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受儒家文化熏陶，一般都具備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品格。時代遊俠精神的張揚激蕩，也能夠培育文人的另一種品格，即豪蕩使氣、狂放不羁，展現出文人獨特的魅力。
遊俠豪蕩使氣、狂放不羁自不待言，也不一定受文人的影響，但文人的豪蕩狂放的行為氣質卻總有遊俠的影子。
南北朝時期的溫子升的《白鼻騧》：“少年多好事，攬辔向西都。相逢狹斜路，駐馬詣當垆。”少年英俠好事上路，狹斜得遇同道，即入酒家放懷暢飲，顯現出少年意氣相投的慷慨豪邁。王褒意氣豪邁，多軍旅之思，如其“好勇自秦中，意氣多豪雄。少年便習戰，十四已從戎”一詩，豪邁慷慨，意境雄渾，可說是詩人自身精神氣質的外化。
唐代駱賓王《送鄭少府入遼共賦俠客遠從戎》雲：“滿月臨弓影，連星入劍端。不學燕丹客，空歌易水寒。”友人遠别自古令人黯然，但駱賓王卻沒有這兒女柔情，而是顯示出一股豪壯的氣概，壯懷自許，連曆史上的真俠客荊轲也因之遜色，雖為一介文士，卻也豪蕩狂放如此。
若論唐代文人的豪蕩使氣、狂放不羁，則不能不提李白。李白好劍術，有俠風，“少任俠，手刃數人，與友自荊徂楊路亡，權窆回棹，方暑，亡友麋潰，白收其骨，江路而舟。”也具有俠客的輕财好施，“囊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其在《俠客行》一詩中，有“十步殺一人，千裡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之句，可說是其俠性俠風的詩意展現。至于其蒙皇帝宣召便即高呼“仰天大笑出門去”，一受排擠便即高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語氣之潇灑疏狂，言行可說是極任性使氣、狂放不羁的了。
雖然尚武精神與時代氛圍密切相關，但從曆代文人對遊俠的推崇來看，遊俠的任務之氣無疑是文人尚武的重要的精神來源。
刀和劍，本為遊俠所重。文士因推崇遊俠，受其感染，也頗為愛好刀劍。如左思一介寒士，文弱書生，也有一股勇武精神勃勃欲發，不時長嘯：“雖非甲胄士，疇昔覽穰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非甲胄之士，卻有睥睨敵酋、征戰沙場之慨，已非文人之軀所能束縛。
劍是俠客的象征，雖然俠客不一定有寶劍，善劍術，但劍卻代表了俠客的文化品格，滲透了俠客的精神氣質。
陶淵明是典型的古代隐逸文士，但他的精神氣質中卻不僅僅隻有詩與酒，還有遊和劍。如其詩雲：“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撫劍行遊，一介文士也有俠客尚武之行。江淹文才之士，少年時也學劍尚武，“少年學擊劍，從師至幽州。燕趙兵馬得，唯見古時丘。”
王昌齡素以邊塞詩著稱，曆來崇尚遊俠的勇武精神，受之影響，便有“仗劍行千裡，微軀感一言”的俠氣。王維一向恬淡自适，其詩歌大多和暢宛如，但受時代遊俠風氣的感染，其詩歌也有“新豐美酒鬥十千，鹹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系馬高樓垂柳邊”的豪邁任俠之氣；杜甫的詩風穩重、沉郁，少年時也有“白刃雠不義，黃金傾有無。殺敵紅塵裡，報答在斯須”（《遣懷》）的尚武任俠的氣概，這自然也是受到時代遊俠精神的感染。
由此可見，時代和曆史傳統的遊俠精神激揚了文人的尚武精神，文人的尚武精神也彰顯了遊俠的精神氣質。尚武和遊俠，兩者在古代傳統文人的身上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