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移動網際網路時代的來臨，知識分子們更易暴得大名，但他們的知識水準、責任感、羞恥心卻不進反退：
如今目之所見，有三類“僞知識分子”正大行其道：
1.弄虛作假、不學無術者：四處充斥着以學術造假“上位”的“高階知識分子”，還有大量在學問上多年尺寸未進，卻屍位素餐者。
2.犬儒與精緻利己者：他們不是為有權者粉飾太平，就是操縱大衆情緒，收割流量，收取智商稅。
3.學問人品雙重坍塌者：專業上，他們不是過時就是錯誤百出，被屢屢“打臉”；私德上，他們也嚴重坍塌，家庭倫理、基本道德，皆棄之不顧。
當本屬于一個社會羞恥心天花闆的知識分子，淪為上述三類人時，道德危機和社會潰敗就近在咫尺了。
羞恥心：這個時代最缺的一味藥
來源 | 先知書店
01
恥感文化與罪感文化
據說，在瑪雅人的部落，曾流傳着一種叫“阿卓台”（Azote）的刑罰：
凡有罪的公民，要被抽打腳底100仗，以每天25仗，分四天完成。每次刑罰完畢，罪犯不被收監，而是當即自由——但是，他需在次日清晨，主動領受剩餘的刑罰。
在此過程中，既無公職人員監督，亦無村民看管，交由罪犯自行定奪。然而，若罪犯未能主動受刑，後果則很嚴重——部落将會唾棄他，規則将不再保護他，任何成員都可以擊殺他，而不付出代價。
以今天的眼光看，“阿卓台”的刑罰過程，具有相當的智慧，幾乎是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所說的“罪感文化”與“恥感文化”融合于一體的絕佳案例。
魯思·本尼迪克特
何謂“罪感文化”與“恥感文化”？
本尼迪克特認為，它們是東西方文明的兩大不同特征：
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背景下，信徒與上帝之間是“一對一”的關系，信徒犯錯乃至犯罪，上帝全知曉，是以信徒的内心時刻受到罪惡感之折磨，更勇于承認自己的過犯，懇求寬恕和原諒。“罪感文化”的道德限制力，是由内而外的，正如“阿卓台”的刑罰，給了罪犯自己主動贖罪的選擇空間。
在東亞儒家文明的背景下，道德至高點是“三綱五常”，尤以“人與人”的關系為重中之重，人在犯錯後，首先在意的是社會評價，若沒有外界的反應與壓力，自己便免去了恥辱和責難。“恥感文化”的道德限制力，是外在的，正如領受“阿卓台”的罪犯，若違背無形的“契約”，将受到部落排斥。
當然，“罪感文化”與“恥感文化”絕非水火不容、泾渭分明，而是互有通融、深深糾纏的。
譬如，在以“恥感文化”著稱的東亞國家，即便是無人知曉的罪錯，照舊會引起當事人的羞愧感、罪惡感，以至于輾轉反側、夜不能寐。
這便是我們常說的“羞恥心”在起作用——兩種文化，概莫出其外。
02
羞恥心：社會良知的“警戒線”
何謂羞恥心？
蘇格蘭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可謂一語道破天機：羞恥心是所有品德的源泉——人的良知、正義感、同理心等美好品質，都因羞恥感而湧現。
人若懂得羞恥，則處世為人有底線，有所應為，有所不為；社會若懂得羞恥，則道德濃度高，生長于斯的公民，常以規則為個人尺度，以現代文明常識為共識，反對破壞，抵禦野蠻。
不難發現，羞恥心是人與社會的“良知警戒線”，它能讓人警惕不義的行徑，更可成為人與社會反思自我、實作“超我”的動力。
托馬斯·卡萊爾
羞恥心，讓人警惕不義的處境
哲學史上一樁超級公案——蘇格拉底之死，便和兩次羞恥心有關。
在被“陪審團”判處死刑後，蘇格拉底決然地放棄了逃跑，選擇飲下毒酒。隻因他對違背雅典律法感到羞恥。
——羞恥心，是避免不義的警戒線，讓他甯可放棄生命，也要維護正義。
在他身後，雅典人終于覺悟，既為不公的審判，也為殺害一位偉大人物而感到羞恥。雅典因為承認蘇格拉底的偉大，而再次偉大。
——羞恥心，更是社會檢讨自身、超越自身的動力。
蘇格拉底之死
羞恥心，成就了偉大的作家
在對魯迅的看法上，多數讀書人都能達成一個共識：他是中國現代最偉大的作家。然而，他究竟何以偉大，人們大多隻從外部找原因。其實，魯迅從未追求偉大和深刻，是内心的兩種羞恥感，使他成為了後來的魯迅：
在民族危亡之秋，他對文化糟粕結出來的愚昧、麻木、奴性等果實感到羞恥，是以他棄醫從文，與“吃人的文化”戰鬥一生——這是他廣為人知的一面；
然而，他一生為生民呐喊、為民族啼血，這隻是一半的事實，被忽略的另一半事實是，他多次反遭“被解救者”、“被啟蒙者”無視、誤解，甚至仇恨，以緻陷入了深沉廣闊的虛無感中，“想除去，而不能”。
魯迅的高貴便在此：他對自己的虛無感懷抱羞愧——這是他眼中的“毒氣和鬼氣”，為戰勝它們，魯迅努力了一生。
羞恥心，讓魯迅一邊和世界的黑暗戰鬥，一邊和内心的黑暗戰鬥，最終成就了他的偉大和深刻。
羞恥心，是一個國家棄惡從善的動力
德國曾兩次發動了世界大戰，其兩任上司人——無論是威廉二世，還是希特勒，都符合張維迎先生所說的“無恥的少數人”。
因為他們的無恥，世界兩次陷入戰火，德國也因多行不義，而遭到了報應：二戰後，整個德國淪為廢墟，納粹遭到清算，第三帝國的榮耀化為灰燼......
1970年12月7日，面對德國在過去半個世紀的所作所為，新任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1913-1992）為此感到羞愧，他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鄭重下跪，顯示出他贖罪、改變的決心。
如今，德國早已從戰争的廢墟上，再次崛起，除了現代化的工業體系，如汽車、造船、相機、晶片、計算機等高精尖行業領先全球外，德國的教育、制度等軟實力，也領先全球。
有人總結說：華沙之跪，跪下去的是德國總理，站起來的是德意志。可見，隻有為罪孽感到羞恥，一個國家才能棄惡從善，走上正道。
勃蘭特下跪
03
丢失的羞恥感：
巨變時代失格的知識分子
羞恥心如此重要，那麼它究竟因何産生？
首先，“倉禀實而知廉恥”：一個人的廉恥心，和他的富足程度相關；一個社會的羞恥心，和它的經濟發達程度相關。原因無他，吃不飽飯的地方，會陷入叢林社會。隻有先解決溫飽問題，文明的觀念才可能對人産生限制力。
然而，英國批評家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卻發現，過量的物質，同樣會導緻精神堕落。
作為英國工業革命的親曆者，柯勒律治目睹蒸汽機帶來了生産力的巨大進步，但他也悲哀地發現，英國的貴族精神在這一時期快速衰落，大量的人沉溺于物質享樂之中，失去了精神追求。
柯勒律治
事實上，經濟上的窮或富，最多隻能解釋羞恥心的一個面向，要了解羞恥心的本質，我們至少還要站在兩個角度思考：
個人的羞恥心，來自社會的建構
在世俗而非信仰的叙事中，人的羞恥心是環境的産物。它的有無或高低，總是與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息息相關：社會文明程度越高，公民羞恥感的底線便越高。身處這樣的社會，法律尚未出場，公民内心的羞恥感，便已阻絕了不義、不當的行徑。
然而，羞恥心的底線，絕非一成不變。當社會劇烈變化，觀念也會随之動搖——人們先是覺得“人心不古”，久而久之，也便“合情合理”。
社會的羞恥心，來自精英的示範
個人的羞恥心，由社會環境決定，而社會環境的文明程度，則由站在金字塔尖上的社會精英決定，譬如：政治家、企業家、知識分子等等。這些精英通過權力、财富、觀念的左右與影響，也成為一個社會“罪感文化”“恥感文化”的表率。
一方面，他們的言行會通過“制度”，自上而下地滲透到整個社會；另一方面，大衆又不自覺地效仿他們的言行。
是以，政治家對待權力的态度、企業家對待财富的态度，知識分子對待真理的态度，應該成為整個社會的向導：
政治家應懷抱敬畏之心，克制集權的欲望，尊重世界文明的大勢；
企業家應該以為社會創造新的财富和知識作為使命，而财富隻是對企業家精神的獎賞；
知識分子，短期看影響力似乎微乎其微，但長期看，他們集“審判帝王”、“教化萬民”、“發現真理”的責任于一身，承載着社會對“求真求善”的最高期待，是以，更應以發現真理、堅守良知和底線為己任。
可惜的是，随着移動網際網路時代的來臨，知識分子們更易暴得大名，但他們的知識水準、責任感、羞恥心卻不進反退：
如今目之所見，有三類“僞知識分子”正大行其道：
1.弄虛作假、不學無術者：四處充斥着以學術造假“上位”的“高階知識分子”，還有大量在學問上多年尺寸未進，卻屍位素餐者。
2.犬儒與精緻利己者：他們不是為有權者粉飾太平，就是操縱大衆情緒，收割流量，收取智商稅。
3.學問人品雙重坍塌者：專業上，他們不是過時就是錯誤百出，被屢屢“打臉”；私德上，他們也嚴重坍塌，家庭倫理、基本道德，皆棄之不顧。
當本屬于一個社會羞恥心天花闆的知識分子，淪為上述三類人時，道德危機和社會潰敗就近在咫尺了。
04
他的存在，
是時代的一面高貴的鏡子
面對時代巨變、知識分子的失格，普通人極易喪失羞恥心，掉入精神堕落的陷阱，那麼，素以精神追求為志業的作家，又當如何自處？
曾屢獲國際文學大獎、被視為當代中國最具批判精神的作家閻連科先生，一次偶然的閱讀，竟然讓他産生了“終于知道自己原來是多麼的無知、狹隘和偏執”的感受，“後悔自己，沒有早一點讀”這位學者的作品，他感到十分羞愧。
為此，閻連科特别撰文，向所有人推薦這位學者的作品。他說，閱讀他的作品，就是為了在這個時代，獲得一種羞恥感。
他，就是“一身跨兩代”、學貫中西的陳樂民先生——作為民國知識分子的最後一代，以及49年後新時代知識分子的第一代，他身上所具備的士人風骨、哲人精神、大家風範，就像懸在時代之眼的一面鏡子，照出了當下精神世界裡的荒涼與狂熱，無知與無恥。
陳樂民
05
羞恥感的兩面：
家國關懷與獨立精神
很多讀者第一次聽陳樂民先生的名字，大多是通過他的太太——著名學者、美國問題專家，著有《士人風骨》《感時憂世》等作品的資先生。
陳樂民夫婦
即便如此，對于陳樂民先生的為人與學問，他對當下的中國又有何重要價值，大衆幾乎是一概不知。
一個默默無聞的學者，讓一位聲名響徹國際的作家感到羞愧，我們不禁要問，陳樂民先生，何以被時代忽略？
原因倒也不難了解。
麥克盧漢曾說，媒介即訊息，不同的媒介，會重塑不同的知識及其頭部作者。陳樂民先生是公認的歐洲文明史專家，作品影響力遍及國内學界、政界所能抵達的天花闆，是那個時代少有的、可與西方頂級專家平等對話的人。但2008年的溘然長逝，以及随之而來的新媒介時代，其人、其作品被暫時淹沒。另外，謙卑、低調，以及在學術上耕耘多于收獲的性格，也“妨礙”了他的公衆影響力。
然而，是珍珠，不可能被長期棄于野；有大學問者，不會因謙卑而被遺忘。相反，謙卑的美德，隻能讓他的學問澤被更久遠。
陳樂民先生丹青
不過，要真正讀懂閻連科這句“讀陳樂民，是為了獲得羞愧感”，必須将他放到中國曆史轉型的小周期，以及中國知識分子的危機與突圍中去思考：
自1840年，中國與西方文明遭遇，一場艱難的轉型之路持續至今卻屢遭遇挫折，其背後的原因除了曆史、政治的固有慣性外，根源在知識分子的兩難：既要堅守家國情懷，又要融入普适文明，但前者的家國一體觀，與西方現代的個人主義本位互相沖突，難以接洽。
家國關懷，是巍巍華夏得以保持2500年之完整統一的“文化資本”，早已化做“士人風骨”，融入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血脈之中，然而遭逢現代文明，卻深感力有不逮。
這正是“士人風骨”和西方貴族精神在本質上的不同：
在西方知識分子的價值序列中，“國”可能排在真理、上帝、我之後。他們的羞恥感，主要源自前兩者；
中國的知識分子，追求真理是為報國，其羞恥感更多展現在對家國之興衰的關懷上。當國家之發展與普世真理互相沖突，他們便會陷入三種極端：
1.屈從于國家意志，以各種方式抵抗外來文明侵襲，偶有所學，也隻是技術、器具的皮毛。
2.主張極端的“吐故納新”，丢掉故國傳統，激進地向現代文明躍進，容易導緻強烈的“排異反應”，讓國家分崩離析。
3.前不見來路，後不見退路，便以死殉國，以魂魄相守；
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及至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就在這三極之間擺蕩。
一邊是2500年的“文化資本”，一邊是世界文明發展的大勢，知識分子既要堅持家國一體觀，又要接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努力将兩者融為一體，這恰似魚與熊掌，難以兼得，而又必須兼得。
這兩難，既是近現代知識分子們的桎梏，卻也是陳樂民先生的價值所在：他學貫中西，融傳統士人精神的家國關懷，與西方哲人的獨立精神于一身，使他擺脫了“三極”。
士人風骨：知識分子普遍失格的時代，陳樂民代表着另一個時代的人格典範
陳樂民年輕時在大師雲集的清華、北大求學，舊學功底、文人趣味、家國情懷，都與五四一代學人一脈相承。
閻連科說，在對民族和國家的愛與憂慮上，陳樂民是與魯迅同向同明的：前者是“發自人靈魂的痛與愛”，後者是對“中西對比下的憂慮與愛”。
《看的是歐洲，想的是中國》的書名，正好融合了他的眼界和問題意識。在書中，陳樂民寫道“不要總站在中國幾千年輝煌、一百年屈辱的角度，而是應該超脫起來，站在外部來研究中國到底是怎樣的。”
他把西方近現代文明梳理得越清楚，就越清醒地意識到，傳統中國文化雖然有自己的精神力量，但中國的現代化，卻更得益于西方的經驗。是以他認為，我們對曆史既不能假設也不能責怪，更不能抱殘守缺。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不可能等中國自己自生地‘補齊’了課再一起前進，中國必須、而且隻能從西方文明中‘移植’和‘嫁接’過來對自己有用的物質和精神的東西。”（《在中西之間》第171頁）
他将啟蒙價值，視為歐洲現代化的重要動力，并以《啟蒙劄記》一書對歐洲“啟蒙運動”進行了正本清源的梳理，而這正是中國走向現代化最欠缺的。
陳樂民先生的西學研究，總是帶着強烈的使命感，一邊為中國尋找發展道路，一邊為建立一個公民社會而引入新思想、改造舊思維，使之适應人類文明普遍的價值，但又不失固有之血脈。
這一夙願并沒有停留在架構層面，而是付諸行動。晚年的陳樂民，身患尿毒症，每周做三次血液透析，但卻開始了一項有害健康的“大工程”：從形而上的哲學層面，打通中西文明.....
可以說，在士人精神衰落、知識分子失格的年代，陳樂民先生就像與大風車作戰的唐吉可德，他一邊遠遠地躲開時代的瘋狂和堕落，獨自堅守着五四一代學人的家國關懷，一邊冷眼旁觀，在書齋中書寫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陳樂民先生
哲人精神：陳樂民的獨立精神是對啟蒙時代哲人的承襲
一個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不能隻有家國關懷，還需要保持獨立精神，不對權力、資本唱贊歌，甚至不對大衆負責，隻向真理低頭。
是以，在現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談論家國關懷，絕非簡單地“要”或“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要”的問題。比如，“愛國”這一話題，至少也分為四個層次：
1.尊重常識：愛國不僅是情感，更是能力，需要了解、并尊重制代文明的基本常識，否則反而容易誤國。
2.愛每一個具體的人，而非抽象的概念：世間并不存在抽象的國，“國”是由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組成。是以，愛國要落地到愛親人、朋友、鄰居，與人為善。
3.以專業主義立身：現代社會，高度分工卻又高度協作，但卻沒有一個“愛國”的職業，愛國精神隻能寄生于世俗的專業主義。享譽世界的政治家、科學家、企業家、學者，是國家的名片，是實至名歸的愛國者。
4.融入世界，消除遮蔽：文化一旦自洽就會自我遮蔽。最高層次的愛國，是擁抱人類抵達的文明高峰，完成文化的自我更新，拓寬未來的生存道路。
第一個層次，是現代公民的必備素養；第二、第三個層次，是值得每個人為之努力的目标；最後一個層次，則是對現代知識分子的基本要求，卻也是最高要求，它是哲人精神在現實中的投射。
對陳樂民先生略有耳聞的人，都知道他是歐洲學的鼻祖，但極少有人知道，他更像啟蒙時代的知識分子。
陳樂民書法作品
陳樂民跨學科的研究，難以被主流定義
他以研究“國際關系”為學術起點，卻逐漸走向更廣、更深、更為基礎的哲學、曆史、宗教......且無一不極富洞見。
他在《書巢尋理》中談中國古典文學的詩與小說，論《詩經》與林黛玉，又談現代性與波德萊爾，中西對比之間，觀點推陳出新；
《歐洲文明的程序》氣魄雄渾，從古希臘一直寫到“歐洲與中國”，又在《讀史散記》中知人論世，有如手術刀般鋒利地解剖國人；
《山高水遠》既談現當代政治，又撫今追昔，洞見信手拈來；
《哲學絮語》從孟子、朱子，一路談到馬哲、康德，無不言之有物，其博學程度足令當代學者汗顔。
由于他跨領域、跨中西的研究，雖無法納入某一學科，但卻墊高了他的智慧，成為一代大家。
可以說，陳樂民诠釋了哲人精神的根本特征：以好奇心為驅動力，打破知識的藩籬，追求太史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境界。
是以，他能夠圓融無礙地自由閱讀、自由書寫，這樣的學者在專業分工越來越細化的今天，已經極為少見。
他與權力、資本始終保持距離
陳樂民先生獨具魅力的書法、字畫，延續了民國風流。然而，厭棄沽名釣譽的他，生前幾乎從未對公衆展示過，在他身後，三聯書店為其舉辦了個展，盛況幾乎空前；
“帝力于我何有哉”是他遠離權力的寫照，而懸挂于卧室中的“丹青不知老之将至，富貴于我如浮雲”，則是他對身外名的态度。
他一生“以出世的精神 做入世的事情”，心系啟蒙精神和公民社會，卻活得像都市隐者一樣。然而，當中國這艘巨輪掉頭之際，如何平衡曆史慣性與浩蕩潮流，陳樂民先生的價值，絕不止于閻連科所說的“獲得羞恥心”。
陳樂民書法作品
他的寫作是大家風範
陳樂民先生的文字風格，簡樸、從容、自然，一如他筆下的書法、字畫，是一派甯靜、天真的大家風範。
閻連科說，陳樂民的文字就像“鄉村收獲後，攤曬在闊地上的糧食一般”，渾然天成的風格，不加一絲矯飾，卻讓人充滿了收獲的喜悅。
這樣的文字，與當今流行的“網際網路表達”背道而馳，在這個閱讀快餐化的時代，必定有知音難逢的寂寞感。
......
如今，陳樂民先生離開我們已經14年，像他這樣恪守着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又具有寬廣視野和家國情懷的學者，随着他的離去，都飄然而逝了。
然而，中國這艘巨大的“郵輪，在2500年的曆史慣性中，如何既保有傳統文化的價值，又融入現代文明的潮流，依然離不開陳樂民先生的啟示，他的價值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
為此，我們誠摯推薦陳樂民先生作品集。三十多年來，陳樂民先生的作品，散見于幾十家出版社，庚子多事之秋，陳老的家人攜手東方出版社，推出了迄今最全的《陳樂民作品新編》典藏版，以飨讀者。斯人已去，他的思想與學問，仍在尋覓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