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聖關羽有許多威名。其中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譬如陳壽在《三國志》中所言的那句：“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
之是以說陳壽的評述“真”，是因為關羽确實是蜀漢的肱股大将，還被後世樹立起了“武聖”的威名。而之是以這評述裡還摻雜了假，便是陳壽宣稱曹操在晚年曾因為關羽的逼近而意圖從許都遷都——至于到底為何說這便是假，看完這篇文章你或許就會找到一些答案。
一、關羽攻樊與曹操遷都
建安二十四年（219）大抵是三國時期“三足鼎立”這一評語最為貼切的一年。這年蜀漢的實力到達巅峰；東吳在向西北方向擴張的同時與蜀漢僵持；曹魏雖是三國之中實力最為強盛的存在，卻也深受蜀、吳的牽制。故而同樣發生在這一年的樊城之戰被視作決定三國今後局勢的重要轉折點。作為此戰核心人物的關羽自然受到諸多關注。
而建安二十四年（219）不僅是三國從鼎立走向曹魏獨大的轉折點，也是曹操人生中的一個重要節點——次年正月他便在洛陽辭世，這一年也就成了他部署棋局的最後一年。
因為彼時曹操、劉備和孫權三大勢力正處于微妙的平衡；關羽是樊城之戰發起方的統帥且身後頗有美名；樊城與許縣之中隻隔了宛城這一個戰略要地；也因為曹操已走近生命的最後關頭而大抵會思忖該給子孫後代留下怎樣的棋局，陳壽等人便“合乎情理”地提出曹操在面對威猛的關羽時露出了畏怯，有了急忙遷都以避其鋒芒的觀點
——可事實上，在曹操生命的最後階段，關羽于曹操而言其實根本沒有那麼重要。
二、百事不順與遷都求穩
建安二十四年（219）前後在枭雄曹操的一生中其實也算是頗為不順的一段時光：樊城之戰的不利自然是原因之一。而漢中之敗，北疆之亂，内有叛軍作亂，外有吳蜀僵持，其實各個也都是令曹操苦惱的大問題。
在樊城之戰前一年的正月，仍舊支援東漢政權而反曹操的太醫令吉本、少府耿紀和司直韋晃等人合力起兵，攻擊了時為東漢國都的許縣，并一把火燒了為曹操效力的丞相長史王必的營地。
随後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氐等發動叛亂，曹操的北部防線被撕開破口。而雖然派出了親族出身的鄢陵侯曹彰，曹操也依舊沒法就此對北方局勢放心。故而相比于紮根南方的吳蜀，曹操始終都要分出一部分精力關注更北方的邊鎮和異族。
而到了這年十月，也就是曹操已接到消息并派遣曹仁進駐樊城，預備同蜀漢在樊城開戰之時，原本忠于曹操的宛城（今河南南陽）守将侯音等人又起兵謀反。一方面，侯音等人此時作亂，自然會影響曹操專注于同吳蜀的前線；另一方面，建安二年（197），曹操曾在宛城失去了長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大将典韋等多為親信。他本人甚至也差點命喪于此。因而當時前線緊張又後院着火的曹操恐怕很難還有個平常心。
且到了樊城之戰決戰的當年年初，曹操的左膀右臂夏侯淵也在同蜀漢的作戰中意外辭世。關鍵時刻，肱骨的死不僅令曹操心痛，也令曹魏大軍軍心動搖，更令左右天下局勢的漢中落入敵人之手。
要穩内，要對外，或許還要操心精力不濟的自己該由誰來接班……縱使曹操是一位内心強于絕大多數人的政治家，他大抵也不會在關羽這一個威脅身上傾注太多心思——況且，許縣是漢獻帝的都城，和後來的曹魏可沒有那麼緊密的關系。
三、洛陽之舊與許都之輕
其實在關羽于樊城大捷期間，曹操本人作為統帥就并不在時為東漢政權之都城的許都。當年五月，在漢中失守以後，曹操親率大軍進駐長安。待關羽重創曹操大軍，即十月，曹操又領兵回到洛陽。至次年辭世，他本人數月間都一直在洛陽活動。因而于曹操本人而言，許縣失守與否首先都不會威脅到他自身的安危。
同時，許縣是漢都而非魏都的事實也決定了曹操并無因為一場樊城之戰就大費周章地從許都遷都的必要。
此前曹操脅迫漢獻帝從洛陽遷都于許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洛陽原本具備極強的象征東漢政權神聖性的意義。為了實作“挾天子以令諸侯”，為了将自己的篡權以及之後曹魏的建立合法化，曹操才會決定遷都缺少政治根基的許縣以消解洛陽的政治意義。
而經過遷都許縣後曹操的多年經營，至建安二十四年（219）的洛陽早已從政治中心淡出，許都則成為東漢政權的新象征——然而這象征又無法同曾經的洛陽并肩。是故若真是大敵目前，有效的防守遠遠好于需要長期策劃和布局的遷都。這一點，一手操縱了遷都許縣的曹操比誰都清楚。
況且事實上，陳壽忖度曹操因懼怕關羽而意圖從許都遷都的說法出現在《三國志·蜀書·歇業馬黃趙傳》之中。這一篇記載本就以關羽等蜀将為主角，作為“反派”的曹操自然很少得到正面的對待。且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陳壽也是隻字不提上述言論，更未記載曹操麾下官員的相關行動——恐怕就連陳壽自己，在以曹操反襯關羽之後都有些心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