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眼中，他是聲情并茂的歌唱名家；在我心裡，他更是一位觸類旁通的才子。”作家馮骥才為《置劍梅隅·郁鈞劍格律詩詞選》作序時如此評價郁鈞劍。
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讓著名歌唱家郁鈞劍有了更多宅在家的機會，也為熱愛寫作的他提供了許多思考和創作的時間。從2020年1月開始，郁鈞劍耗時一年半，潛心完成了《郁鈞劍·民族唱法問答131例》《郁鈞劍聲樂筆記》（上下冊）《花鄉日記》《桂林拾遺》《置劍梅隅·郁鈞劍格律詩詞選》五本書(六冊)共150萬字的撰寫，并在2021年年底全部出版。他将自己多年來對藝術的思考、對生活的體察，以及詩詞書畫的才情都濃縮在了這幾本書中。
一年半時間寫出這麼多書，即便對專業作家來說也不容易，這源于郁鈞劍平日的積累和經年累月筆耕不辍的訓練。這位昔日活躍在舞台上的歌唱家并沒有将自己的視野局限在歌唱領域，而是延伸至詩詞書畫等各個方面——他從1976年開始發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多年來他筆耕不辍，至今出版了21本書，其中既有音樂專著，又有詩集、散文集，還有詩詞書畫作品集等。
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郁鈞劍表示，“我受韓美林先生的啟發，他有一次談到藝術修養時提到了‘著作等身’，我也朝着這個方向追求。”
寫“問答131例”為民族唱法鼓與呼
“現在‘原汁原味’中國民歌的演唱者越來越少了。”談起目前的中國民族聲樂現狀，郁鈞劍難掩憂慮。2021年前後，郁鈞劍曾在河北某職業藝術學校做過一次公益性歌唱講座。當他問在場的孩子們“什麼是‘原生态唱法’”的時候，竟然無一人知曉。他也曾就民歌方面的問題問過一些00後，多半的孩子都不知道什麼是民歌和民族唱法，這讓郁鈞劍大為震驚。
“沒有人敢用芭蕾舞的标準來評判我們的民族舞，也沒有人用油畫的标準來評判我們的國畫，更沒有人用哥特式、巴洛克式的建築來評判我們的古建築，甚至沒有人用燕尾服來評判我們的對襟布衫。而唯有唱歌，是用美聲唱法在評判我們的民族唱法。”對于這樣的現狀，郁鈞劍很無奈。在他看來，現在城裡頭的孩子所接受的聲樂教育，大多數是“美聲”或者“假美聲”，如今音樂學院教授的大多也都是美聲唱法。鑒于此，郁鈞劍撰寫了《郁鈞劍·民族唱法問答131例》這本書，詳細介紹了中國民族唱法的起源、發展、現狀和未來，尤其是對民族唱法和美聲唱法做了差別探讨。
“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最大的差別實際上是語言的差別，但是我們長期沒有總結這方面的内容。”郁鈞劍一語道出了民族聲樂目前的核心問題。他從歌唱的專業角度進一步解釋說，中國語言中有很多發音在國外的語言當中是沒有的，比如一些西方語言中沒有韻轍等語言狀态的字，如“金色的北京”，“如果用美聲唱法去唱這幾個字，從聲音的角度看是沒有問題的，但這就丢掉了中國語言的韻味和感覺。我們把民族唱法的魂給抽掉了，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長此以往，我們的後代就不知道民族唱法是什麼樣了。”
郁鈞劍認為，“民族唱法”的底線是唱“味道”，要講究中國字特有的咬字與行腔。在中國民歌當中，任何字和詞的色彩都是可以唱出來的，“‘花籃的花兒香’，這個‘香’，用符合中國語言習慣的民族唱法唱出來，聽衆就能感覺到那種香味。同樣，酸甜苦辣也都能唱出那種感同身受的味道。” 不光是民族唱法，如美聲唱法的殷秀梅，也非常注重中國語言的“咬字”，郁鈞劍說，“殷秀梅在《黨啊親愛的媽媽》《塞北的雪》《我愛你，中國》這幾首歌曲中對‘愛’字有着不同的處理，可謂是民族唱法借鑒美聲唱法，或者說是美聲唱法借鑒民族唱法的典範。”
在郁鈞劍看來，任何學派都要有兩條底線，一條底線是訓練體系，另一條底線是評判體系。“民族唱法的訓練體系以前有，但後來被美聲唱法颠覆掉了，評判體系就更沒有了。是以必須要厘清民族唱法和美聲唱法的差別在哪裡，我們才能找到文化自信。”
民族唱法西洋化，後果很嚴重
《說句心裡話》《小白楊》《當兵幹什麼》……從藝50餘年，郁鈞劍演繹的名曲衆多，至今仍廣為傳唱。在歌唱之外，他在詩詞書畫等方面也頗有造詣。
2016年退休後，郁鈞劍很少登台，而是專注于教學工作。他擔任中國·東盟藝術學院院長，還開設了“郁鈞劍公益教室”、“郁鈞劍民族聲樂進階研修班”等，在各種場合講課。短短五年間，培養出于海洋、張明旭等八位中國音樂最高獎“金鐘獎”民族唱法的金獎得主。
在他看來，歌唱不是一門獨立的藝術，需要不斷學習各種不同的知識，擴大自己的知識面。他也把這種理念融入到教學當中。在課堂上，郁鈞劍常常對學生們講，“歌唱的一半應該屬于文學，一名歌唱家不能隻想着聲音那點事，而是要探究歌曲的背景，以及歌詞、音樂背後傳達的深層意境。”
“高高山上一樹槐，手把欄幹望郎來，娘問女兒你望啥子？我望槐花幾時開。”在郁鈞劍看來，四川民歌《槐花幾時開》很好的展現了文學中的起承轉合。“現在我們太多歌者拿到歌就唱。而其實我們的歌唱首先是文學性的，隻有在唱歌之前把這首歌曲的背景了解透徹，對前因後果、起承轉合的心态和意境等拿捏到位，才能唱出這首歌所需要的感情。這些都是從中國文學中來的，僅從聲音考慮是不行的。”
郁鈞劍進一步拿陳曉光作詞、谷建芬作曲的歌曲《那就是我》舉例，“這首歌的頭一句是‘我思戀故鄉的小河’，這句詞看似簡單，卻飽含了詞作家對故鄉的深深眷戀，谷建芬老師認為僅用一個音不足以表達如此深厚的情感，于是在‘河’字上用了十幾個音符，實際上是一種語言的狀态，表達了一種感歎。如果用腔圓字正的方法去唱，那就唱不出其中的味道了。”
郁鈞劍認為，中國民歌中有太多瑰寶，那都是中國文化的展現，但現在唱的都少了。“《二月裡來》是冼星海寫的，冼星海是誰？《黃河大合唱》的作者；《花籃的花兒香》是馬可寫的，馬可是寫《白毛女》的；《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是呂其明寫的，呂其明是寫《紅旗頌》的。他們都是大作曲家。上世紀70年代，吳雁澤先生還在舞台上唱《二月裡來》，但現在要在舞台上唱這首歌，觀衆會笑‘怎麼唱這麼‘小’的歌？要唱氣勢磅礴的《再見吧，大别山》。’而往往這類‘小歌’能夠更好地表現出方言的味道與地域風情，這也就是民族的韻味。民族唱法西洋化了，富有民族韻味的民歌沒有人唱就沒有人寫。繼續這樣下去，民族唱法的消亡，我們這代人就能看見。”
“著作等身是我的追求”
此次一口氣寫下150萬字，除了《郁鈞劍聲樂筆記》是根據上課内容的速記整理之外，其他均是由郁鈞劍一個字一個字手寫出來的。“我不用電腦，都是手寫。”在郁鈞劍看來，手寫的字是活的，溫暖、有感情的，而電腦打出來的字是冷冰冰的。“尤其是填古詩詞，常常斟酌一個字的好壞。當我要改一個字的時候，在電腦上改了，就沒有了，再也找不回來了，手寫的字改掉之後，還能找回來。”
郁鈞劍從1976年開始發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多年來他筆耕不辍，至今出版了21本書，其中既有音樂專著，又有詩集、散文集，還有詩詞書畫作品集等。
如今，他仍保持着每天寫作的習慣。疫情期間，沒法線下上課。同學們組建了一個“歌友群”，大家每天在群裡交流。郁鈞劍每天早晨6點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寫一篇短文，發到群裡和大家交流，于是就有了厚重的《花鄉日記》。此次幾本書同步創作，郁鈞劍更是将大部分的時間都交給了寫作，每天4點起床，堅持寫作7、8個小時。這幾本書也并不是寫完一本再寫一本，而是幾本同時進行，“我寫作的時候，五本書的書稿都擺在桌子上，寫到卡殼的地方，再換一本書寫，相當于換腦子。”
談到藝術家的修養，郁鈞劍坦言自己受韓美林的啟發很大，“有一次他講到了藝術家的修養問題，就用到了‘著作等身’這個詞，我也朝這個方向追求。”
郁鈞劍不僅對自己嚴格要求，對待學生他也嚴謹負責，常反複跟學生們說，作為藝術家既要追求藝術精神，也要具備人文素質，還要有慈悲情懷。“藝術家要有一種詩化的狀态，任何時候都要有一種詩歌的狀态，這就是藝術精神。同時對待别人要有慈悲情懷，這是藝術上的知覺。沒有這樣的情懷是搞不好藝術的。”
攝影/餘世奇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田婉婷