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賭博”是一個不太能擺上台面的行為。即便是早已風靡大街小巷的娛樂活動——麻将，在道德上也常常遭遇诟病。公共話語中的麻将，常常與“玩物喪志”、“不務正業”相聯系，在城市街頭的公共空間裡扮演着一個令人既愛又恨的角色。不過，在這種文化語境的影響下，我們也可能錯失一些洞察現代文化的良機。
2021年，美國人類學家娜塔莎·道·舒爾（以下簡稱舒爾）的作品《Addiction by design》引進國内，中譯名定為《運氣的誘餌：拉斯維加斯的賭博設計與失控人生》。這本書的英譯本出版于2012年，目前，它在國内外的主要書評網站上都收獲了不錯的好評，而它聚焦的話題正是中國文化裡很少正式談論的“賭博”。
電影《雨人》劇照。
舒爾曾于1992年-2007年間長期住在美國著名的賭城拉斯維加斯，通過十餘年細緻的民族志調查，試圖解釋人與賭博機的互動如何創造了一種“迷境”般的技術成瘾體驗。在人類學作品的評價中，一本優秀的民族志通常不僅具有個案上的獨特價值，同時也與某個重要的時代問題相聯結。看似與大多數人生活無關的“賭博”，其實恰恰是這樣一個關鍵的聯結點。
正如舒爾作品的英文版标題所明示，《運氣的誘餌》并非意在專門研究機器影響下的賭博成瘾，而是借此探讨了一個被技術浸潤的現代社會中普遍的成瘾文化。如果我們浏覽最近的一些有關社交媒體、手機、電子遊戲如何讓人成瘾的文章，會發現“老虎機”、“賭博機”的比喻其實随處可見。
值得一提的是，哲學家桑德爾在中美兩國都引發了廣泛讨論的《精英的傲慢》一書中，同樣在批判“運氣平等主義者”的章節使用了“賭博機”（slot machine）一詞，用以形容現代社會的精英“程式設計”了一種文化，告知弱者“願賭服輸”。從這個角度來看，《運氣的誘餌》所關注的“賭博”，其真正價值在于提供了一種有關現代社會文化的重要隐喻。
在《生活在“成瘾”時代，我們都是獵物》一文中，我們曾從曆史的視角全面剖析了“成瘾”心理的形成與流變。在本文中，我們将具體從“技術成瘾”的角度出發，圍繞娜塔莎·道·舒爾的《運氣的誘餌》，與大家分享值得思考的相關讨論。
《運氣的誘餌》，[美] 娜塔莎·道·舒爾著，李奇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2021年12月版。
撰文｜劉亞光
現代社會的“賭博機”：
“祛魅”與“複魅”在機器上共存
拉斯維加斯一家賭場的監控視訊裡，一名賭客在賭桌前揉了揉太陽穴，向後靠了靠，然後突然暈倒在身邊的客人身上。不過，那位客人毫無反應，身邊的其他人也專注于自己眼前的籌碼和桌上的牌。随後，他滑到地闆上，發起癫痫，身體劇烈地抖動，好在賭場的醫護人員及時趕到，他才逃過一劫。
在一家專業戒賭網站上，一系列連續接龍的文章寫道：過去我整天整天坐在視訊撲克機前......像被“膠水粘住了一樣”，無法從賭博機前的座椅上離開，經常一坐就是整整10個小時，不出意外，幾乎就不去上廁所......身體根本不聽使喚，“隻有錢都用完了才會走”，走的時候又惡心得要死......
電影《離開拉斯維加斯》劇照。
以上是舒爾在田野調查中記錄的兩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她認為，現代的賭博機讓參與賭博的人們陷入了一種“機器迷境”，賭客們懸置了對時間、社會關系、金錢的感覺，徹底沉浸在賭博的活動中。而既往有關賭博的研究，過多地将讨論的重點放在了賭客們的心理分析上，而對與他們互動的機器缺乏關注。而恰恰是人和機器的互動，造就了不斷更新的這種“迷境”。
在此，舒爾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一種存在于現代社會各類型“機器”上的有趣的現象：“祛魅”與“複魅”的共存：對于機器的設計者來說，賭博機是一種“祛魅”的工具，相對于傳統的賭桌，能夠将賭客的籌碼以一種精确和“科學”的方法進行計算，更好地操縱賭博的機率。但對于參與賭博的玩家來說，機器卻完全成為了“複魅”之物,其中的獲勝機率顯得如此捉摸不定。在對賭博機“虛拟轉輪映射技術”的讨論中，舒爾指出，這種技術會創造一種“近失效應”，通過這種技術，遊戲設計者可以把超出正常比例的虛拟轉輪停止位映射到老虎機實體轉輪上緊靠獲勝圖案的空位上，這樣就能導緻每次轉動的結果中，獲勝圖案會高頻率地出現在中獎圖案附近，進而給玩家營造出“我差一點就成功”的損失感。
然而，賭博機的設計依然試圖在形式上賦予玩家以“控制感”，例如依然在數字賭博機上保留機械的轉輪機制，讓玩家“親手體驗”轉動的過程，獲得實體上的回報——盡管從本質上，這隻不過是數字技術對機械技術的一種僞裝——這個耐人尋味的過程讓玩家在機率的失控中，依然感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感，非常契合學者們對新自由主義式的現代文化的判斷：技術對人的控制已由被動的規訓轉為引導人們自我規訓。這種“祛魅”與“複魅”在機器上的結合，可以被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的那句“有意制造的不可計算性”完美地概括。
這種機器的複雜性會很自然地讓我們聯想到早已在生活中遍地開花的“氪金遊戲”——遊戲學者也将其稱為“賭博遊戲”，其重要的遊戲環節包括通過花費金錢進行機率式抽獎以提升角色競争力。在該類型的遊戲中，我們會發現遊戲商經常精心設計抽獎的環節，比如讓玩家自己轉動某個轉盤，或是模拟抽卡的過程，以創造出這種“不可控的控制感”。2018年，據遊戲媒體PG Gamer報道，瑞典、比利時等國政府都對遊戲中的氪金開箱設定進行限制，瑞典公共行政部部長更是表示會考慮将該類遊戲同樣納入賭博行為的監管之中。
電子遊戲通過“開箱”随機項目的不确定性給玩家帶來刺激感。
“無限滾動”的社交媒體，
如何成為“口袋裡的賭博機”？
在創造賭博“迷境”的過程中，賭場昏暗的燈光、封閉私密的空間設計、座椅對人體工程學的利用固然都起到了作用，但舒爾認為，人和機器的互動依然是其中的關鍵。用舒爾在書中的話來說，賭博機要做的事情，本質上就是讓一個“颠簸”的過程變得“平滑”，保證讓玩家們陷入一種接近“心流”狀态的體驗，是以任何形式的“打斷”都變得不再必要。
早在1999年，賭場就引進了一種“票進票出”（Ticket-in/Ticket out）技術，這項技術可以讓賭客實作在賭博過程中全程不用找零，進而減少了機器在換零錢過程中的“空閑時間”，這對于營造玩家的沉浸感幫助極大。2000年，一些賭場取消了賭博機中出現在兩場賭局之間的一些“次級獎勵關”，直接讓遊戲無縫進行。賭博機的設計者還考慮直接将視訊撲克中的發牌動作取消，讓牌直接彈出，不讓玩家的精力有任何的分散。此外，根據舒爾的田野筆記，許多賭客表示自己最有沉浸感的時刻，就是“自己的意願與機器的響應之間出現協同”的時刻，這也成為賭博機設計的核心之一：讓機器畫面的特效能越來越及時地回報玩家的動作。
賭場中的“票進票出”技術。
雖然舒爾的田野調查進行于十幾年前，但她指出的機器設計對“平滑”性的偏好，被哲學家韓炳哲在《透明社會》中重新論述。韓炳哲概括，這種“透明”、“平滑”、“均勻”的設計，以及讓意識能越過他者的障礙，直通目的地的願望，正貫穿我們身處的這個數字時代。在當下，最能讓人們感受到這種“平滑”感的無疑是“刷手機”。而刷手機的“刷”字則與一個數字時代極具象征意義的設計——“無限滾動”（Infinite scroll）息息相關。
《透明社會》，[德]韓炳哲著，吳瓊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10月。
“無限滾動”——通過下滑螢幕，人們能獲得源源不斷的資訊流——這一設計源自于美國著名的設計師阿薩·拉斯金（Aza Laskin），他從谷歌地圖的滾動模式中汲取靈感，本意是希望通過這類設計降低使用者的“點選”行為帶來的低效，幫助使用者更全面、及時地接觸資訊。這種設計已經廣泛存在于國内外我們能接觸到的主要社交媒體中，在Instagram，Pinterest等應用上展現得尤其明顯。2019年，拉斯金在推特中表示，自己為人們因無限滾動的設計而對手機上瘾感到内疚，并表示：“我從無限滾動中學到的一個教訓，就是優化易用性并不意味着對使用者或者人類來說最好”。
Freedom網站2022年2月的一篇專欄文章認為，“無限滾動”可能帶給人們嚴重的注意力分散，讓人在“刷”的過程裡徹底忘記原本的任務，造成生産力損失。此外，連續的滾動帶來的上瘾會導緻強迫行為、焦慮和抑郁，他人故事和圖像的不斷轟炸營造出一種“無限可能性”的錯覺，進一步加深了“緊迫感”，這些都危害着人們的心理健康。
“無限滾動”遠不隻是社交媒體緻人成瘾機制的全部，而僅僅是一個重要的代表。算法、大資料的影響同樣不可忽視。Medium網站2020年的一篇專欄文章也指出，在個性推薦算法的加持下，“無限滾動”的社交媒體猶如一台“口袋裡的賭博機”，根據心理學家斯金納的“強化理論”，算法影響下的“無限滾動”，能讓我們不斷地期待在一片空白的未知中滑出自己感興趣的内容。
随着疫情的影響持續，人們線上上活動的時間越來越長，這導緻了全球更為普遍的數字成瘾現象。《悉尼先驅晨報》2022年3月的一篇報道就指出，人們的社會聯結更多地轉向線上，也使得人們對網絡的依賴感、“斷網”的焦慮感增強。《華爾街日報》2022年的一篇專欄文章，也特别對習慣于網課的青年學生持續加深的手機依賴提出了擔憂。
《我們為什麼上瘾》，[美]邁雅·薩拉維茨著，丁将譯，理想國 | 海南出版社2021年9月。
藝術成為技術“戒瘾”的新可能？
如何掙脫以“無限滾動”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成瘾機制？Medium網站2022年的一篇文章直截了當地指出，我們應該反向思考“從颠簸到平滑”的過程，加大“滾動”的“摩擦”。《哈佛商業評論》2022年的一篇文章則認為，熟悉技術緻使人成瘾的機制也給我們提供了反抗它的武器，比如可以反向喂養算法、連續觀看多個“不相關”的視訊以打斷流暢的觀影體驗、使用各類社交媒體計時器控制自己“刷手機”的時間等。Freedom網站的另一篇文章更是提出掙脫技術成瘾的關鍵在于訓練“正念”，例如借助冥想等手段來幫助自己更好地集中注意力。同時關閉一些系統預設的設定用于限制“無限滾動”的機制——這些聽起來，确實十分的老生常談。
這些評論中給出的建議，其共性是對人們能依靠自己擺脫技術成瘾的能動性抱有極大的信心。相對于這種較為盲目樂觀的心态，一些數字藝術家提出的方案或許蘊藏着更多的可能性。心理學家瓦妮莎·巴特利特（Vanessa Bartlett）于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借由對舒爾的賭博研究分析，談論了如何通過藝術途徑幫助人們緩解技術成瘾問題。她首先提到了行為心理學家尼爾·埃亞爾在流行讀物《Hooked:How to build》（中譯本《上瘾：讓使用者養成使用習慣的四大産品邏輯》）中描述的“觸發器”：通過在數字産品界面上突出顯示未被答複的資訊，吸引使用者産生一種持續而微妙的“心理癢感”——擔心某個重要的事情會在自己的忽視中丢失。
随後，她介紹了兩位藝術家（Jonah Brucker-Cohen 和 Benjamin Grosser）于2015年創作的作品 《請不要點贊》（Please Don't Like This）。該設計在一個網頁的中心放置了一個标有“喜歡”的跳動紅色按鈕，旁邊還有着一句誘人的标題，一個不斷更新的計數器則在顯示已經經不起誘惑而點選按鈕的人數。在創作者看來，數字時代技術成瘾的特點在于其是在潛意識層面運作，而該作品試圖把這種運作過程擺到觀衆面前，讓人們意識到其存在。另兩位藝術家（Stephanie Kneissl 和 Max Lackner）于2017年創作的作品 《讓算法停下來》（Stop the Algorithm）則采用了一種應對“無限滾動”機制的更為激進的政策，他們制作了一個在Instagram中持續滾動的動态雕塑，它不斷地随機觸碰“喜歡”按鈕，徹底颠覆算法的運作形式，促使觀衆們反思“無限滾動”的設計本身并意識到其危害性。
藝術作品 《讓算法停下來》（Stop the Algorithm）。
媒介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曾在上世紀給予未來的藝術以極高的期待，認為藝術能夠成為一種精準而超前的意識，應對即将到來的新技術對我們的感覺造成的沖擊，并成為現代社會危機中人類獲得解放的手段（盡管他并非實指具體的藝術）。在此，心理學家巴特利特的建議似乎一定程度上呼應了這種期待，她認為，由于數字技術的影響深入到潛意識層面，在克服數字技術的弊端方面，能喚醒直覺的美學、藝術、設計的知識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
正如舒爾在《運氣的誘餌》中所說，玩家與賭博機的設計者之間進行的是一場人與機器不公平的博弈，把玩家帶入“機器迷境”的是賭博機背後的一整套包括技術、資本在内的社會系統。除了個體層面的政策，對系統的限制也是一種更為關鍵的對抗技術成瘾的路徑。
《華爾街日報》《時代》雜志等媒體2022年3月均報道了美國加州提出的《社交媒體平台對兒童責任法案》（Social Media Platform Duty to Children Act），其由州議會的喬丹·坎甯安巴菲·威克斯提出，矛頭對準愈加嚴重的兒童社交媒體成瘾現象。法案通過後将允許兒童的監護人因社交軟體的算法強制推送、廣告等方面起訴平台方。他們還曾提出另一項《加州數字設計适齡法案》（ California Age-Appropriate Design Code Act），用以限制社交媒體對加州兒童資料的采集。除了加州，Amy Klobuchar等參議員也提出過相關的聯邦立法。
不過，印第安納大學商法和倫理學學者艾比·斯特姆勒(Abbey Stemler)就在接受《時代》雜志采訪中表示，這些法案可能并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這條法律的限制項太模糊，無法導向具體的行動”，斯特姆勒認為，解決技術成瘾的關鍵，在于限制大公司通路和利用資料的能力。
在大陸，類似的限制措施也在加強。國家網信辦等四部門聯合釋出的《網際網路資訊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于3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明确算法推薦服務的提供方不得利用算法屏蔽資訊、過度推薦，也不得利用算法誘導未成年人沉迷網絡。
《梅爾羅斯》劇照。
技術成瘾與戒瘾，
本是“同根生”？
不過，在技術“戒瘾”的問題上，舒爾的研究再次給我們敲響了一記必要的“警鐘”：首先，在戒除“技術上瘾”的過程中利用的技術，很可能達不到理想的效果。舒爾指出，賭博業曾出于行業長期發展的考慮，為賭客們提供自我記錄賭博資料的工具，本意是希望借此能限制賭瘾的增長，然而卻是以造就了一批“精算型成瘾者”，他們通過這項技術細心記錄自己賭博的花銷，并根據詳細的損失記錄制定賭博的政策。在田野筆記中，有人反映“自己的賭瘾反而越來越大了”。
舒爾認為，這一現象的出現根植于某種現代文化的宏大背景中，強調一種“企業化”自我是這種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人們利用一系列的技術和量表，精确地對風險進行評估并制定自身的行動政策。而對于機器賭博來說，它看似讓人們逃離了日常生活，但同時如前文所述，在投身于機器賭博時，人們依然在其中演練日常生活中的那種精算的邏輯。這一邏輯同時展現在戒賭和賭博上，用技術的手段來戒瘾是以常常适得其反。
電影《賭城風雲》（Casino，1995）劇照。
在《運氣的誘餌》的末尾，舒爾引用了人類學家托馬斯·馬拉比的觀點：“賭博為變幻莫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種半限定的折射，将充滿變數的人生，凝結成了一種看起來更容易了解的形式”。從賭客們對機器的癡迷裡，能觀察到很多我們身處時代的文化特征。舒爾列舉道，賭客們選擇在“機器迷境”中懸置“選擇”，是因為如安東尼·吉登斯所說，現代社會充滿了選擇，個體必須背負通過選擇來塑造自我人生的沉重義務；賭客們選擇在“機器迷境”中懸置“社交關系”，是因為在現今的市場關系中，越來越多的人從事一種“情感勞動”，情感成為被加工、管理、消費的對象，人們已經本能地希望逃避職業外的社交活動，同時也渴望更純粹、簡單的互動，比如和機器。
而賭博機最迷人的莫過于下注與回報的“即時性”，它打破了時間的連續，讓人追求短時間内的最大收益，人們為之着迷，恰恰反襯出社會運作節奏的加速對人帶來的影響之深切。對于技術成瘾來說，在個體習慣、技術設計、宏觀政策方面的改變之外，如何從更為宏觀的社會文化的角度着力，是舒爾的研究給予我們繼續思索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