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儀女士（1912-1966），祖籍浙江紹興，生于江蘇南通。出生詩書之家，畢生從事教育事業。早年曾參加抗日救亡和革命工作，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曾任南京師範學院（今南京師範大學）黨委副書記。
李敬儀是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吳天石先生（1910-1966）的妻子，1966年8月，吳天石夫婦在席卷一切的政治運動中先後罹難。
1977年5月31日，南京師範學院為李敬儀平反昭雪，恢複名譽，并舉行了吳天石、李敬儀的骨灰安放儀式。
本文是吳天石、李敬儀之女吳小晴撰寫的回憶文章，原載“老照片”官網。值此李敬儀女士誕辰110周年之際，我們特轉載此文，以滋紀念。
我的母親李敬儀
文 | 吳小晴
來源 | 《老照片》官網
我的母親在1966年8月3日晚和我的父親同時罹難，母親當時是南京師範學院黨委副書記。我懷念母親，但對母親的一生卻不大了解。南通教育家曹文麟文集《覺未寮文彙》記有母親的家庭身世，我還接觸到了母親的自傳材料，因就了解的史事略述母親生平。
一
母親名李怡，字敬儀，生于1912年7月21日。母親的生父名李桢，字筱湖，号苦李，世籍紹興，客居江西。外公幼年喪父，苦讀成才，精于金石書畫，為吳昌碩弟子。1904年，外公應友人之邀，來南通主持翰墨林書局事，兩年後與江甯張雪琴結婚，遂安家南通。母親有姊李愉（巽儀），有弟其通、其達（李荊）及兩妹。
書局薪資微薄，外公常要賣字畫補貼家用。家庭開支拮據時，外婆會取出一點首飾要母親拿去銀樓變賣，母親年幼，往往在銀樓附近猶豫良久才鼓起勇氣進去，有時她哭着對外婆說不想去，但還是不得不去。對此母親記憶深刻，在《先母事略》一文中特别提及。
外公李苦李
母親十三歲入南通女師附小進階部讀書。她知道上學機會難得，不僅家境貧寒，還因重男輕女習俗的影響。母親說，自己能上學，是家裡想要她帶領弟弟讀書。每晚外婆都要母親帶弟弟“溫所習，偶怠，即峻責”。母親說她“每次升學的允許都經人向我父親勸說”，是以讀書尤為刻苦。
母親國小畢業後，于1927年考入南通女子師範學校。張謇于1905年創辦的南通女師，是中國近代最早的女子師範，在江北首開女子教育風氣之先。母親在女師學習非常努力，“總是想在家庭内做一個好女兒，在校内做一個好學生”。
1929年，母親家庭遭遇大變故。外公在上海治病時去世，家庭陷于生存困境，靠了朋友的幫助和書局發放的三年恤金，才暫時維持全家生活。母親姐弟也互相勉勵，幫助家庭。李巽儀是沈壽的學生，就到西亭國小教圖畫，她不幸染上了猩紅熱，回家後靠外婆照料而病愈，外婆卻又病倒。母親見外婆身體滾燙，就把外婆抱倚在自己懷裡，用身體去分散外婆的體熱，但外婆還是病逝了，此距外公去世才百日餘。外婆的喪事辦完，母親也染上了猩紅熱，為了不再傳染家人，就睡到了醫院裡，幸而挺過了這一關。此後，母親家裡隻有姐弟幾人維系支撐，生活費用要精打細算，在學習上則互相督促，更加用功。
1931年母親十九歲。這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全國範圍的抗日救亡運動波及南通，南通女師也彙入了救亡浪潮。母親在女師是師二學生、年級級長，并照例擔任女師學生自治會主席。女師學生沖破校方限制，上街遊行，宣傳抗日救亡，母親還作為女師代表參加了南通學生反日會。面對深重的民族危機，母親說她“這時才開始産生了愛國思想”。30年代的國家民族危機激發了大批知識分子的愛國思想，由愛國而走向革命，成為他們人生的必由之路。
李苦李夫人張雪晴與子女合影。左起依次為：淑儀、巽儀、其通、其達、張雪琴、敬儀
母親讀書期間深受曹文麟（勳閣）的教誨和影響。曹文麟1906年留學日本大學高等師範部，1908年回南通省親時被張謇挽留于家鄉創辦通海五屬公立中學，他與外公李苦李為摯友，在詩詞文章、金石書畫上互為知音。曹文麟膝下無子，外公将小女兒過繼給他，名曹中章。我的外公外婆離世時，母親姐弟面對家庭變故束手無策，家中一切後事辦理，甚至購置斂服等，全靠曹文麟四處奔波，家庭生計也靠他安排。曹文麟學識淵博，是南通師範名師，和顧怡生、顧贶予、徐益修并稱“通州四才子”，母親在女師讀書時經常向他請教中國古典文學的問題，他也很喜歡我母親，輔導她寫作文章詩詞，母親感覺又獲得了父愛。
1933年初，曹文麟女兒中章因肺病去世。母親對中章病逝深感悲傷，她多次看望曹文麟，期望減輕他的喪女之痛。曹文麟一向喜愛我母親的孝悌、文雅和聰慧，鄭重地托人要求母親也給他做義女，母親欣然答應，曹文麟十分高興，他撰寫《祭李苦李暨張夫人墓文》告知老友：
“公子巽儀從孫君議屬怡來侍，而怡亦極念君與我昆弟之好，且複敦古昔君子之誼，決然事我夫婦而一無所疑。我安肯負君奪君愛子，乃顯舊氏命之曰李怡，而仍其字為敬儀。”
一天，曹文麟詢問我母親是否知道我外婆的家世，母親說，家裡藏有生母張雪琴的父親張廷英（虎臣）的一些手抄文書。張廷英幼時遭逢戰亂，家人遇難，于是投身淮軍，征戰有年，積功而為軍官。曹文麟拿到這些資料，“披覽有頃，亦為悚神，戚戚者久之”，感慨之餘，動筆寫了《清遊擊銜盡先補用都司兼襲雲騎尉世職張公虎臣傳》，詳述了我母親的外公的身世。
二
1933年7月，母親在南通女師以第二名的優秀成績畢業。母親感到不僅可以告慰早逝的父母，也沒有辜負義父的期望，畢業後有了職業就能改善家庭經濟境況，“對家庭的前途又有了希望”。曹文麟賦詩《怡兒畢校業詩以慶之》：
半分可讓如求阙（兒成績列第二），
甲等非奇已勝常。
一紙文書三載績，
赍函記取閏端陽。
我借兒才門有耀，
兒如我意益舒才。
……
他把自己的文稿也托付給了我母親，希望由她來完成女兒中章編輯父親文集的遺願。
母親畢業後被南通教育局派做女子職業學校代理校長。女子職校為年長失學的女子補習文化和學習刺繡、縫紉技能，有學生七八十人，教師四人。母親對這份工作充滿了熱情，當時，為了舉辦一個展示辦學成績的展覽會，母親惟恐籌備工作考慮不周，寫信給義父求教，曹文麟以《怡兒書來謂方計慮所主職業校之展覽會甚懼其過勞也》一詩作答：
有智頻當繁劇任，正須靜氣自安神。
分工遞進尋常事，百輩憑依總攬人。
舟車千裡失歸期，熟晤雲山又憶兒。
母倘招兒相審顧，為防煩郁更防疲。
對她關懷備至。
那時，曹文麟幾乎每天都來職校看望我母親，和她談論詩詞文章；母親也在不斷接受新思想，她訂閱了《生活周刊》，崇拜鄒韬奮等人的思想言論，感到他們對腐敗政治的批判，對國民黨政府壓制抗日救亡運動的抨擊，切中時弊。
1948年，父母親和兩個孩子
母親畢業後的生活充滿了溫馨的親情和樂趣，曹文麟詩文有不少記載。《怡兒遊甯蘇滬杭以詩為别》記叙母親遊曆江南之事，描繪了绮麗的畫面：
大江本屬幼時路，今日方親江與湖。湖有文章山有畫，為弘神智辟天郛。……
《遊山雜詩》記叙母親陪同義父登臨狼山的情形：
……登山有杖或言痡，兒數殷殷為我虞。自喜而今腰腳健，還當放鶴問西湖。（登山時，怡兒屢問能行否。自去年春與兒有遊湖之約）……兒随兄弟摳衣去，掠鬓風多塔數層。雲腳四瞻天意綠，江流黃影不掀騰。（兒與巽儀、其達登塔。）……”
《元宵攜怡兒狼山觀燒》記1935年元宵節時，曹文麟偕我母親及其同學等人至狼山觀賞燈火民俗的事，生動描繪了元宵夜的景色，
……兒方邀諸姊，遠視落日紅。謂是畫境界，水波 碎紅。……圓月在天半，色澹浮于空。萬星競搖動，似與波相汎。兒輩驚所見，詩畫難形容。……
母親有才女之稱，又經曹文麟指點，詩詞文章俱佳。她留下的詩詞不多，有幾首應是當年遊曆江南時的作品：
曉起
西園古名勝，曉色撲雙眉。
露重蟬鳴澀，雲消月落遲。
荷香霏靜氣，燕影掠輕漪。
曲徑幽如許，徘徊清我思。
憶江南（三首）
歸夢斷，涼月欲沉西。古柏窗前如鬼立，老枭屋角學兒啼。此景最凄迷。（初至無錫宿古文昌閣下，中夜夢醒，聞枭聲有作）
風景地，難忘北山灣。雨外春江流一線，煙中遠岫鬥雙鬟。漁唱畫圖間。（春雨如絲，舊遊似夢，孤館兀坐，不覺神往煙霭間也）
揮手去，客路短長亭。殘月一鈎星數點，馬頭宿酒未曾醒。回首舊山青。（别李雨萍）
1949年，父母親和三個孩子
我們存有30年代母親畫的荷花扇面，并題有小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護青搖柄;水宮仙子鬥紅粧，輕步淩波踏明鏡。李怡”。
後來，母親在1962年夏作《遊善卷洞四絕句》：
群山拱護徑幽深，砥柱當門笑迎人。
白象青獅呼欲出，洞天寥廓四時春。
懸巒滴乳訝神工，石磴盤旋峭壁通。
怪道寒梅千古在，隻緣根在霧雲中。
飛瀑雙懸濺斷崖，奔流壑底震風雷。
還如月黑聞金鼓，萬馬騰骧列陣來。
船行壑底聲全寂，燈映巉崖影亦寒。
曆盡三灣方歎絕，豁然喜見碧天寬。
純為寫景，但“文革”時仍受到批判。
乙亥年（1935年）十一月初七日為外婆五十冥誕并逝世六年，母親和姨媽挈兩個弟弟設定了祭筵，母親寫了《先母事略》，載于《通通日報》，文中寫到姊妹兄弟俱已成立，“凡此皆母逝時未及豫知，偶一念及，亦為之驚且喜。然于母之生忌，甯能不念母若尚在顧兒輩之獻壽欣喜為何如耶？怡不文，何能傳吾母，然懼兩弟他日或忘母德，謹就所知者述之，顧亦未由顯母之生平于萬一也。”曹文麟也特地寫了長詩告慰其老友李苦李的夫人張雪琴。
三
1934年，經顧怡生介紹，母親和父親吳天石相識。父親在南通師範讀書時是顧怡生和曹文麟的弟子，後入無錫國學專修學校，1932年畢業回南通任崇英女中國文教員，旋即被國民黨南通縣黨部以共産黨嫌疑罪名逮捕入獄，獲保釋後由摯友李俊民介紹赴山東教書。父親在山東常有書信向顧怡生、曹文麟問安、請教，或希望老師有詩文相贈，假期回南通，都要拜見老師。母親為曹文麟義女，父親對她十分仰慕。
母親的義父曹文麟先生（1879—1951）
母親和父親相識後，思想上的進步得到了更多幫助。父親介紹了很多新書刊給母親，有《譯文》《時事類編》《婦女生活》等雜志，有《靜靜的頓河》《第四十一》《被開墾的處女地》等蘇聯文學作品。母親對閱讀蘇聯譯著有了濃厚興趣，她還閱讀魯迅的著作，對現實社會有了一定的認識，眼界也更為開闊，已“初步的注意了國家大事，展開了對革命美麗的幻想”。
母親和父親在1935年訂婚，次年農曆三月完婚，他們租賃掌印巷徐宅王氏屋安了家。這一年，父親參與顧民元、江上青等編輯出版《寫作與閱讀》的籌劃，以後也為雜志撰稿和做編委。母親結識了父親的許多朋友，同時閱讀了更多的進步書刊。西安事變發生，母親對蔣介石被扣感到高興，但又覺得蔣如果被殺，國家又要陷于戰亂。母親的這一認識是當時許多知識青年不滿于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政策的思想反映。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母親很興奮，每天都去看釋出的戰事号外，關注戰局的發展，參加抗日宣傳活動。上海失守，南通城遭日機轟炸，人們紛紛下鄉躲避，母親這時已有了孩子，于是和家人一起避難于西亭。兩個月後，日寇未攻南通，城區各校複課，母親因代理校長責任所在，又回到南通城，那時職校學生已寥寥無幾，母親一人艱難維持着校務。1938年3月17日，日寇占領南通，國民黨專署根本沒有依照承諾通知各校，事先逃走了。母親即避居于南通鄉間的陳酒店鎮超妙鄉。
父親在全面抗戰爆發後和顧民元、馬一行、李俊民、史白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接受黨的上司，開展抗日宣傳，堅持做抗戰教育。母親的弟弟李荊也參加了江北特委開辟南通的工作。母親在陳酒店鎮的家成了黨的秘密工作同志往來經過的歇足之處，母親接觸了江北特委許多同志，知道他們在從事抗戰工作，熱情照料他們的飲食起居，不怕麻煩。
母親為了離奔波于抗戰工作的父親近些，居住在陳酒店鎮有兩年多，她應當地群衆要求，負責教二十幾個國小生，使他們不緻因戰事而辍學，而且也能有些收入維持生活。l938年夏，母親有了第二個孩子，于是，除了教學，縫衣、燒飯、帶孩子等家務事都要自己做。母親在鄉間仍然閱讀了父親帶來的很多新書刊，如《西行漫記》《中國的新生》《華北前線》等，對黨有了新的認識。
1940年10月，新四軍抗日鐵流東進，消息傳到了閉塞的鄉間，母親感到很振奮，但是這段時間母親與父親的聯系已隔斷，直到有一天父親回到陳酒店鎮家中，母親才知道了黃橋戰役後蘇北的抗戰新局面，知道了父親參加接收在北興橋的舊南通縣政府，并任南通縣抗日民主政府秘書，以及又到馬塘任如臯縣抗日民主政府秘書的情形。
這時，母親身邊隻有一個不滿周歲的孩子，兩個大點的孩子已送回南通家裡交由祖母帶，就随父親去了馬塘。母親在馬塘的街上“看到槍上挂着紅布的新四軍”，看到如臯縣抗日民主政府以及從業人員“面目一新的作風，和一貫所見的國民黨不同”，感到耳目一新，非常興奮，她說，“從此我才接觸了革命”。
母親的家安置在馬塘鄉間，這一帶是遊擊根據地。1941年2月，帶在身邊的孩子患驚風症夭折，母親很悲哀，寫了悼亡詩《兒殇之次日，即夤夜避鄉》：“避兵夤夜又謀遷，遁迹扁舟亦自憐。轉幸兒能安息早，流亡鋒镝已經年。”母親因少了孩子和家務事的牽累，于是經縣長葉胥朝介紹，到縣政府秘書室擔任編審，整理資料，從這時開始，她正式參加了抗戰與革命。母親由于對父親非常摯愛，深受其影響，是以母親參加革命工作也是一直在追随着父親所走的道路。
四
在如臯縣政府，母親“親眼見到一些工作同志的艱苦廉潔的作風，再看到《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書，對抗戰的道理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對共産黨的政策作風，也加深了欽佩”。當時，母親參加了縣政府舉行的皖南事變遇難同志追悼會，她對國民黨在寇深禍急的抗戰艱難時刻背盟反共無比憤慨，對于新四軍遭受重大損失深為痛惜，母親的弟弟李荊皖南事變時在軍部教導總隊，母親非常牽挂，幸而他曆盡艱辛突圍到了蘇北（後在1946年11月魯南泥溝戰鬥中犧牲）。
1941年底，如臯縣政府駐豐利，新四軍一師師部也在這裡，母親“親眼看到師首長們艱苦堅持的精神，很受感動”。因鬥争環境緊張，根據地各級政府都在精簡，如臯縣政府奉命随師部行動，于是決定母親等懷孕女同志和幹部家屬都各找關系作掩護“埋伏”。1942年2月初，母親回到南通城，在我祖母家附近的躍龍橋國小做了代課教師，但她隻盼着生了孩子後趕快傳回根據地。直到1943年4月，父親在掘港苴鎮托了人進城來接母親，6月，母親帶着三個孩子來到苴鎮丁陳鄉。
父親這時任如臯中學校長兼文教科長，母親被安排在如臯中學教國中國文。看到根據地抗戰教育、減租減息、民兵建設熱火朝天，母親“精神上痛快極了”，但又“感到自己落伍太多”，“思想上有求進步的渴望”。教學之餘，她貪婪地閱讀各種書籍報刊，了解時事政治，特别是聽了蘇中四地委宣傳部長夏征農、蘇中區黨委組織部長周季方作的報告，很受啟發，“轉變了過去為讀書而讀書的錯誤看法，認識了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弱點和出路”。
1944年春，日僞對蘇中進行“擴充清鄉”，如臯中學北撤到了二分區東台魯竈廟，在那裡與東台中學、邱陞中學、栟茶中學等合并組建了蘇中二分區聯合中學(“二聯中”)，顧贶予任校長。母親在二聯中是獨立工作，此時父親已随夏征農赴寶應創辦新四軍蘇中公學，母親把女兒送回了南通，交由祖母照料，隻留兩個男孩在身邊，使自己能一心撲在教學上，她“在工作上自動地鑽研”，感到“在聯中各方面都很好，是鍛煉獨立工作的機會”。
這時，父親帶信給母親，要她也來蘇中公學，不久又派了人來接，9月，母親帶着兩個孩子到了寶應固晉，投入蘇中公學火熱的大熔爐中。蘇中公學是新四軍一師的幹部學校，大批幹部集中在這裡進行整風學習，母親感到，到蘇公去是把自己“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母親被配置設定在宣教科，她感到蘇公處處充滿着學習空氣，于是向組織上提出了參加在職幹部整風的要求。
經過整風學習，母親被同志們誠意幫助、誠懇批評的态度所感動，去除了在蘇公做客的心理和自甘菲薄的思想，認識到“要自覺地參加到革命裡面去，不要隻逗留在外面，革命事業就是自己的事業”。母親認真撰寫了自傳，總結了整風的收獲，提出了入黨申請，于1945年2月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抗戰勝利後，為了教育和教育訓練從南線投奔根據地和新四軍的知識青年，1945年11月，蘇中公學分校在海安丁家所鎮成立，父親任校長兼黨委書記，母親也随之調到蘇公分校，在此後的江海公學、華中公學、華中大學和蘇南公學，母親一直做圖書資料、校刊和教務工作。1952年江蘇師範學院成立，父親任院長，母親也調任江蘇師院宣教科長兼政治專修科副主任，從幹部教育崗位轉到了普通高等教育崗位。
1954年初，父親到省教育廳工作，母親調到南京師範學院，先後任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和院長辦公室主任，1956年任院黨委副書記，同時因“任中國革命史課教學好”“工作一貫積極負責”受到省委文教部表揚，後來母親和父親還以石友李為筆名編著了《中國現代革命運動故事》。1957年，母親“為有的幹部、教師說過一些客觀、公正的話，為此，在‘文革’中被加以包庇右派的罪名”。“由于她和當時馬列室的負責同志的正确掌握，我校政治教師中沒有劃一個‘右派’”。10月，母親改任教務處長，1960年後再度任院黨委副書記。
“文革”初，母親被打成“黑線”人物，但她極為看重人格和氣節，決不違心自污，而以沉默抗争，是以在遊街批鬥中殒命。1978年5月30日，在父母親骨灰安放儀式上，老省長惠浴宇當場在悼詞中加上了“悲慘遭遇，人間少有”八個字。
母親是接受了傳統文化教育，又汲取了新文化養分的知識女性，她在抗戰時期參加革命，以後一直兢兢業業從事教育工作，去世時年僅五十四歲，一生短暫、平凡。母親永遠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