10]。

24中村直貴⌜経済安全保障—概念の再定義と一貫した政策侉系の構築に向けて—⌟、『立法と調査』2020年月10 号、、119頁。

25孫承:《日本國家戰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第10—14頁。

26《美參議院通過“2021美國創新和競争法案” 新一輪科技與産業的“舉國體制”開始建構》,澎湃新聞網,2021年6月1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16816[2021-11-11]。

27経済産業省『令和3年版通商白書』、2021年6月、https://www.meti.go.jp/report/tsuhaku2021/pdf/2021_zentai.pdf[2021-11-11]。

28⌜『経済安全保障』時代に勝つ日本⌟、『Voice』2020年月6 号、、53頁。

29⌜座談會·対談:世界の政治経済·安全保障環境を俯瞰する⌟、『経団連』2020年月1 号、、8頁。

30⌜バイデン政権『経済安全保障の時代』を読み解く—東大佐橋亮準教授が語る米中対立の最新事情—⌟、『東洋経済』2021年6月14日、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433637[2021-10-28]。

31経済産業省⌜経済産業政策の新機軸⌟、2021年6月4日、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sankoshin/sokai/pdf/028_02_00.pdf[2021-10-28]。

32内閣府⌜第6期科學技術·イノベーション基本計畫(概要)⌟、2021年3月26日、https://www8.cao.go.jp/cstp/kihonkeikaku/index6.html[2021-10-27]。

33防衛省『平成28年版防衛白書』、日経印刷株式仝社、2016年、358頁。

34経済産業省貿易管理部⌜安全保障貿易に係る機微技術管理ガイダンス(大學·研究機関用)第三版⌟、2017年10月、https://www.meti.go.jp/policy/anpo/law_document/tutatu/t07sonota/t07sonota_jishukanri03.pdf[2021-10-10]。

35内閣府⌜統合イノベーション戦略 2020⌟、2020年7月17日、https://www8.cao.go.jp/cstp/togo2020_honbun.pdf[2021-11-12]。

36自由民主黨政務調査會·新國際秩序創造戦略本部⌜『経済安全保障戦略』の策定に向けて⌟、2020年12月16日、https://jimin.jp-east-2.storage.api.nifcloud.com/pdf/news/policy/201021_1.pdf[2021-10-27]。

37高木哲一⌜日本のレアメタル確定戦略⌟、産缏研地質調査缏合センター、https://www.gsj.jp/data/chishitsunews/2010_06_03.pdf[2021-11-12]。

38大木博巳⌜コロナ禍と対中依存リスク⌟、國際貿易と投資研究所『國際貿易と投資』第120号、2020年、http://www.iti.or.jp/kikan120/120oki.pdf[2021-10-28]。

39内閣官房⌜國家安全保障戦略(概要)⌟、https://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gaiyou.html[2021-11-08]。

40⌜甘利明が語るどうする日本の経済安全保障⌟、『世界経済評論』2021年5·6月号、9頁。

41経済産業省通商政策局·貿易経済協力局⌜コロナ危機を踏まえた今後の対外経済政策のあり方について⌟、2020年5月、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sankoshin/tsusho_boeki/pdf/007_02_00.pdf[2021-11-18]。

42⌜座談會·対談:世界の政治経済·安全保障環境を俯瞰する⌟、『経団連』2020年月1 号、、12頁。

43外務省⌜我が國の経済連攉協定(EPA/FTA)等の取組⌟、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490260.pdf[2021-10-10]。

44田中明彥:《危機後的世界》,沈藝、奚伶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66頁。

45⌜バイデン政榷『経済安全保障の時代』を読み解く—東大佐橋亮準教授が語る米中対立の最新事情—⌟、『東洋経済』2021年6月14日、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433637[2021-10-25]。

46村山裕三⌜日本の『戦略的不可欠性』を活かせ⌟、『Voice』2021年月2 号、、51頁。

47國分俊史⌜安全保障経済政策の确立急務⌟、『金融ファクシミリ新聞』2019年5月13日、https://www.fn-group.jp/933/[2021-11-12]。

48船橋洋一⌜地経學の時代—米中『新冷戦』と日本の戦略—⌟、2020年6月19日、https://www5.cao.go.jp/keizai1/kokusai_seikei/20200619/shiryou2.pdf[2021-11-18]。

49経済同友會⌜強靭な経済安全保障の確立に向けて—地経學の時代に日本が取るべき針路とは—⌟、2021年4月21日、https://www.doyukai.or.jp/policyproposals/uploads/docs/210421a.pdf[2021-10-27]。

50西村吉雄:《日本電子産業興衰錄》,侯秀娟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6年,第82頁。

51加裡·貝克、吉蒂·貝克:《生活中的經濟學》,薛迪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第281頁。

*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公衆号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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